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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福建人，1950年考入浙大医学院，毕业后留附院外科工作，至今客居杭州已有七十二年。除了医学以外，我自幼喜爱书画篆刻艺术，在杭州，除了师承著名书家陆维钊、沙孟海诸师外，与杭州大学图书馆周采泉先生最称至交。通过周老的穿针引线，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得以结识居住在北京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蒙张先生雅爱，连续三年赠我“寿”字。这一段故事，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张伯驹先生，民国四公子之一，是著名的词家、戏曲研究家和爱国收藏家。在周采泉先生介绍我认识张公之前，我已从文献与诸老处颇知先生，其传奇身世与多才、伟藏对我有极大之吸引力。  张伯驹先生，著名的词家、戏曲研究家和爱国收藏家。 1978年我首次进京，任中国医学史学会理事，又恰蒙时在北京中医学院古文教研组任教的周笃文兄撮合，共同在北海公园刚开张的“仿膳”餐厅宴请张伯驹潘素伉俪、夏承焘吴闻伉俪与周振甫诸先生。由于与夏吴贤伉俪在杭时已有多年友谊，故此会最令我激动者就是得识张伯驹、潘素二老。人生遇合，真是全在于缘。 说起“缘”，上月，青年学者荣宏君自北京来访，送我著作《千古风雅苏东坡》与《国宝传奇张伯驹》，真是深得我心。  林乾良（右）与荣宏君。 我常说，古代文人中，最喜苏东坡。坡公非但诗文、书画盖世，而且一门高雅，性情豪放。一生屡遭坎坷，至于“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帖》）。虽然境遇如此，依然不忘初心，交尽天下名士。所作既脍炙人口，又千年来为海内外所珍爱；所绘《枯木怪石图》，更是中国传世文人画的标尺，2018年，在香港以4.5亿港元起拍。杭州既有苏东坡纪念馆，又有“慕轼雅社”之民间组织。我因极力推崇东坡，故还被推为“慕轼十老”之首。 对于当代文人，我最为推崇的当属张伯驹先生。大约是在2007年，北京方面拟为庆张公110年华诞出文集。我知悉后即撰一文，从《十全老人》立意。因辗转京杭间竟迟了一步，稿成而未刊。此后15年，因旅居海外、搬迁等原因，底本无存，难以再续。此回知宏君拟编纂《张伯驹年谱》，遂静思两日，为撰此文以助。 先说“百寿图”。我自1956年调往上海首届中医研究班学习，曾于丁师济民（孟河医派丁甘仁嫡裔）处，见一清同光年间之“百寿图＂。百人皆古稀以上，甚属罕见。从1974年发起征集纪念亡母之《春晖寸草集》以来，我与全国许多80岁以上名家常有交往。至1982年油印刊行首册时，已达545家。至2007年出彩印本时，已达1319家。大约于1976年，我开始征集《百寿图》，且将作者规格从古稀提升到八十岁，自是难度更高了。由于我周岁丧父，孤儿依寡母之春晖才得成长，因而自幼养成两大习惯：把同学、同事与亲友均视为至亲对待；刻苦学习为常人所不能堪。加以业医、能治印，所以交往师友众多，因此集成《百寿图》五套。 1976年，周采泉老为我求来伯驹先生一“寿”图，具我的上款，下款是“中州张伯驹时年七十九”。第二年春，采老又为我求得一“寿”，只有单款，所用印为朱文“丛碧八十后作”。又过一年，到1978年（戊午），如前文所述曾与周笃文兄等合请五老于“仿膳”，后又趋谒于张府，又得具上下款之“寿”笺。也是钤“丛碧八十后作”印，其年应系八十一岁。总之，这三年间，我每年均得张公为书一“寿”。都是以“鸟羽体”写成，中锋运笔，外形圆润而骨力内含，极具飘逸潇洒之神韵。    张伯驹先生赠作者“寿”字与嵌名联。 1979年，张公八十二岁，我又机缘巧合进京公干，再次趋谒。这次无所求，只是就便看望先生伉俪。想不到他老人家突然兴来，当场赐我一副嵌名联：“乾象尚存纲自正，良医不拒病能除”，署名下加“时年八十又二”。按当下的话说，“幸福来得太突然”，我其时真如天上掉下个金元宝一般，竟至捧着这副对联不知所云…… 连日来回忆种种，令我思绪万千。张伯驹先生已于1982年仙逝，今年正是他老人家逝世40周年，我也已是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虽然先生墓木久拱，但是他光风霁月的襟怀和无私奖掖后学的高尚品格，就像一座丰碑，将永远立在我心中。（林乾良：1932年生于福州，“西泠五老”之一，著名学者、书画篆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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