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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得到老朋友廖久明先生惠赠的新著《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一书，我很吃惊竟然是这么厚一本。多年来廖先生的研究比较集中于郭沫若、高长虹、鲁迅，诸方面都有影响很大的研究成果，是现代文学学科里如日中天的学者。我年龄比他大 20岁，却能够对话，使我有向年轻人学习的机会，不胜荣幸。他的大著《高长虹年谱》是一部巨著，资料的翔实和编辑的认真，一丝不苟，出版后发表了 3篇书评，得到了高度评价。我自己搞过三个人的年谱（雷石榆、李健吾、黎锦明），其中的麻烦，甚至琐屑是知道的，确切点说，敢于编年谱总得需要点勇气。因为编好了，没有几个人承认，也不过是个大事记；编不好，哪怕出一点差错就会招来是非。我很欣赏廖先生的学术精神。所以，从表面看，《鲁迅〈藤野先生〉探疑》不大像一位中年学者的书，让我想到了老一代学者的考证方法，甚至乾嘉学者的风采。认定研究目标，深入考证，求真务实，细说周详。久明先生老老实实地研究问题，潜心研究，从梳理纷繁的资料中，水落石出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有让人拨开迷雾见到青天的感觉。 《朝花夕拾》应该属于“回忆录”，原先发表时就叫《旧事重提》，出书时就变成了《朝花夕拾》，将记事文章变为散文，就更文学化了，但是我认为仍然是可靠的纪实文学。一本书的写作是有思想背景的，鲁迅忽然间写起了自传体散文，一定有他的思想原因和生活原因。《朝花夕拾》描述了鲁迅从童年到壮年时期的生活片段，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是了解少年鲁迅和鲁迅思想、生平的珍贵资料。当时，鲁迅对此专题并没有写完，急于出书应该是有原因的。后来，他又有了机会时，续写的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我的种痘》等都应该是这本书里的内容。 鲁迅在 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之后，他的心情一直十分不好，严重影响了他的情绪和身体健康。于是他只好决定与周作人分居，先从合住的八道湾暂时移至砖塔胡同 61号，并开始筹金购买阜成门内的房子，到 1924年 5月 25日移居完成，这就有了新的小院，后边就是所谓灰棚“老虎尾巴”。将近两年的时间有点漂泊不定，因此，1924年 7月 7日至 8月 12日之间他利用学校放假的暑期作了一次西行漫游，在古都西安逗留了 35天，这可以算是一次自觉将烦恼拋弃的远行。看来，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他回来以后，身体仍然不好，不断到医院看病，但是心情显然安静多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写《野草》，再写《朝花夕拾》。 细致的读者会发现，《野草》和《朝花夕拾》是鲁迅一生中“最自我”的两本著作：一本是自我哲学的表达，一本是自我人生的记录。要真正地了解鲁迅的心灵，必须好好地读这两本书。说来时间过得真快，距离我第一次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和《野草》已经有 60年了，当时还同时买了一本《而已集》。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已经入迷鲁迅。最早购买的两本书，才花了 6角 2分钱，鲁迅的书跟了我一生，可见我怎样喜欢鲁迅的书。 《藤野先生》是《朝花夕拾》中的重要文章之一，廖久明先生《鲁迅〈藤野先生〉探疑》是一本经典文案研究和考证的书，也有点像书传、学案类的书，小题大做。细按《藤野先生》研究的许多史料问题，感想很多。首先是收集资料之丰富让我想不到。这篇写于 1926年 10月 12日，3200字的短文，却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注意，研究文章和教学辅导资料竟然有 2000多篇，就算许多文章的内容不免有重复和浅薄，但是也足以证明这篇短文的重要性。其中日文资料就有 207件，里面就有我认识的老朋友池泽实芳先生的文章。
《藤野先生》影响如此之大，也许是因为文章一直被选为《语文》课本的必读文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连接着中日文化交流，也涉及鲁迅的人生转折的弃医从文。其中两个问题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个是幻灯片事件与鲁迅的弃医，二是解剖学笔记事件，也是廖著最重要的部分。由此生成了一个新问题，就是鲁迅的回忆散文的史料是不是可靠，也就是说《朝花夕拾》是记事文，还是小说和诗。 最早说到《朝花夕拾》中有诗化特征，又包含真实事件，是二弟周作人。他说：“读者虽不把小说当作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德国文豪歌德写有自叙传。题名曰《诗与真实》，说得正好，表示里边含有这两类性质的东西。两者截然分开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实而有点诗化了，读去是很好的文章，当作传记资料去用时又有些出入，要经过点琢磨才能够适合的嵌上去。”周作人提示《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的“读法”应该有区别：《呐喊》《彷徨》两本虚构乃属必须，读者只要当它们作“小说”去看；《朝花夕拾》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有必要分辨其中何者为“诗”，何者为“真”。所以谈论起来态度略有区别。周作人曾说：“豫才早年的事实大约我要算知道得顶多。”叙述中自然许多是事实，也谈到有些不是事实，所谓“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应该从这两方面去理解。此外他强调：“有些物事特别是属于乡土的，土物方言，外方人不容易了解，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了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周作人的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却容易被人利用。我总觉得鲁迅的文章和歌德是不一样的，歌德的《诗与真》是写他 26岁以前的故事，鲁迅却是写 45岁前不成系统的人生几个片断。歌德的《诗与真》的译者刘思慕先生说得好：“回忆录同一般的文艺创作是有一些区别的，但《诗与真》像是更富于文艺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篇自传性的文艺创作。尽管在文艺形式上不同于也是歌德自我写照的《浮士德》，但可以说歌德的《诗与真》有点儿像卢梭的晚年《忏悔录》那样同时用散文写成的诗篇。”鲁迅却明确地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就是表明，自己的记忆如此，并没有故意写成诗或者小说。 其实，我们即使相信鲁迅的记事文，也会理解其中有些内容是有艺术加工的。