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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一、山清水秀的红土地 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都有奔腾的江河、葱绿的原野，雄伟的高山。 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在这片沃土上辛勤劳动，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在祖国的东南部，有一条由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丘陵地带，群山起伏，绵延千里。在这起伏绵延的群山中，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毛竹，层层密密，遮天蔽日，无边无际，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树色海洋。厚厚的红壤土层上有农民种的庄稼，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宝藏。 亚热带温暖灿烂的阳光，太平洋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给人类和自然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一年四季丰沛而均衡的雨水，使大地上的万物，充满勃勃生机。 高山密林中的滴滴清泉，汇成无数条林间小溪。无数条林间小溪，沿山谷蜿蜒而下，汇成了条条水流湍急的小河。 丘陵东部的河流从福建入海，岭南的小河，汇入东江，曲曲弯弯奔向广州和香港。岭北的条条小河，汇成了两大支流，西边的一支叫章水，东边的一条叫贡水。章、贡两水相会，汇聚成奔流不息的赣江。江水交汇点上，矗立着历史悠久的宋城——赣州。 滔滔赣江水，自南向北穿越江西省全境，途经万安、泰和、吉安、樟树、丰城、南昌，进入鄱阳湖，在湖口汇入长江，再随大江东去，直入大海。 人离不开水。有了水，人类才有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才能开拓出今天如此辉煌的现代文明。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五千年灿烂的东方文明。赣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是江西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赣江流域的盆地和平原，是鱼米之乡。勤劳善良的江西人民，世世代代在田间耕耘，用劳动和汗水换取粮食和衣物。赣北的鄱阳湖，水面广阔，烟波浩淼，是长江洪水的天然调控器。这里盛产鱼虾，周边是非常适宜养殖水禽的天然场地，也是珍稀候鸟良好的天然越冬栖息地。 赣江，也是江西省境内的交通大动脉。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水路交通是我国南方地区的主要运输渠道。赣江由南往北，从赣南的山区，弯弯曲曲向赣北平原流去。按地图上的位置看，南昌在上，赣州在下。但江西人历来是以赣江的流向定上下的，南昌人去赣州叫上赣州，赣州人到南昌叫下南昌。 长年水量充沛的赣江，从赣州往北，穿越江西全境，直通长江，再与长江各支流以及京杭大运河相通，提供了通向全国各地极为便利的水运通道。大量的船舶南来北往，运送货物和旅客，为本省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赣江，成为古代江西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联系的纽带。 江西人爱唱一首歌，歌名叫《江西是个好地方》。歌中唱道：“江西是个好地方，好呀么好地方哟哎，山清水秀好风光呀！……” 歌词赞美了江西秀丽的山川，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的人民，表达了江西人民热爱家乡的自豪感。 江西，取名于唐宋时期的“江南西道”。它同江南其它地方一样，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但处于内陆，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经济基础比江南沿海地方要落后。人们描述江西地势时常说：“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由于全省山多地少，除赣江流域一带较富裕外，四周山区的经济很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也很落后。主要以务农为生的农民，在群山间的小块的红壤地中人力劳作，农作物产量很低，生活状况十分困难。 “穷则思变”，穷苦农民要革命。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四周的贫困山区成为革命火种的起燃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批的贫苦农民参加了红军，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赣南苏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中央根据地，瑞金成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短短几年间，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红旗插遍了整个赣南地区。