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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冯顺志:湮没的辉煌

 魏维 2022-10-20 发布于中国澳门

推荐语:初读冯顺志文章,是在《武夷春深——闽北十年散文选》一书中。书中选编了他的《湮没的辉煌》《遥远的叩询》两篇文章,都是历史散文,都与书院(湛卢书院、白鹿洞书院)相关,都与朱熹相关。字里行间是一位闽北作家对于地方文学、地方文化的追寻与思索。后来才知道他主编的《湛卢文学》立足松溪,面向福建,辐射全国,是福建省基层文联三十多年来没有中断的文学双月刊,在闽北文学刊物中享有盛誉。一个地域应有一个地域之文学,尽管闽北文学中的地域性总体而言并不凸显,但却仍然有人在默默耕耘着这一方土地。

湮没的辉煌

文/冯顺志

        闽北的仲春,在潇潇春雨的抚摩畅淋中,万物渐次苏醒,崭露出蓬勃生机的气韵。清丽的武夷山麓春色葱茏满目,呢喃和声弥漫盈耳,空气滋润饱满心田。要说这丰润的时节,能够足量增添生命的辉耀,则更多的是触发出向上人生的心境。

  历史上的书院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都有广泛的存在,不少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域还能见到书院的旧址。譬如福建闽北,部分书院遗址完整地保存下来,可见古代的闽北是书院集盛之地。

    历史上的书院,一直给我一种奇特的庄严感和莫名的神圣感。时常我在想,历史上比较明智的统治者,总是格外重视教育:三国时期的曹操,急切下令更夫招贤纳才的敲锣叫喊声;隋唐精密的科举机制;宋明气势宏伟的各地书院,便可足观了。

        久违了,湛卢书院,曾经在闽北历史上蓬荜生辉的书院。

  尽管十多年来,我不间断地潜心研读“湛卢文化”,关于地域文化形态问题,煞是伤了我多年的神力。究竟“湛卢文化”核心是什么,又如何将这一文化形态提升到文化精神高度上来,便不是件轻松的事。如果说湛卢山是“湛卢文化”的渊薮,那么湛卢书院无疑是它的摇篮。然而,有关“湛卢文化”的重大内核——湛卢书院,我却一直没敢去挨近它、深究它。其原因,一是对历史上的书院解读甚少;二则书院那古朴神韵、扑朔迷离的庄严感和神圣的气势逼仄了我,迷糊了我的视线,不容我轻易地去碰触它。写这类的东西,我历来是谨慎庄重的,不可用一种拷问式的笔调去感性撰写,否则把握不住自己──在我探研“大武夷文化”系列文章里留下不该有的“硬伤”,与其留有“硬伤”,不如暂且回避它——这一放弃就是十多年了。 

       直到去年底,我偶然浏览了一份来自南平市教育局的教育成果资料:“……从一九九五年至二000年,松溪县连续六年获得高考省专线万人比率全市第一……”绰绰几行文字,在我的灵魂深处产生了强烈震憾。让我惊叹的是,这个仅有香港面积的十七万多人口的小县竟然在教育上取得了闽北 “六连冠”的辉煌业绩。

  这些文字,使湛卢书院在我内心深处如此快捷地张扬起来,如此清晰地亲近起来。于是我沉下心来,用了相当一段时间梳理了早已灰飞烟灭的湛卢书院的历史脉络。

  

  湛卢书院,这个年代久远半官半私的文化教育机构、英才荟萃之地,它与当今湛卢山下的莘莘学子,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有着源远流长韧劲弘扬文化的因袭关系。

      书院深藏在松溪县南部一座历史文化名山——湛卢山,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此铸成天下第一剑——湛卢剑,故以剑名山。书院建于湛卢山剑峰下,初始为“吟室”,后改为书院。

