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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衰败的加速剂 繻葛之战是发生在周天子与诸候之间的一场战争，就其性质来讲，是属国对宗主的冒犯，属大不敬行为。然而，在东周开始的春秋时期，周朝权势衰落严重，臣属诸侯国不朝贡周朝，也或对周天子言语不敬进或礼节上的不尊，已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只是还都披着一层可随时戳穿的翻脸不认人的窗户纸罢了。繻葛之战就是戳穿这层窗户纸的典型例子。 郑国于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才分封建国，首任国君是周宣王之弟姬友，都城在棫林（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管辖地域为周朝首都镐京附近。从郑国被封之初的国君和地域来看，周朝是将郑国看作心腹之国来经营的。公元前774年，郑桓公看到了周朝统治者的腐败至极，筹划将郑国迁于河南，建都于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主要版图位于今河南郑州一带，先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前迁至成周附近。至平王东迁时，郑国又与秦、卫、晋三国一起，护卫平王东迁至成周，郑国为周王朝东迁作出了重要贡献。东迁之后，由于晋国不久分裂为翼（晋）和曲沃两部分、内战频仍，秦国当时还只是“子”辈小国，所以周王室不得不依靠郑国。周幽王时，郑桓公为周朝司徒，郑武公、郑庄公先后为周王朝的卿士，掌握着周朝的执政大权，权势越发强大，直接威胁周王朝的统治。 周平王东迁洛阳后，仍然没有能够阻止周朝衰败的颓势，除了名义上是周天子之外，其实力也仅相当于一个诸侯而已，权力和威信江河日下。郑国与周朝，这一消一涨情势的发展，使得周天子空有身份上的高贵，却没有保持其尊的实力，故而穷尽办法改变现状，极力想归塑周礼的本原。而以郑国为代表的各诸侯国，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来之不易的现状，也想方设法从周朝本身寻找口实，极力想突破周礼的制约，把实力转化为身份上的戳升和行动上的自由。相互间自然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发酵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战争。 矛盾的大致发展过程是：①周平王时，欲分郑庄公权力给虢公忌父，郑庄公由此怨恨周平王，周朝与郑国之间的裂隙由此产生，成为矛盾激发的源头。此后，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这是周王朝忍辱负重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②周桓王继位后，欲将朝政大权交予虢公林父，郑庄公一气之下，派兵夺取王室温(今河南省温县)之麦及成周之禾，致使周郑矛盾更加尖锐。③前715年，周桓公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又于前707年，免去郑庄公左卿士职务。鉴此，郑庄公遂拒绝朝觐周桓王。 矛盾就这样一步步激化，最终造成双方剑拔弩张。前707年，周桓王不能容忍郑庄公的无礼，亲率周军及陈、蔡、虢、卫四个诸侯国的军队，讨伐郑国。双方在繻葛相遇，繻葛之战由此爆发。 关于繻葛之战，记载最权威和全面的当属《史记》和《左传》，其中： 《史记·三十世家·郑世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聸射中王臂。祝聸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左传·桓公·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kuài)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①战争的发起者是周桓公，郑庄公虽则骄横，但始终没有主动挑起战争，似乎是有意激怒周桓王，从而迫使其主动发动战事，不会让自己刻上“犯上”的骂名，相反会羸得师出有名的主动地位。 ②两军同为“左、中、右”三军布势。其中，周朝军队：周桓王为中军，统领周朝军队；虢公林父为右军，统领蔡、卫援军；周公黑肩为左军，统领陈之援军。郑国军队：郑庄公为中军，原繁、高渠弥辅公；曼伯为右军、祭仲足为左军。虽然同为三军布势，但郑国战前是做了情报侦察的，认为陈国国内混乱，将士无心恋战，战斗力必然不强，一冲即溃是可能的；蔡、卫两国本身支援周朝的意志就不坚定，在陈败退时必然也会如鸟兽散。据此，郑国的三军布势是针对上述特点，采取以强击弱的布势展开的，这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根本前提。 ③郑国将领总结以往战争经验，积极适应战场发展新要求，发明了“鱼丽阵”法。此阵法的核心要意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指的是战车配置在前、步卒分散配置在战车左、右、后方，使步、战相互掩护，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实现了从只重视战车向重视步、车协同新战斗队形的转变。