翻身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红色政权。农民们破天荒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成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大批农民踊跃参加红军。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部队长征去了陕北。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大肆摧残革命群众，赣南的人口锐减，经济凋零。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在梅岭一带坚持斗争。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游击队下山组建了新四军，开赴前线，挺进苏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来到赣南，实行安抚政策，带来了从苏联学来的政治工作方法，在赣州地区开展“新生活运动”，赣南地区开始平静下来。 赣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赣州，地处水陆交通要冲，为江西省的南大门，有多条古道连通闽粤。小梅关，是跨接赣粤主要驿道经过的咽喉地带，至今雄关古迹犹存。 赣州，在地图上看像只向上高高竖起的大拇指，指甲尖上就是章水贡水汇合处，东西两面宋代建造的城墙，拱卫着高高矗立的八境台，又称八景台。从八境台向南看，可以看到赣州的八处著名的景点。从八境台往北看，则是滔滔大江向着远方奔腾而去。 赣州现存的城墙，全长3600米，宽5米，高7米，是江西省规模最大，全国惟一保留至今的宋代砖城。赣州城内的街道和民宅，保持宋代的风格。街道两边都是二层的土木结构房屋，楼上一层向外伸出，楼下自然连成一条行人通道，夏天可以遮太阳，下雨天可以躲雨。市区地下的下水道，还是宋代所建，至今完好，还在使用。 “赣”字是由“章”字和“贡”字合成，对应着章水和贡水汇合成了赣江，造字者真是别具匠心。至于上面还有个反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指赣州是座文化名城？还是指八境台前的文清路？无处去考证。 赣州人精明、勤劳，地方民风纯朴。特别是妇女能吃苦耐劳。你到乡间走走，就可以看到一些背上背着孩子的妇女，弯着腰在田野里劳动。 赣南人民善良，待人友好。“亲不亲，家乡人”，“老乡叫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国北方地区、西南地区大都把本地人叫“老乡”，表示友好的感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见到一位家乡人，叫上一句“老乡”，听了会感到十分亲切。在赣南地区，本地人相互称“老表”。表亲关系，显然比同乡关系更亲密一层。至于革命时期，叫一声“同志哥”，则是同志加兄弟，关系就更不一般了。 处于历代交通要道的赣州，在古代曾经是八方通衢、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还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自2200年前设赣县以来，至今留下了以宋代为主体的名胜古迹300多处。苏轼、文天祥、辛弃疾、王阳明等许多名人志士，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名胜古迹中名声远播的要数郁孤台。郁孤台位于市西的一个小山岗上，现在已被民居包围，有一条小巷相通。站在郁孤台上，向西可以看到章水和对面的水西小街，向北则可以看到八境台和赣江。当你静静地面对日夜不停悄然北去的江水时，你一定会想起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著名诗词——《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赣江，古时亦称清江。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犯，大批百姓为避兵祸，沿赣江向南迁移。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多少人在逃难路上挣扎。赣江水中溶进了百姓多少鲜血和眼泪。这首宋词，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古代，每逢战祸和天灾，就会有大量的难民或灾民，沿江南下，有的在赣南留下定居，有的翻过南岭山脉，来到广东沿海。也有的向东到达福建南部。其中，大的族群留驻下来，聚居的村落叫客家。也有一些是从广东、福建再回迁的。如今，在赣南各地还有许多围屋，保留着独特的客家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向中国大陆大举进犯，到处烧杀抢掠，中华大地炮火纷飞，中华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历史上又一场大规模的难民潮，从赣北向南，波涛汹涌，滚滚而来。 