  旧志载:朱熹父亲朱松在政和为官,朱熹祖父朱森病故官舍,当时正值方腊起义于浙江,道路梗阻无法归葬故里,于是暂时寄棺于凤林村护国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第二年携家眷返回政和,却又遭遇建州范汝为在瓯宁吉阳回源洞(与建阳接壤的山区)举行武装起义。这时朱松看到兵乱不止,世道不平归葬无望,再观护国寺周围山清水秀,确也是一处风水宝地,狠狠心就安葬了其父于寺后,并向朝廷请求封赠为“承高郎”,故碑石为“宋承高郎朱森之墓”。护国寺距湛卢山数十里,宋绍兴年间朱熹来往扫祭。这位南宋大理学家歆羡湛卢山的胜景古迹,曾多次前来游览造访。在一个暮色压顶的傍晚,朱熹站在剑峰下的铸剑遗址前,凭吊早他一千多年的铸剑大师欧冶子。朱熹透过山野那浓重的暮霭,缅怀这位铸剑大师,感慨欧冶子历经三年披星戴月、餐风露宿的艰辛,终于铸炼成天下第一剑的伟大壮举。欧冶子励精图治百折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朱熹,加厚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于是朱熹决定在铸剑遗址的不远处,建造一所读书著作、讲学授徒的“吟室”。

  关于朱熹在闽北究竟建造多少个书院,闽学界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共识。应该说湛卢书院是闽北书院中由朱熹亲手创建的比较早的一座书院。后来朱熹承父亲朱松遗愿,定居于建阳,在此创建成闽北著名的“考亭书院”,初名“竹林精舍”。因生员日增,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并自号沧州病叟。“沧州精舍”成为朱熹继“湛卢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武夷精舍”一个里程碑书院,从而创立了考亭学派,成为“闽学”之源。史学界有人认为,“考亭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实际上以当时的规模而言,“考亭书院”远不及“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四大书院,然而若以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而论,“考亭书院”足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相提并论。

        我曾多次攀援在这树丛拦断、荒草凄迷的狭窄山道上,寻觅着湛卢书院的真实原貌。然而,这座书院已被历史沧桑的烟云和岁月的苔斑所湮没,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三十多年前,据一位耄耋老人叙,在他年轻时,还能看到书院遗址前的一座一米见方的花岗岩石碑,文曰“朱子读书处”。另一块石匾上镂刻着“静神养气”四个大字,系朱熹笔迹,嵌在书院的门楣上,除此只剩下十分有限的史料了。

        史料记述了湛卢书院大致的原貌与实质内容:书院建筑规模虽不如“岳麓书院”有亭、台、楼、阁等建筑物,但也颇具规模。书院屹立在剑峰之下,院庭深深,廊庑曲折,庄严肃穆,厅堂正中祀朱熹神像,两边配以黄干、蔡沈、刘子翚、真德秀南宋四大儒像。书院的大厅为讲堂,边房为学生宿舍。书院开设课程是教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朱熹讲学于湛卢书院置有农田收租,书院农田是政府拨给的,称为学田,作为办学经费和学生住食费用,有着一套较完善的办学教育机制。由于书院的闻名,吸纳了大批人才精英,同时还广招门徒,聚众讲学,一时间湛卢书院呈现出一派沸沸扬扬、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明代理学家杨缨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学子们在书院学习和传播文化教育的盛况。谓湛卢书院:“乃藏修之得所,常抱膝而长吟,时而玩峰头之月,时而鼓洞口之琴,时而倚檐前之竹,时而听窗之禽。射北斗之光,一灯频燃黎火,山擅南天之秀,万象尽罗胸襟”。稍稍读这段文字,就能让我们领略到莘莘学子们热闹壮观的学习场景;依稀听到琅琅书声从那宽亮的书院窗台飘荡而出,久远地回荡在闽地上空。

