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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日本人“杂种文化”的盛行，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日本国民心态，我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特点，今天我们就从历史考古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最大程度从已确证可信的研究资料出发，探讨日本人种在起源与汇流上的“杂种性”。 同样在最开始，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我们要明确这里的“杂种”一词，与中文环境中的固有含义存在很大不同，并不包含任何侮辱或褒贬，是中性表述。 我们今天的文章以日本五大媒体（读卖、朝日、每日、日经、中日）之一的日经新闻网在2015年刊登的日本知名学者村山宏的文章《日本人就是中国人？》开始。 在这篇文章中，村山宏从语言语法、文化习俗、DNA研究等不同角度探讨了日本人的起源及其与中国人的关系，最后在文章的结尾给出了结论：
在中国，关于中国人与日本人起源关系的最知名故事，莫过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传言徐福在秦始皇时带数千童男童女，试图去到传说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仙居住的仙山，为始皇帝寻找不老神药，此后抵达并留在了日本，数千童男女繁衍生息成为今天的日本。 其实不止在中国，这个传说在日本同样流传甚广，在今天依然有相当多的日本人自认为是“徐福后世子孙”，这些人最为著名的要数自1994年担任日本首相的羽田孜。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徐福的这些故事只是传说，远不能当做信史。 与此同时，我们也阐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徐福东渡”的故事与日本人的起源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尤其是在《淮南衡山列传》对徐福东渡的故事有了一整段的表述，并记载：
而司马迁在这两处所提及的徐福故事，也只是来自于据传是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刘邦亲孙）的谋士伍被（据传是伍子胥后代）所言，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徐福与伍被的身份皆为方士，是同行且生卒年代间隔很短） 历史研究上奉行“孤证不立”，无论是司马迁的说法以及司马迁说法的来源伍被，都是孤立的，缺乏佐证，说服力有缺陷。 在《史记》之后，徐福东渡的观点开始被广泛引用，并开始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扩展，《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提及徐福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平原广泽”具体是哪里，众说纷纭。实际上，直到我国的大唐一朝，随着中日交流达到顶峰，越来越多人也更愿意相信，《史记》中徐福航海所到的“平原广泽”最有可能是日本，自此“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才算是正是确立。 唐朝李白在《古风》就将徐福的最终地设定为日本。到了北宋，欧阳修在其《日本刀歌》中对故事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进行了艺术加工，不仅明确认为徐福的目的地是日本，而且带去了大量的先秦典籍，继而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很多中原的先秦典籍在中国无存，却在日本得到保留。这样生动丰富的故事性，也寄托和满足了人们对先秦古籍的无限悲叹，也因此使徐福东渡日本的说法更加深入人心。 但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典籍，并没有任何一本是日本有而中国无，全是中国现存典籍输送给日本的。甚至从这一方面来说，笔者行文至此，都更愿意相信，徐福带着被秦始皇焚掉的珍贵古籍去了日本，可这也只是美好愿望，并非事实。 与此同时，从日本方面来看，成书于约公元712年（唐中期，杜甫此年出生）的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以及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中，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徐福的记载，这也说明至少在唐中期之前，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还只是在中国处于形成和完善的阶段，还并未传入日本。 实际上直到公元1339年，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日本南北朝时期（此时的中国已进入蒙元统治的中后期），南朝公卿大臣北田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中，才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提及了徐福的故事，而且明显的是，《神皇正统记》对徐福的记述是完全搬运了欧阳修在《日本刀歌》的故事，并进行了自己的加工，称“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这显然也毫无根据。 而且，直到1982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才偶然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赣榆县发现关于徐福故居的证据，并逐渐在1990年代通过各种手段证明徐福是真实人物。 通过以上这些，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徐福与日本人的起源可以说毫无关系。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徐福的故事梗概在历史上是基本可信的，但其中的很多细节则是在《史记》基础上，一代代的加工和附会，进而扩展成完整的故事套路。 