二、国恨与家仇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日寇的铁蹄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到处肆意践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犯下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中华民族遭受着深重的灾难。 1939年初，日寇向南昌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飞机在空中狂轰滥炸，大炮在地面轰鸣，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3月27日，日寇占领了南昌，接着在南昌市及周围的南昌、新建县疯狂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屠杀了数万人。公路、铁路沿线的村庄，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和火光遮天蔽日。来不及离开的农民四散奔逃。 我的老家在南昌县潭岗乡的山下村，就在南昌通往赣州的公路边上，村后就是潭岗山。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潭岗山上进行抵抗。日本鬼子先用炮火轰击，再绕道包抄冲上了山岗，将被俘的200多官兵全部杀害了。我老家的瓦房，正在公路旁。一小队鬼子兵往屋上不知浇了一些什么东西，一点火，就燃起了大火。对面的西江下村有一个人爬上大树偷偷往这边观看。日本鬼子发现了，一端枪就把他打了下来。我的一个堂兄翻过山，在田野里奔跑，被日本鬼子一枪打中肚子，肠子都出来了。天黑后，被撤退中的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救治，才活了下来。日本鬼子到处搜寻妇女，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不放过。 南昌市和附近地区的老百姓，成群结伙，扶老携幼，有的沿着通往抚州、南城的大道，有的沿着赣江边的公路，蜂拥南逃。 我的父亲带着妻子儿女，随逃难的难民流，步行千里，来到了赣南。一路上千辛万苦，饥寒交迫。有时借宿农户家，有时住在破庙里，有一顿，没一顿，尝遍人间艰辛。难民们互相帮助，农村老表也会给以接济，患难中遇到不少好人。 那时，不知是什么原因，赣南流行一种古怪的急性传染病，人一旦传染,很快就会送命。有很多人染病而亡。 现在才得知，日寇曾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不知这与当时赣南的流行病是否有关。我父亲的前妻和两个儿子都相继染病，无钱请郎中，很快就死去了，他们都长眠在赣州水东的山冈上。后来，一个女儿也给人做了童养媳。 我的母亲原来也有一个和美幸福的家，日寇轰炸南昌时，丈夫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了。一个小女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大女则一直留在身边。我母亲是小脚，走路都困难，逃难中更是艰难。在逃难赣南的艰难岁月里，我的父母亲组成了新的患难家庭。 1944年，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我来到了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 我出生后不久，日本鬼子从广东北上，打到了赣州。我父亲挑着担子，前头箩筐中坐着我，后头箩筐中放着衣食物品，我母亲牵着我姐姐，又开始仓皇逃难。慌乱的人群将我父亲冲散，结果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当天夜里我父亲冒险逃了回来。如果被日本鬼子抓住，就没命了。如果不逃回来，我们一家也就活不下去了。 我出生时，母亲年纪已大，加上家境贫穷，没有什么奶水。只得给我喂米汤，有时碰到好心的带着婴儿的大嫂，就给讨点奶吃。艰难的生活条件，恶劣的居住环境，使我得了一次重病。也许我命不该绝，终于活了下来，却免不了骨瘦如柴。 直到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们家才在赣州市章水对面的水西乡安顿下来。 我父母没有文化，也不懂什么深刻的大道理，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什么阶级教育。他们对于所受的大苦大难，只是觉得穷人命苦而已。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多的是，我们家并不算特殊。 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一辈的江西人，提到日本鬼子，无不切齿痛恨。 我出生前后的悲惨岁月，实在是不堪回首，我母亲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我父亲也是偶而说上几句。我了解到的一点点情况，是从我父亲、我外婆和其他亲戚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的。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国弱民穷，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落后就要挨打，国弱百姓就要遭殃。