  令人费解的是朱熹的理学思想曾一度被视为 “伪学”。虚弱的南宋朝廷对朱熹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奸佞攻击其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又将“伪学”升级为“逆党”,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列入为“伪学逆党籍”,多方逮捕流放,朱熹也险些被杀。把朱熹理学诋毁为“伪学”,这是朱熹政敌们的险恶用心。这点姑且不论,硬说他不学无术、欺世盗名,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朱熹满腹的经纶、渊博的知识、精美的诗文、深邃的思想,却无法抵挡这帮挤眉弄眼、毫无文化底蕴的政治无赖。纵观历史上,往往一流的文化名人在他们所生的时代总是遭受这样那样的残酷打击与迫害。如屈原、司马迁、嵇康、谢灵运、骆宾王、苏轼等等,还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这个疑惑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好似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无形地套在我的脖子上,给我一种透不过气来的历史阴森感。后来我从史籍里找到答案,史书有睿智的光芒能穿越历史的深层,将历史的疑问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样,像朱熹这样稀世教育家也没能逃过这一历史劫难。他只活到七十一岁,其中为官仅八年,屡次辞官,全身心投入从事教育和著作达五十余年。

  在朱熹死后八年,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宋宁宗赵扩终于体察了朱熹理学和政治主张为维护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的良苦用心。嘉定元年(1208),才诏赐朱熹表恩泽,并将其著作为学官法定的科教书。到了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赵昀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徽国公”,并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神主祀于孔子庙庭。从此以后朱熹之名远布四方,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书。凡是朱熹生前游历讲学的地方都建成书院。当时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建阳的考亭书院,都成为学者士子云集、传诵理学之所在。

  纵观朱熹怀才不遇很不得志的一生,尽管朱熹遭到以韩佗胄为首的朝廷奸佞们的围攻与陷害,幸好有像叶适这样具有文化良知人格健全的正直高官,在皇帝面前怒斥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冒死说服了皇帝,以他们的仕途代价平息了这场“庆元党案”风波,使得朱熹免遭杀头之祸,使得他后来有充裕的时间在那些山麓书院,继续兴教办学、著书立说,播传儒理之学,全面开创了朱子理学的大舞台。以其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思想体系,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百年。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文化史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也为湛卢书院抹上一道绚丽夺目的光彩。

  约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朱熹去了岳麓书院,与他同时期的文化大师张拭进行旷日持久的文化大会讲,后来史学界称之为中国文化史著名的“朱张会讲”。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四川锦竹人,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乾道元年(1165),他主教岳麓书院8年之久。岳麓书院在张栻主教之下,人才雅集,“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朱熹,张栻交谊甚深,不仅切嗟学术于讲堂,而且携游名山胜地,游岳麓山时,两人互有唱和,并相联咏。在岳麓书院门前赫曦台上,朱熹吟道:泛舟长沙渚,振衣湘山岑。张栻和道: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朱熹又云:寄言尘中客,莽莽谁能寻?这一对答式的诗歌表达了他俩对宇宙世界的探询和对金兵南侵严峻现实的忧虑。在岳麓书院期间,这两位大师极具魅力地共同探讨了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谛,一时间轰动了学术界与朝野上下。这个时期的朱熹花了相当大的精力,著作以《论语集著》、《语类》为代表的教育经典文集。他认为:“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著》),他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齐国”(《语类》)。他始终认为教育是恢复人性提高人们素质的根本途径,否则就谈不上国家安定和社会进步。在朱熹的眼里,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比教育更为重要了。为了传播他的理学要义,他的后半生始终在各个书院间游历,始终没有离开过它们。

  若干年后,朱熹又一次回到湛卢书院,他满意地看到书院浓郁的学习风气。一切都显得很秩序、很完整,可以放心地离它而去,便又回到考亭书院和岳麓书院讲学著书。从此,湛卢书院的琅琅书声,送走了这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

  湛卢书院在历史上曾几度兴而复废,废而复兴。

  朱熹去世后一百多年,元惠帝至顺四年(1333),这年给湛卢书院注入了新的生命强剂——一位来自将乐的学者杨缨,他慕名登上山来,强劲的双脚踏进湛卢书院的大门,亲自把持担任湛卢书院山长。山长这个职务是非官方任命的,有着民间野趣的意味。