如：到底鲁迅在百草园是不是听到过美女蛇的故事，迅哥离开百草园时，为什么跟蟋蟀说起了德语？其实，鲁迅在处理历史事实是用了一种特别方法的，叫“以假见真法”，就是有些说不清楚的真实，愿意以明显的假设代替真实，让人一眼可见出情节的假只是一种幽默和假设。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仍然相信：鲁迅对重要历史事实，不会随意编造的。 廖先生研究幻灯片事件，主要是针对日本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那些幻灯片没有找到，所以鲁迅观看战争幻灯片的事是不可靠的。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有很多中国学者考察了一些资料，展示了此类很多图片，证明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被杀头，而有中国人围观的事情是有的，图片都触目惊心。日本的有些学者也承认这样的幻灯片存在过。吉田富夫说的：“'幻灯片事件’决不是某一天在阶梯教室，即在细菌学课堂上的空余时间里所突然发生的事，而是在留学生周树人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事。”这是公道之论。为了彻底搞清事实真相，在鲁迅留学 70周年的 1973年，成立了拥有会员 142人、事务局成员 15人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访问了三位当时健在的鲁迅同班同学，查阅了鲁迅母校东北大学的档案资料，翻阅了当年的地方报刊，走访了鲁迅同学和公寓主人的遗族，最后从一万多件材料中，精选了一百七十幅照片图表，四百七十件文字材料，令人信服地再现了 70多年前战云低垂，哀鸿遍野的仙台，几经发展变迁的仙台医专等等背景和勤奋学习、孤独生活的鲁迅的事迹。”并于 1978年出版了 400多页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此信息的详细数据，真是令人感动。天地有正气，谁也掩盖不了。因此廖先生质问：“既然鲁迅有可能在'剧场’或者'日常生活中’看过中国人作为俄探被斩首的电影或者幻灯片，那么，就对鲁迅情感的影响而言，它们与鲁迅在阶梯教室看幻灯片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过，鲁迅在文章中详细地写对围观的中国人的不满，倒不是出于“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而是将叙述指向“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关于鲁迅的“解剖学笔记”风波，其实鲁迅说得很明白，他是谣言的受害者。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课鲁迅的成绩并不高，有什么弊可作呢？鲁迅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其实这话的意思也是表示，中国人被别人看不起是早有原因的。不但鲁迅，别的留学生也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富家子弟来国外留学，也主要是为了吃喝玩乐，也的确没有几个人真想学点知识报效祖国。我们应该记得文章的开头那一段讽刺性很强的描写：“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些人哪里会认真学习！ 关于研究文稿改动，我一直有个意见，在别的文章里也说过，我们的研究不应该是揣摸原稿是什么字，是应该想想，用不同的词语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不同的。我写过的一篇小文章《〈再别康桥〉：一字误了七十年》中就指出过：《再别康桥》中“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原刊是“软泥生的青荇……”，“上”只表示位置，“生”才表示生命的所在。所以原刊是对的，因为更有诗意。 我对诗文的修改意见是：任何词语的修改都是对表达内容的重新调整。修改文章并不是寻找更合适的词，而是在改动文字后表达的新情境，此中秘密极少有人想过。古代诗文中争论不休的“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莫衷一是，其实忘记了，两个词表达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意境。敲门的僧，应该是个行者来借宿，他是不能推门就进入的；而习惯于推门即进的，应该就是本院的自家僧人。同样，“春风又绿江南岸”与“春风又到江南岸”也是不同的意境，绿是色彩，充分表现春天的美丽生机，而用“到”是时令的提醒，并没有说色彩。鲁迅的文章词语修改，有的也是意义的变化，如《摩罗诗力说》，初刊为“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迄于死亡。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这有个很完整的语句，至今的《鲁迅全集》均丢掉了“迄于死亡”四个字，意思就不连贯了。不知道是编辑未见到，还是未读懂原文。 读廖先生的书，想到了一个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的问题，我想说点感想。所谓学术精神，就是要有穷追不舍，将课题做透的精神，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精神。做一项研究，大而无当自然不好，浅尝辄止也不好。我欣赏这本书深入探讨的精神。廖先生在决定写本书之前曾经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过几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幻灯片事件”之我见》《“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之我见》《鲁迅在〈藤野先生〉中为什么不写同在仙台的同乡施霖》，于是一发不可收，继续发掘，结果发现了“富矿”。这里特别是日文资料，非常可贵。本书索性全部公开，风度可嘉。本书的资料目录有 200多页，大多是稀有的文献，真可谓大公无私！ 再说到研究方法，我支持文献考证，因为可以搞清楚一些疑难问题，也支持对文章进行艺术研究，而对鲁迅文学创作的艺术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方面。我读廖先生这本书，发现他是很注意文学理解和研究的。即以“幻灯片事件”为例，他是不想让自己陷入无穷尽的考索中的，他的终极意见就是一种文学理解。廖先生的文章思考周密，笔端也是带有感情的。所谓“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就是一种文学方法，而不是死于句下的考证。以上只是读书感想，拉杂写来，不知道久明兄以为如何？ 《学术评论》2022年第4期（总第6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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