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中华民族欠下的累累血债，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 三、童年的梦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日寇投降的这一天。全国到处锣鼓掀天，鞭炮齐鸣，人民在尽情欢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赣北逃难来的老百姓，先后陆续返回家乡去了。我们家在南昌一无所有，就在水西乡定居下来。我的一个堂兄一家人也在赣县的和乐桥落地生根。 水西小镇在章水的西岸，隔河与赣州城相望，有一座浮桥与市区相通。水西镇很小，只有不多的几户人家。 镇中有一条小道，向西北越过一道山冈，可取近道到达通往南昌的公路，因而很是热闹。水西浮桥由许多小船并排连成，上面铺上木板，可走行人和人力小车。桥上人来人往，终日不断。当有船只通过时，则在专门设定的地方拆开几条小船，让船通过后，之后再重新连接起来。 我们家租了一位姓龙的老大爷的一间偏房，一直住到离开赣州时为止。这座房屋是一座老式平房，进门正中是一个小厅堂，左右两边是住房，我们家就住在左边的那间房里。 龙老板的房屋在水西居民区的最南端，周围是菜园，前面有一块小空地。空地上有两棵高高的柚子树。再往前就是章水河边了。河边有许多高大的榕树，树冠伸展，遮掩着河岸。沿河岸有一条小道，往北可通水西浮桥，往南则是野草丛生的荒坡。 住房厅堂的中间，安放着一架织布机。邻居自己用纺车将棉花纺成棉线，再用来织布。织布机是木料做的，织布的大娘用双脚轮流踩踏板，织布机的纱线就上下交叉换位。同时，用手拉绳子，装有纱线的硬木梭子就左右来回穿梭。织布机整天滴嗒声不断，织布大娘好像在玩游戏。 我刚学步的时候，门前的小空地是我的天然活动场所。我记得，房屋的左边菜园的篱笆上爬满了扁豆藤和丝瓜藤。鲜艳的豆蔻花，金黄色的丝瓜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好多蜜蜂在花间采蜜，来去匆匆；黄色的、白色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 房屋的右边有一个用木板搭建的简陋破旧的单人厕所，里面有一个半埋地下的大陶缸，上面搭有几块长条木板。夏日里，热气哄哄，臭味远扬，苍蝇乱飞，发出令人讨厌的嗡嗡声。简陋肮脏的居住环境，伴随着大自然中美丽的绿树、鲜花，这是当年南方农家特有的景象。 我印象中最深的要数门前那两棵柚子树了。 春天里，柚子树开花了，一朵朵白色的大花，散发出浓郁的柚子花香，好香好香啊！秋天到了，柚子熟了，大人们用长长的竹竿向上捅，一个个好大好大的柚子从空中掉下来，围观的小伙伴们高兴得又蹦又跳。 再大一点，我可以从河堤上的小路下去，下到沙滩上去玩了。清清的流水，宽阔的沙滩，这里是我童年时代嬉戏玩耍的广阔天地。那被流水洗得干干净净的沙子，夹杂着五颜六色的小石子，占据了大半个河床，好大一片。我和小伙伴们在沙滩上追逐奔跑，挖洞堆山，在沙地上栽跟斗，直到玩得个气喘吁吁，满身大汗。 那时候，章水上游还没有建水库和电站，下边也没有建拦河橡胶坝。河水潺潺，自由自在地流淌。河边常有工人在劳作。林业工人在深山里砍伐木材，一根一根地推到河里，任木材自行顺水而下，一流就是数十公里，直到我住地的河边。 工人们在我们这里的沙滩边上，将河里漂浮的木材一根一根地钩住捞起，再用好粗好粗的竹缆，层层叠叠编成好大好大的木排。工人们再将许多木排，连成一条长龙，上面搭起一个小棚，并在上面住了下来。大木头上剥落下来的树皮，扎木排时斩断的竹缆头，成了烧火做饭的好柴火，每天都有人来拣回家去。 而静静躺在沙滩上的大木排，则成为我们爬上跳下的娱乐场。 待到第二年开春，洪水来时，这条庞大的木材长龙就开航了。木排将顺流而下，漂流千里，到达南昌、九江，或更远的地方，供人们使用。 在大多数时间里，章水总是这样的平静、温顺。 当春天洪水突然来临时，却是另一番景象。 有一天，雨过天晴。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沙滩上尽情玩耍。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喊叫：“发大水了！” 我站起身来，放眼向上游方向看去。混浊的洪水夹杂着大量的泡沫，迅速吞噬着沙滩，滚滚而来。 我急急忙忙、连滚带爬向岸边奔去，河堤上传来母亲着急的叫喊声。我刚刚跑拢岸边，河水已经浸到了小腿肚子。我竭力抗拒着洪水的牵扯力，终于奋力踏上了河堤的第一个台阶。我的心嘣嘣乱跳，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向河岸上走。妈妈赶紧下来，紧紧地把我抱起。我松了口气，回头看去，章水河床已被洪水覆盖，红褐色的洪水上面漂浮着大块大块的泡沫和数不清的杂物，浩浩荡荡，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而过。这次河滩遇险，印象深刻，令我至今难忘。 章水上没有大桥，汽车要用平板大船渡江。沿章水溯流而上，离我家数百米的地方，有一个渡口，赣州通往南昌方向的汽车在这里乘渡船过江。对于幼年的我，渡口的距离实在太远，又是荒郊野径，故从来没有去过。顺流而下不远，就是水西浮桥。浮桥上车载肩挑，人来人往，整天都很热闹。我们在沙滩上玩，可以清楚地看到桥上的情况。至于对面的赣州市，知之甚少，只是父亲带我去过两三次。 我对天天在沙滩上都面对的赣州城，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秋高气爽之日，天气晴好之时，有一些大人在河岸上或沙滩上，放起大大小小的风筝。桌子面大的风筝带着长长的尾巴，扶摇直上，向对面的赣州城头飘去。