  杨缨,是北宋理学家杨时(1053—1135),七世孙。杨时先后学于理学家程颢、程颐门下,同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官至龙图阁学士杨时,晚年隐居龟山,学术界称其为龟山先生。才华横溢的杨时与英俊博学的游酢(1053—1123)先后拜程颢为师。两人学成南归之日,暮年的程颢,柱着拐杖送别自己两位最得意的门生,师生依依惜别。老师高兴地说:“吾道南矣”。说的是我这辈子有你们这两位高徒,很满足了,从今以后我的理学思想就可以由你们传播到南方去了。若干年后,已是官太学博士的游酢和在理学界享誉盛名的杨时,为了进一步深研理学思想,二人又从南方赶赴洛阳,学于程颢的弟弟程颐。其时程颢已逝世八年了。在一片皑皑的雪天里,游酢与杨时千里迢迢顶着凌厉的风雪赶到程家。正逢程颐闭目静坐养神,二人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立门外静候着。两个时辰过去了,纷纷的大雪已埋没了二位虔诚拜师的学子的双膝,他们仍然一动不动站立着。又一个时辰,程颐这才醒过来,发觉门外已积雪深一尺。世人称颂这种尊师重道的美德和坚忍不拔的求学精神为“程门立雪”,留下千古佳话。后人盛传朱熹是杨时先生的学生,从年代来看是有误的,其实杨时逝世于公元1135年,当时的朱熹不过五六岁。虽然朱熹没有拜学于杨时门下,但是,杨时归闽后,求学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胡宪、罗从彦皆是其高徒。后来罗从彦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杨时与朱熹可以说是间接的师生关系,从程朱之学来看是很富有戏剧性的。宋代理学首创者是周敦颐,继承和弘扬的是程颢程颐,世人称二程,南面传播者是杨时,集大成者是朱熹,他们一脉相承,学说核心基本一致。

  杨缨自幼聪慧好学,青年时期就有了濂、洛、关、闽之学的深厚功底,与学者辩论经史,探微扶奥,评人品之邪正,了如指掌。他的草篆,有虬龙苍松之致,善词赋,有阳春白雪之高贵,加以教育有方,在他任湛卢山长期间,四方学子来书院听道求学者甚众,杨缨的才德被誉为有“如坐春风之喻”。杨缨寓居城内寿安坊,常到书院讲学,并捐俸创立了“续贤庵”,于湛卢山中置田作为庵堂收入,俗称中庵,并勒石为记。一时间杨缨把书院炒作得十分兴旺,成为当时播扬“程朱理学”的集学之地之一。明代学者叶逢阳,对杨缨在湛卢书院造就培养众多人才,对士子策励文教振兴的业绩,特著文《复湛卢书院》予以高度评价:“杨缨传理扬儒集书院之设,非徒以呻占毕,二辞华为也。尊师、取友、明经、体道。朱子,俾湛卢与白麓等书院,并峙于天地间。是新诸士之耳目,竦百代之瞻仰”。杨缨把持着湛卢书院约有五十余年,把毕生精力投放在湛卢书院的教育事业上。他的最后一口气也是咽绝在书院的讲堂里的,享寿82岁,死后葬于杉溪里。

  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杨缨的九世孙杨茂,少年时代就以诗文闻名于八闽。当他考中举人,领回赐匾之后,就一头钻进湛卢书院发奋读书六年,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才学。到了明正德九年,又考中进士,官中评事,若干年后又升江西佥宪。遗憾的是风华正茂的杨茂只活了32岁就与世长辞了。在他短暂的生命旅途中,著有《湛卢山人集》,可惜现已失传。

  自元代起,松溪地方官制订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湛卢山朝拜祭祀朱子,由于湛卢山山高路远往返不便,地方政府就把书院搬到城内县治,并奏朝廷赐匾额曰“湛卢书院”,此时的湛卢书院改为僧舍,称之为“下祠”。

