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英] 基思·特斯特 译者：李康 为了拆解社会文化关系中的限定特性/身份/认同，人们已经付出了种种努力。在这段历史中，非常清楚地展现出形式与超越、界限与无界限性之间的相互纠结。在现代性的诸般制度和安排中，对于社会文化群体、个体或过程的限定特性/身份/认同的拆解尤其重要。如果一种特性/身份/认同能够被限定，并因此被视为可以一劳永逸地知悉，那它也就能够奠立确定性。对限定特性/身份/认同的拆解，使得世界这个空间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一方面，对于限定特性/身份/认同的辨识意味着能够让世界具备意义(对于社会文化关系据说有的那些秘密，原则上是有可能知悉的，因为这些关系的核心被设定为不随时间和地点变化而变)。但另一方面，限定特性/身份/认同的确立会将自身变成界限，能够宣称有权迫使那些离经叛道的活动和态度囿于这些特性/身份/认同的框架，或被知识分子解释成必须以自由的名义予以超越的东西。 如果这样强调为自由而斗争，现代对于世界的解释，即视之为一个受界限限制的空间，其中的东西都有确定的位置、单一的意义(也就是说，将世界建构成一个压迫的空间)，也就蕴示着对于其自身的克服，至少为这样的克服孕育了种子。实际上，考虑到现代性包含着确立并贯彻那些单一的、不可置疑的特性/身份/认同，任何超越都意味着转向特性/身份/认同的多元性，被解释成无界限。不过，很自然，即使那些有关超越的蕴示，不用多久也会被认定为界限，并因此被认定为形式，本身就需要被超出。 形式—超越—形式—超越，这种无穷无尽的辩证历史(也是现代文化中的冲突)，特别清晰地体现在某些叙事中，它们表达并创造了无产阶级这一特性/身份/认同，既作为此时此地的一个阶级，也作为面向不太遥远的未来的一种革命主体。事实上，探求无产阶级的特性/身份/认同是如何艰难推进的，非常重要，也很有价值，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阶级都是现代自由的重大希望。不妨把它的命运看做是现代性本身命运的具体呈现。 对于有关无产阶级的叙事，可以解读成那些反思性的兴趣和知识分子仆后继地尝试让世界摆脱界限，虽说他们力求克服的界限本身正是早前有关无界限性的蕴示的阐述所造成的。透过无产阶级这个例子就有可能看到，特性/身份/认同既可以说成是解释上的自信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解读为一座囚笼，必须推动人们逃脱。 有关阶级特性/身份/认同的艰辛历史，特别是无产阶级特性/身份认同的艰辛历史，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揭示得尤为清晰。考虑到马克思的思想蔚为大观，又鉴于他揭示现代性秘密的功力深厚，这一点就毫不令人惊奇了。一方面，马克思通过“阶级”这个观念来领会既存的世界，领会这个世界里的各种关系。在马克思的笔下，这个世界被解释成一座巨大的囚笼，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出来的那些形式。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坚信，阶级的各种形式，以及阶级分割的社会的各种形式，都需要被超越，也可能被超越最终也都会被超越，从而能够蕴示一种当下看来基本不可言说的普遍无界限性(即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在马克思眼中，未来的世界就将是一个具备反思性的世界，相对于既存的世界而言具备超越性，而既存的世界则就此里现为一系列持续物化。不过，晚近有关阶级特性/身份/认同的讨论，尤其是有关所谓“革命无产阶级”命运的讨论，已经表现出一种趋势，要超出马克思所蕴示的那种只能发生一次(once-but-no-more)的无界限性。 而像安德烈·戈尔兹和让·布希亚之类论家的作品，尽管在其他方面两人大异其趣，但在对马克思所蕴示的那种无界限性进行解构这一点上，却可能看出非常类似的做法。这种解构之所以有正当理据，是因为旧的蕴示现在自己也变成限定不变的、受界限限制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以反思性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般形式，而戈尔兹与布希亚等人又以反思性方式超越了马克思笔下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其方式与后来的反思型知识分子一样)。在20世纪八九十年时间里，伴着重新解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实际和实用的角度上可谓成功，但也正因如此，他们不再能作为知识分子。相反，他们往往成为技术型知识阶层。他们往往自得其乐地守着屋居周边自己的成就，却忘了前门外边的世界。 根据马克思的解释，当下的状况是，具有自我规定潜力的人性，却被囚禁在规定性、约束性的形式中。实际上，马克思还间接指出，这个囚笼紧密局促，作为一种存在特征的人性几乎窒息(马克思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原因有不少，参看 Gouldner(1985)的有益探讨)。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发现的有关异化的故事的主要内容(Marx，1977)。马克思所讲述的故事就是人性的衰亡，就是现代世界(因此在形式上是属人的世界)的去人性化，而造成这种趋势的就是劳动的僵化了的产物，也就是劳动的形式。换言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讲述的是世界分割成客体和主体。而所谓现代性的悲剧，正在于人类所产生的客体剥夺了人类自身的生命。它们就像齐美尔笔下的形式，对人类产生规定作用，但事实上，人类本应该去规定它们。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人的主体性成就却使工人化减到客体的层面。马克思有一段话强调了这种矛盾，无论在用语上，还是在道德关注上，几乎都可以视为齐美尔的先声(尽管齐美尔肯定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我的论证可以清楚表明，相比于针对现代性的分析，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坚持一种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意义是很次要的)。当马克思写道“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Marx，1977，p.19)，就是在揭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应当以自足的方式，通过劳动完成自我规定(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似乎与齐美尔对生命的理解大致相仿，都是从生机论角度出发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对于劳动的形安排(也就是有关劳动的可能性条件的现行制度)却导致了对于个体活动的束缚。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陷于僵化，与个体保持疏离。它们作为客体与个体相对峙(哪怕个体已被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给客体化了)。在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个体看来，资本主义的形式其实已经是僵死状态。 马克思提出，这种僵死的社会产生出僵死的居民。这种提法反映出马克思著述中的道德义愤。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比如雇佣劳动和利润)，工人不再是充满生命力的意义创造者。相反，工人成了通过单调的强制从外部施加的意义的客体。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物质财富激增，对于人性的能力也产生了相应的约束，最终彻底予以摧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Marx，1977，p63)有了资本主义方式的物的生产，就有可能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Marx，1977，p21) 世界及其客体成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是这种东西规定着意义、位置和特性/身份/认同，而不是通过这种东西，意义、位置和特性/身份/认同规定其自身。实际上，购买高保真音响或洗碗机之类的东西，算不上摆脱困境。资本主义的物品消费并不能买来自由。恰恰相反，那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此而言，消费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更深地陷入囚笼。马克思有句名言:“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Marx，1977，p.63)马克思以更为精确的笔法，继续探讨这一点:“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了对象了。”(Marx，1977，p.63) 这当然就是马克思阐述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的关键。如果这里要否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包含的主题充满新意、见解深刻，显然不合时宜。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著述之所以意义重大，与其说是分析深刻，不如说是呈现了现代性的神话/迷思。齐美尔、胡塞尔和昆德拉都大致相仿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核心神话/迷思之一的支撑点(即反思性的产物却僵化成物化这一问题)，无独有偶，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也贯穿着同样的一系列关注，捕捉到同样的过程。在马克思的体系里，现时代的核心问题正是这样两类事实之间的矛盾：在本体论和人类学的层面上，人性要通过工作来表达，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所面对的工作却是作为异化的东西。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印秀绚 图源丨网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