大大的风筝上还带有风哨，在空中发出嗡嗡的啸叫声，越飞越远，越来越小，越过破损的城墙，到达市区的上空。望着远飞的风筝我在呆呆地想，要是我能搭上这远去的风筝，我就可以在天上清楚地看到全赣州了！ 浮桥桥头上的水西小街，只有几家店铺。我父亲租了一个只能摆下一张桌子的小店面，借钱摆了个小布摊，以此为生。我父亲七岁时在家乡给财主家放牛，十三岁时跟二伯步行千里到湖北沙市，在裁缝店学徒，后留下当雇员，与布打过多年交道。卖布兼给人做便衣，是用己所长以维持生计的好办法。 每天一大早，父亲就挑着担子，里面放着乡下农民需要的十多匹白布、青布、蓝布，还有做衣服用的剪刀、尺子、针线等物，到摊子上卖零布，也给人做旧式衣服。顾客都是乡里的穷人，布买得很少，有时没有钱还要赊账。大家都是穷苦人，没有钱的生意也要做。除了过年过节时情况稍好些外，平时的生意很清淡，日子过得很艰难。不过，比起逃难时到处流浪奔波来，生活算是安定多了。 我们家在水西的南沿，周围邻居不多，记得的只有龙老板、八姆子，其他的都记不得了。赣州人很友善，不排外、不欺生，邻居对我们很好。我们家本是厚道人家，与邻居关系一直很融洽。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条件上什么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是在家里，老师就是爸爸妈妈。我父亲没有什么文化，小时候只跟随别人上过一年私塾，后来学徒和帮工时自己自学，由于勤奋好学，天长日久也认得了不少字，也能打算盘、记帐，基本上能应付生活上的需要。父亲有空时，就教我识几个字，认几个数。时间一长，我也认得了不少字。 我母亲一个大字也不识，但她从她的母亲那里学到不少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儿歌和故事，也有一些是在赣州学到的“本地产”故事，常常讲给我听。 一到晚上，家中省油不点灯，就是讲故事的时间了。冬天天冷，早早地就缩在被窝中要妈妈讲故事。夏季的夜晚，则更是听故事的好时候。我们来到屋子外，边乘凉边听故事。天上满天星斗，周围菜地里蟋蟀在愉快地唱歌，空中不时飞过几只萤火虫，尾部一闪一闪地发光。 那些好听的故事，为我展现了一个现实以外的美好世界，使我的思想活跃起来。也有一些如“狼外婆”之类的故事和关于鬼的故事，听了以后使我很害怕。有时听着听着，就躲回屋里睡觉去了，晚上还会做噩梦。 至于儿歌，又上口，又好听，至今还记得一些。 有一首儿歌唱道：“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学打铁。打铁赚得了钱，娘哇个买饼吃，崽哇个娶老婆。娶得个老婆懒又懒，屙屎屙尿洗锅铲。锅铲洗得光又光，弄得下爸叔公吃碗汤……” 一到农历月中之夜，皓月当空，空旷的原野罩上一片薄薄的轻纱。这时我最喜欢跟着母亲念一首儿歌： “月光爷爷（yaya），保护伢伢。伢伢长大（tai），生意买卖。买卖赚钱，买鸡买肉过年。过年过得好，娶个大嫂。大嫂会当家，细嫂会挑花。日里挑个团团转，夜里挑个牡丹花……” 还记得有一首赣南当地的儿歌唱道： “蕹菜杆，开红花，哩哩啦啦喊蒽妈。蒽妈呐——，勿奈何；嫂嫂呐——，喂猪婆。啊——罗、罗、罗罗罗。” 我父亲讲的故事要更深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说，全中国的人讲话就数上海人最简单，只有七个字：“多来咪发梭拉西”。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师父叫徒弟赖希去拿一样东西，徒弟不肯。 对话如下：“来西！”“梭西拉？” “咪梭西，多来拉！”“梭咪梭西多来拉？” “来——咪梭西多来拉！”“梭咪梭西多发拉！”“来多！来多！” 翻译过来就是：“赖希！”“做什么？” “棉纱线，过来拿！”“啥棉纱线过来拿？”“蓝——棉纱线过来拿！”“啥棉纱线都勿拿。”“懒惰！懒惰！” 我父亲还会念蒋经国在赣南宣传“新生活运动”时的《新赣南家训》。我记得前面几句是：“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堂……” 平民百姓生活艰苦，可苦中也有乐。一年之中，过年过节是最热闹的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最高兴的时候。首先，每逢节日，再穷的人家也要设法弄点好吃的，这在平时是不可能有的。再就是传统的风俗，给人以一种不平常的感受。 在旧社会，公历元旦（俗称阳历年）在民间是没有什么人记得的。而农历年（现称春节）却非同小可，从腊月初八起，节日不断，一直要过到正月十五。这种习俗与我国农村农闲时间是一致的，可以做到“生产、娱乐两不误”。 大年之前很久，各家各户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有的在炒花生、瓜子、豆子，有的在做冻米糖、糯米酒，晒红薯干、香肠，还有的在编鞭炮。家家户户都储备了糯米粉、炎黄米果。春节未到，节日气氛就已经很浓了。 南方各地吃大年饭不在初一，而是除夕或前一二天，各村各姓不一样。吃年饭时，小孩子是不能乱说话的，说错了话一年的时运会不好。 家宴当然的主持人是我父亲。他先要用食指沾酒，往上一弹，这是敬天；再沾一下酒，往下一弹，这是敬地。再在桌子上划一个圆圈，表示全家圆圆稳稳，平平安安。然后，就是大家齐动手饱吃一顿的时候了。 除夕夜，吃年夜饭要放鞭炮。睡觉前也要放鞭炮，叫“关财门”，大年初一起来还要放鞭炮，叫“开财门”。一整夜，到处亮光闪闪，鞭炮声不断。一家人过年，这三挂鞭炮是不能少的，爆竹越长，响声越大，第二年的财运越好，喜事不断。 大年初一，大家早早地就起来了。首先是给爸爸妈妈叩头拜年。再随父亲到各邻居家去拜年。