  翻阅历史,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而书院的命运总是悲怆的,历史上无论哪个书院都没能逃脱过随着战乱、改朝换代、沧桑变迁而走向懈弛困顿、变异变质,乃至遭受灭顶之灾的厄运。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总是有为数不少具有文化品格的高官,他们把或是懈弛困顿或是全面毁坏的书院精心设计重新修复起来,这需要多么巨大的文化人格勇气和社会力量交织融汇一起的行为体现。湛卢书院也不例外,它自南宋到现在,更历了六个朝代上下八百余年,明清两代几经兴废,有时在山上办书院,有时在城内设书院。到清乾隆十三年(1749)松溪知县潘汝诚,这个名字,我不禁肃然起敬,他把振兴教育事业作为他为官的基本出发点。潘汝诚几经辛劳将荒废了几十年的山麓书院修葺一新,才使得好静的士子能沿续先贤在此深造学问。潘汝诚觉得书院还不够扩展,书声还不够劲琅,他又几番奔忙,几经周折,终于在城内建起书院,同曰湛卢书院,使居家童生能就近入学。潘知县既先把山中“下祠”恢复为“湛卢书院”,又把城南石壁禅寺改为城内“湛卢书院”,同时也方便了地方官吏拜谒先贤。于是乎山中的琅琅书声与城内的书声琅琅浑融一起,跌宕起伏飘荡在湛卢山高空。  

        湛卢书院播扬“朱子理学”之风尚,开阔了闽北文化教育新天地,历代培育出大批著名学者名士,大多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名宦。有著名学者李浚、江观、易嶙等,重臣魏濬和真宪时。提起魏濬我按捺不住要为这位老先生书上一笔。

  魏濬,字禹卿,号苍水,明代万历重臣。生卒年不详,约明神宗万历末前后在世。万历三十二年(1640)进士。他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学问渊博,著述甚多,魏濬从小敏慧才智超人,四岁能作字对。十四岁家人送他到湛卢书院苦读五年,其间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得到建宁府推官郭子章赏识,把他和晋江才子苏濬合称“闽中二濬”。初任户部观政,后升河南清吏司主事,奉命督理河南、山西两省粮仓。万历三十七年(1574)朝廷赐“清廉宴”嘉奖,并提升为山西省郎中,后调任广西省提学佥事,主持修造桂林学宫礼器,创办思恩州学。不久升江西按察副使,南昌兵备兼管饶九道。

        魏濬一生俭朴,乐于救助贫困,奖掖后生。他喜读书勤著述,诗文有盛名,立论精辟,涉猎广博。著有《易义古象通》八卷、《世略》十五卷、《武略》十八卷、《西事珥》八卷、《峤南琐记》二卷、《东粤事文摘》十卷、《纬谈》一卷、《太乙括元》十卷、《方言据》二卷、《黄颔膈》一卷、《峡云阁草》前后集四十卷共11部120余卷。其中《易义古象通》八卷,收录入清乾隆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有许多文集还作为湛卢书院的学子们的必修课,故崇为“文宗”。《四库全书》经部四十三《方言据》·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载:濬有《易象古义通》,已著录。是书乃纪四方言语之异而求其可据者凡二百馀条,多见考据。然其中亦有字出经史,本非方言,如张口笑曰哆、颐下曰颏、足背曰跗、毛多曰氄之类。小学诸书义训甚明,毋烦更为索解。又如“畔牢”之与“畔愁”、“儿良”之为“郎”,皆声音之转,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概阑入於輶轩绝代语,体例颇不类也。《易义古象通》是魏濬的代表作,立论精辟独特。这部书共八卷,约十二万字,前有总论明象八篇,分析文周、孔子、程子、朱子对易学观点的不同。阐述易即象著理,以理明象,及象以通义的哲理。清代著名学者文渊阁总纂官纪昀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给皇帝奏章中论该书“微引多精审,间折衷己说亦能独抒所见;研析颇深,非抄袭雷同者比也”。魏濬在《易义古象通》里深刻指出“天地间自然之易为象,无象不可言易,天地间自然变易之理为通,无通不可言象”和“太极分阴阳分动静,两仪、四象、八卦渐次而生,又显然以象示”的观点。与朱熹以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生气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来展示天地万物和社会变革过程,演绎理与象、理与气的辩证关系内涵相近,他们的整体思想是一致的。现今,易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包括哲学、史学、宗教、科学、医学、以至占卦、气功等方面的知识,能容纳各种各样的解说诠释,有强大的生命力。《易义古象通》无疑是中国一份文化遗产,更是湛卢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