此种阵法，较好地解决了以往采取“前卒后车”战斗队形，在前锋步卒被击破时，后续战车将失去掩护的弊端。这也是郑国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相反周王朝，大概也有70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实际参与过战争了，更别说创新战法之类的了。 ④郑庄公很具战略视野，在取得大胜之后，不是穷追不舍置周桓王于死地，也不是安营扎寨以夺周王朝土地为目的，而是认为“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于是周桓王“夜令祭仲问王疾”“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这典型的打一巴掌给个枣的做法，既在面上维护了周礼的形式，避免其他诸侯国群起而攻之；又大大增强了郑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和遇事的发言权，这是最实惠的收获。 繻葛之战，郑国大胜，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①干大事者要有宽阔的胸襟。郑庄公在周王朝渐次衰落的进程中，没有操之过急、意气用事，而是采取隐忍克制的态度处理与周王朝及其他诸侯国的关系，即便是动怒出兵，也只是象征性地夺取温地和成周周边的部分庄稼而已。据此，为自己羸得不断发展实力的时间和空间。 ②知己知彼者方能百战不殆。郑庄公在战前，已对陈、蔡、卫等国国内形势和军队情况进行了考察，得出陈乱，蔡、卫弱小的现实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排兵布阵和使人用人，达到了以已之长克敌之短的目标。 ③开拓创新是求胜的必由之路。针对以往作战“前车后卒”的弊端，郑庄公采纳了郑子元意见，运用“鱼丽之阵”之法，主次分明、梯次攻击，具有灵活高效的优点，为一举冲破周桓王军队阵势奠定了基础。 ④战略上的清醒是战术胜利的前提。郑庄公始终保持战略上的高度清醒，认识到郑国是第一个与周朝硬硑硬的诸侯国，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君主，这一仗存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取得胜利后，他并没有因此而赶尽杀绝，而是以属国的身份派使慰问周天子，使得其胜利的果实得以保全下来。 相反，周王室则接连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犯错，最终酿成败局。在战略方面，面对野心勃勃的郑国，周王室一开始没有未雨绸缪，及时遏制郑国势力的崛起，在郑国崛起后又轻率开战，可谓进退失据。在外交方面，周王室未能成功笼络实力较强的诸侯以制衡郑国，其联合的卫国新败于郑国，国力受损；陈国政局动荡，军无战心；蔡国实力弱小，于事无补。在战术方面，与郑国军队相比，东周联军战术与阵型呆板、僵化，不能灵活变通。所以，即使东周联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也难以挽回败局。 繻葛之战，发生在春秋之初的第一阶段，由于参战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其结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①周郑繻葛之战是周桓王先声发起，本想借此次战争制服郑国，恢复周王室的权威。但由于周王朝力不从心，使结果适得其反，周王从此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一去不复返。继郑国“小霸”之后，齐、晋、楚、秦等大国先后兴起，真正开启了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代。 ②创设的“鱼丽之阵”，主次分明、梯次攻击，具有灵活高效的优点，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之宝库，其精华也被后世所继承。《司马法》记述：“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一百余年后的晋楚鄢陵之战，晋国军队也遵循了先击破两翼、最后合围中军的思路并取胜。 ③臣属国应屈服于宗主周朝，臣属国有定期朝贡的责任，有救援周朝的义务等周朝的“礼”制，在这一刻撕开了遮羞的面纱，不再是不得不遵守的约定，而实际成为一纸具文。自此，诸侯国把朝贡、救援等看作与周王朝利益交换的筹码，而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周朝“礼崩乐坏”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总之，繻葛之战确是周王朝衰败的加速剂，从这之后的历史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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