见了大人要作揖，见到老年长辈则要叩头，口里要说父亲教的祝福的话。回来时，口袋里已经是满满的了。虽然多是小面额钞票，但已够我买不少零食，用不少时间。 元宵节是玩龙灯的节日。在水西看不到龙灯，只是家家户户门口吊个灯笼，也给小孩子扎个小灯笼，里面点上蜡烛，玩起来也够有意思的。我记得玩过的是兔子灯，高高兴兴地用绳子拉着它到处走，小心翼翼，怕翻倒了会着火。 端午节很隆重，要吃粽子，划龙船。赣州三面环水，春夏之交又是河水水量最大的时候，为龙船比赛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良好条件。 水西乡龙船队划的是一条青龙。节前很早，打造好的龙船，就底朝天停放在我家门口的空地上，漆桐油，晾晒，画花，上色。我天天围着龙船转，不时地用手摸一摸。等节前开始训练时，将龙船翻过来，再插上龙头龙尾，好多人抬着送下河去。以后，每天从河面上都会传来龙船队训练的时紧时缓的锣鼓声。 龙舟比赛地点选在水流更急、水面更大的水东，我是看不到的。有一年龙船比赛结束，水西队赢了，不知得了个第几名，带回来的奖品是一大坛水酒。龙船队员们和老表们，你一碗我一碗地在河岸上喝得好开心。 不久到了农历七月十五，这是鬼节。人要过节，鬼当然也要过节。 家家户户用“钱纸”折成一个个金银元宝和长条铜钱，装在纸包袱中，上面写上某位去世了的前辈收，就像邮寄的包裹一样。到了晚上，堆成一大堆，点起熊熊烈火，火光照得人们满脸通红。纸灰在空中飞舞，好像真有亡灵来领取。大人们表情严肃，默默哀悼已经远去的亲人。然后，一阵噼哩啪啦的爆竹声将大家唤醒。 过后，我父亲挎着篮子，里面装着纸钱，手上拿着几张点着火，向野外走去，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等手上的纸快烧完时放到地下，又用几张纸引燃，继续前行。边走边喊各种野鬼的名称，请他们来拿钱用。 俗话说：“远怕水，近怕鬼。” 我们生活在郊外，到处有孤坟野鬼，不仅要和邻居相处好，也要和周围的“阴间人士”相处好，以保太平。 这时，可以看到远远近近，都有人在烧纸，到处是点点火光，也有人和我们一样在田埂上边走边烧。风吹着纸灰飞舞，我父亲说那是鬼在抢钱呢。我紧紧地跟着父亲，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在野地里转了一大圈，我们往家里走去，快到家门口时，我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中秋节是家庭团圆的节日。月亮出来前，饭菜做好了，摆在桌上抬到户外。再摆上月饼、柚子。 “近水楼台先得月”，待河边的人家爆竹声响起，我们也开始点鞭炮。这时，一轮明月，从赣州城头缓缓升起，清晖万里，光照九州。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开始吃团圆饭。吃完饭就开始分月饼，剖柚子。一个大的生糖月饼，按全家人数均分，每人一块。这种生糖月饼很便宜，可硬得像石板，现在没人吃，已淘汰了，可那时候我们吃得可香了。 家宴过后，我们一大群小孩子，结伙到沙滩上去玩。 一轮皎洁的月亮，照在宽阔的银色沙滩上，使我们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个大一点的孩子，从上端扶着一根竖立的长木棍，我们一大群小伙伴则扶着棍子，低着头，围着棍子快速转圈圈。我们一边转，一边唱“磨里磨里冬冬，不吃豆腐不吃葱”，直到一个个晕头转向，摔倒在沙滩上。 童年的日子，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然而，家境贫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我们。全家人靠我父亲这点没有保障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是很艰难的，只是我年幼，体会不到大人持家的艰辛罢了。我妹妹的出生，给家里增加了活力，同时也增加了生活的负担。 我母亲承担了繁重的家务，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维持生活。我母亲平时很少说话，为人和善，一辈子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遇事忍让，宁愿吃亏，从不与人计较。 我姐姐帮助料理家务外，还要拾柴、干活，补贴家用。秋后，农民地里的花生、豆子收完了。姐姐就到地里去捡豆子，盘花生。费的功夫很大，但总有一些收获。我姐姐对我很好，经常带我去玩。不过在家里受了气，也会在外面打我的屁股。当我哭起来时，又赶忙给我摸，好话安抚我不要哭。要知道，我是家中的宝贝，我哭着回去，会有她好受的吗？ 尽管父母的呵护关爱，使我们处于温暖的家庭环境之中。生活的贫苦，对我们的伤害仍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得了病无钱治。我和妹妹在夏天都长了一身的疮疖，无钱治就这么让它发展，直到“熟”了流脓溃烂。以至于我头上、身上留下了几处疮疤，成为永久的纪念。这些痕迹不但损害了我的形象，而且给我的心灵也带来了长期严重的创伤。然而，我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的父母，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生活得很艰难，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四、名字的故事 中国人的姓名是有讲究的，每位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时都要郑重考虑，都要赋予其特定的含义。 