与此同时，在古代中国与日本持续数千年的文化交流中，徐福的故事不仅被带到了日本，而且对日本人来说，这样的故事极为受用。毕竟对那个当时极其仰慕中华文明的苦寒岛国而言，如果有一个秦代的中华祖先，显然是一件增加名望、脸上贴金的故事。正如同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一样：李唐王朝认老子李耳为祖先， “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刘皇叔自称刘邦的后裔，乞丐皇帝朱元璋也一度想拜理学大家朱熹做祖先，最后怕打脸还是取消了念头，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日本人显然也不例外。  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 至此，我们通过中国与日本在历史记载上的证据，应该基本可以说明，徐福和那些童男女真的不是日本人的祖先，甚至徐福到过日本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至少史学界对此是丝毫不会当真的。 但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徐福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影响力也几乎不存在呢？事实恰恰相反：
首先，徐福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非常之高，甚至一身兼任日本“三神”。 古代日本人是真的相信：徐福真的来了。 不仅来了，还不回去了。他们认为徐福定居日本后开始向日本土著民族广泛传播各种农耕知识、捕鱼方法以及锻冶、制盐等日本完全不曾出现过的最新技术，还认为徐福也传授给了日本人秦朝先进医疗技术，使日本社会发展受益匪浅。因此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奉为古代日本的“司农耕神”、“医药神”和“航海之神”。不仅如此，徐福在日本皇室也颇受尊重，历代天皇都会用最高规格祭礼祭祀徐福。  日本的徐福公园 其次，徐福在当代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广泛。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日本的秦姓和我》介绍他认为自己是徐福后裔的故事，现将其原文部分摘录：
 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本姓秦 从这位前首相的很多故事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是非常确信他的祖先是来自中国的（而这一点我们会在下篇文章作为证据使用）。但几乎不可能证明会跟徐福有关系。实际上，当前关于徐福的真实历史资料，可以说近乎为零。我们前面提到1982年的连云港赣榆的徐福故居，也是充满了数不尽的争议，同样号称是徐福故乡的还有山东龙口、江苏徐州，以及浙江宁波的徐福村，这里的村民皆姓徐，自称徐福后裔，不仅有徐福纪念馆、徐福宾馆、徐福公园、徐福庙，还有所谓徐福东渡的出发地点——达蓬山。当然，自认是徐福出发地点的还有山东蓬莱，而且知名度更高。 如果说在中国的徐福出发点有争议，那在日本的徐福抵达地点就可以用“蔚为壮观”来形容了。根据统计，在日本号称是徐福登陆地点的地方多达二十八处，而且几乎每一处都建有一系列的登陆纪念设施。其中较为知名应当是纪州熊野的新宫（今和歌山县新宫市），每年11月28日都是当地祭祀徐福的日子。 此外还有青森县的小泊村，传说孝灵天皇72年(公元前210年)，徐福在此地海岸登陆，此地的神社曾经长期供奉徐福木制雕像，并在2002年更换为全新的巨石雕像，为此还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青森县小泊村的徐福石像 此外比较知名的登陆点还有佐贺县、诸富町等地，而且也都有各种的纪念措施，甚至出现各种诸如“浮杯”（徐福登陆前的水深测量工具）、“齐鱼”（徐福从中国带来鱼种）的故事，以增加可信度。 然而，要说关于徐福在日本最多的设施，恐怕要算徐福墓了，据说在日本现存的徐福墓超过100处。但这些墓葬数量之多，反而徒增了徐福到过日本的可疑性，而且这些徐福墓葬出现的年代也都很晚。  日本徐福公园内的徐福墓 在墓葬存量这方面，徐福可以说在日本遇到了中国同乡，据说在日本墓葬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徐福，另一个是——杨贵妃。没错，就是唐玄宗的杨贵妃，传言大唐安史之乱中，马嵬坡兵变后，杨贵妃并没有死，而且渡海到了日本，甚至有传言绘声绘色的讲述其在日本生子隐居的故事。是不是足够荒诞？实际上徐福的故事与杨贵妃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套路。古代历史名人如果莫名失踪，那八成是去了日本，没错，靖难之役后的建文帝也去了，郑和下西洋怕是南辕北辙，不是下西洋，而是上东洋。 当然，这些都是一通胡扯。 其实还有更扯的，比如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徐福不仅来到日本，还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例如《神武天皇开国考》和《徐福与日本》就煞有介事的介绍了这些事迹。 更更扯的是认为，徐福不是去了日本，是误打误撞到了美洲，例如民国时期前暨南大学及辅仁大学教授卫聚贤就在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列出了一系列所谓的证据。 当然，提及这些的目的在于说明古代关于徐福的记载实际上就只有司马迁“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尚可以称得上可信，其后的故事，真就是“开局一张图，结局全靠编”。 原计划一篇文章完成这个话题，但行文至此只说明了徐福的故事。为保证自媒体文章的易读性，不宜字数过多，将文章拆分为两部分。 在下一部分中，会从日本古早人类：绳纹人、弥生人、渡来人的历史以及日本岛曾经存在的大陆桥迁徙路线，日本人DNA图谱中Y染色体中的D型染色体的构成等方面，阐述中国古早人类对日本人种起源的贡献，当然这些发生的年代要比徐福东渡早得多得多。 下篇已完成，链接进入从“杂种性”看日本人的起源，其祖先与中国有多大的关系？（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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