按照传统的取名方式，一般人的姓名有三个汉字：第一个为姓，第二个是辈份，第三个才是属于个人的名。 宋朝时，中国编了本《百家姓》，收集了数百个姓氏，打头的当然是当朝皇帝的赵姓。“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朗朗上口的《百家姓》，成为旧时学子必读的课本。今天有人统计，中国的姓氏已经有一万多了。 姓，是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自己不能随意选择。这是家庭父系血缘关系的标识，无褒贬含义之分。 小时候，我听父亲说过，我们傅姓人家是从北方迁移来南方的，具体的族裔分支情况，家乡的祖谱中有详细的记载。在历代祖宗中，最显赫的要数始祖傅说，他在商朝时担任过宰相。前几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条新闻：山西省平陆县圣人涧在建“傅相祠”文物旅游区。据文章介绍，傅说，为古虞国人，因在制服洪灾中，创造“版筑”技术，被殷商王武丁举为宰相，历代被尊为“圣人”。他创造的版筑技术，至今仍被西北、华北地区民间筑墙及华东地区筑土楼所沿用。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第三次汉字简化方案中，把“傅”、“副”、“付”三个字都简化成了“付”字。这样，“付傅副科长一百元”就成了“付付付科长一百元”。其他被简化后造成混乱的姓氏还有许多，如“萧”简成“肖”，“蓝”简成“兰”，等等。至于文字简化后造成词意混淆的事物有很多很多，例如“圆蛋”就变成了“元旦”。 显然，这种不是以精简笔划为主要目的，而是以精简汉字数目为主要目标的方案，是不合适、行不通的，故公布试行三个月后就宣布取消了。然而，其影响已经扩散开来，很难扭转，我们姓“傅”的公民深受其苦。我的身份证上姓“傅”，我孩子的身份证上姓“付”。别人给我们来信、汇款，或给我们办理登记等各种事务时，有的写“傅”，有的写“付”。这使我们与银行、邮政等许多部门打交道时遇到了很多的麻烦，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有一位杂志社主编告诉我，“付”是另外一个姓，北方有这个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不能混用了。我查了查最新出版的《新华辞典》（修订本），上面仍然写着“付”是姓，并且没有注明是“傅”姓的简写。我后来曾向国务院信访局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可没有什么作用。 姓名的第二个字是字辈（字辈也有放在第三个字位置的）。这是由若干代之前的先人定下的字派顺序。我们家族的字辈共有40个字。我是“荣”字辈，前后相连的有“彬煌载钜洪，梁荣培鉴浩，植烈应钦洵”等。经了解，我们老家是元末明初时从丰城迁来的，字派与丰城傅氏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平时注意看报刊上的姓名，说不定还真能找到几个“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远亲呢。关于字辈的规定，现在是越来越少有人遵循了。离开祖籍地已久的人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现代中国人的名字有双名，有单名，人们在取名字的时候费的功夫是很大的。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取名者的深层次的考虑，寄托了对未来的期望。取名“忠”“勇”“志”“国”之类者，表示将来报国的志向；取名“文”“武”“斌”“才”之类者，表示将来能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取名“龙”“虎”“坚”“强”之类者，表示未来能勇猛刚强。女孩子的名字则多为“秀”“美”“艳”“丽”，“菊”“梅”“花”“香”，表示美好的意思。 取名字的字义内容，与取名者的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素养高者，取名多有典故，含义深刻，常用一些非常用字，使很多人认不得。而文化程度不高者，取名就比较简单，有时甚至是很马虎。当然，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为了慎重起见，请文化程度高的人帮忙取名，也能取个雅名。 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取名习惯。江西地区喜欢用“生”“根”“发”“财”等字眼。一般百姓家，取名前都要算一下“八字”，“金木水火土”，看看命中缺什么，取名时就补什么。所以，在江西地区，你会发现有很多叫“金根”“木生”“火根”“水生”等名字的人，就是这个道理。 旧习惯生孩子要多，谓之“人丁兴旺”，并且生男生女也要“品种齐全”。家中孩子全是女的，渴望要男孩的家长，就会给女儿取名“招娣”、“九弟”；家中孩子全是男的，想要女孩的家长就会给男孩取个女孩名。 旧社会里，穷人家孩子生得多，活下来的少。民间流行“名贱命大”的观念。故在江西地区你可以听到各种不雅的名字，如“贱狗”、“蝉头（傻瓜）”、“尿妹”、“戆根”等等。给孩子取这种名字的家长，是为了孩子容易养大，并不是对孩子辱骂。但现在保留这种名字的人，心中肯定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每个人一般都有大名和小名。小名是家中叫的名字，比较随便。大名是上学时，或登记户口时正式取的名字，较文雅。有些文化程度低，又不愿费神的家庭，就把小名转成了大名。老师或民警在登记名字时，常常会帮他们稍作改动，如“贱狗”改成为“贱苟”等。 我父亲对取名字这件事是非常看重的。我们的名字表达了父母内心的期望，也是我们坎坷经历的记载。 我的祖父叫洪信，生于1855年。祖母叫张氏，古代女人是没有大名的。他们生有三个男孩，我父亲排行老三，按荣华富贵的顺序取名叫“梁富”。我父亲在湖北学徒、做工，千辛万苦，哪里能富？平安就是福，后来就自己改成了“良福”。日本鬼子一来，家破人亡，穷困潦倒。新家的建立，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故又改名为“良复”，一直沿用下来。我母亲叫“徐红秀”，是家中的长女，外婆家给她取的名字，表达了对她的珍爱。可是在旧社会里，这个喜庆的名字却印上了令人痛苦的血痕。 我父亲给我取名叫“荣楷”，表达了父母要我未来做人行为要端正，要做好人的意愿。我牢记父母的期望，一生中严格要求自己，忠诚老实做人。 俗话说，人生有四件大乐事：“久旱逢甘雨，晚年得贵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的出生，给我们家带来了希望和欢乐，父母亲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宝生”。可是，穷人家的宝贝也免不了要受苦。我瘦弱的身体，多次处于危险的边缘。后来，家中就叫我“保生”，希望我能活下来。音未改，含义却变了。这个小名一直延用到今天。 我妹妹取了个小名叫“乡下婆子”，简称“婆子”，实在不雅，也许是为了“名贱命大”吧。现在我妹妹年纪大了，真是个“婆婆”了，可年轻的时候叫这个小名实在不好听，故我一直叫其大名，从不叫小名。不过，我妹妹是一个工人，生活在最基层，她自己对别人叫她“婆子”并不在意。后来登记户口时，给她取了个大名，叫“东方”，表达我们家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上初中时，老师给她改成了“东芳”，说“东方”不是女孩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老师只得又改了回来。 我姐姐的名字叫“水英”，她命中是否缺水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她跟水确实有点缘份。她小时候生活在“章水”河畔的“水西”，在南昌时在“潮王洲”、“新溪桥”派出所工作，到天津后在水利部门工作，住的地方是“天津”、“河”西区、大“沽”南路，她的丈夫是武汉大学“水利系”毕业的水利专家，一直在我国沿海从事“港口”建设工作。这些都与“水”字有缘。当然，这些都只是巧合而已。 五、解放军来了！ 1949年的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跨过长江，向江南各地迅速推进。 我们家屋后山地远处，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有一天，我看见父亲急急忙忙跑到屋子后面去，我也就悄悄地跟着到屋后的坡地上去张望。 远处天空中有一架飞机在盘旋，偶尔可闻到断断续续的枪炮声。忽然，那架飞机向我们这边飞来。我父亲急忙跑到一棵小树下，脱下白褂子，放到地下坐在上面。同时向我挥手示意，要我脱掉白衣服。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到父亲那焦急的样子，也就赶紧照着做了。飞机没有飞过来，转了几圈就飞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水西小道上来了一小批、一小批的队伍，带着枪支弹药，背着背包和长条形的米袋，急速向水西浮桥开进。行路的老表们急忙站到两边，让开大路。知道情况的老表说：“快让开，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 原来，解放军昨天晚上就已经进了城，这些都是后续队伍。 解放大军分散住在各处。我们屋子的小厅堂里住了十来个人。他们在地上铺上稻草，一起打地铺。自己做饭，不打扰我们。他们常常围着坐在一起高声齐唱“打老蒋”、“打到广东去”等歌曲，我们小朋友们在一旁看热闹。战士们胸前佩带着白底黑字的符号，讲我们听不太懂的话。他们个个和蔼可亲。有的战士还叫我过去，抱起我，给我空子弹壳玩。 一天中午，国民党的飞机飞来了。这些战士迅速分散，躲藏在树下和屋角，都举枪对着空中。柚子树下架起了一挺机枪。这是一架侦察飞机，在头上嗡嗡叫着转了很久，最后飞走了。解放军战士紧张地对天空警戒，没有开枪射击。 过了几天，解放军就突然悄悄地开走了。大军直下广东，追击溃退的国民党部队去了。水西一带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后来才知道，我姐姐找了解放军的负责同志，请求参军，要跟随队伍下广东。解放军来征求家长意见，父母亲没有同意，结果没有去成。我姐姐一心一意要参军，后来自己一人回到了南昌，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这支部队后来转为南昌市公安局人民警察部队。我姐姐在南昌市公安局工作，先在电话总机室当电话接线员，后来先后在潮王洲派出所、新溪桥派出所工作过，直到1957年调往天津为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老区人民唱起欢乐的歌声，欢庆人民的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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