        朱熹、杨缨、魏濬这几位曾经在湛卢书院轰轰烈烈地播扬和传递过教育的一代文化大师,都离我们远去了,然而他们的英名,与那个积弱积贫的南宋、天崩地解的朱明王朝历史时代永恒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想精髓深深地融合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浩浩长河中。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重要方面,如今有关科举和书院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以至于逐渐形成了“科举学”和“书院学”。中国千年的历史书院的归结点在于代代传递文化与陶冶人格的巨大精神意蕴,从书院走出的都是一批批高智商的文化名流,仅岳麓书院就云集了一批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曾国藩、杨昌济等等,可谓是中国千年来最辉煌的英才荟萃之地。湛卢书院尽管无法与这些书院相比,然而以她独特的魅力,在闽北文化教育史上释放出熠熠的光芒。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在湛卢书院培养和影响下,宋明两代,仅松溪就出过三十五名进士,宋明清三代有举人八十七名,进京师国子监的贡生达三百六十五人,其中朝廷重臣十余人,出任知县二十九人,知事五人,县丞十二人,遍及全国各地学官任职达五百余人。这些由湛卢书院打造出的历史上人才精英、清官廉吏,足以让开创湛卢书院早已长眠于冥界的朱熹笑逐颜开。我想,现今的湛卢山下,之所以有这么一批批庞大的高才群体,纷纷考上全国各大专院校,连续几年在闽北教育界独领风骚,与历史上的湛卢书院办学扬儒传理有着深厚的相联和传承关系。

     解读了湛卢书院深蕴的文化精神内涵,也就诠释了现今松溪教育事业所取得“六连冠”的喜人景象了。是的,人类精神的生存与身体的生存是同等重要的,而教育则是两种重要性的前提。教育的最基本宗旨,就是要顽强地挣脱蒙昧、野蛮与无知,促进人类逐步走向成熟的文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书院都包涵了这种思想。历代教育家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和汗水为之泼洒,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在我动笔撰写此文的前一天,独自再次登上湛卢山。呵!湛卢山,这座启迪我智慧、给予我性灵的雄奇大山,你的尊严与神圣就在你怀中——曾经拥有过几百年辉煌的书院里。潇潇的春雨无声地浇淋着湛卢书院这片废墟;废墟间的残垣断壁杂草横生,凄楚荒凉。然而,这里的每块败石,每片残瓦,每株杂草,都让我感触到它生命勃发的微颤与文化人格的温煦。面对这无声的废墟,我的灵魂深处流曳一种奇特的语汇系统,禅一般地与曾经光耀闽北大地的历史书院默然对上话。这不仅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与历史文化进行一次灵魂巡游的对话;也是我对湛卢书院终生的虔诚朝拜与凭吊。

        书院的琅琅书声在历史的天空消隐了,然而犹如山涧峡谷啸一般的书声早已弥合在历史长河的衍化中……我们不必去统计当今有多少湛卢学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准确数字,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别忘了这座山、这座书院。我们也不必去幽怨眼前的残垣遗址——至今尚未修复可供观赏朝拜的书院,只要我们心里装有“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便足矣。祈愿乡邦教育发达,人文聿兴。

        湛卢莘莘学子们无论身在何方,都将铭记他们的背后这座巍峨奇秀的灵性之山给予他们无限的恩泽。我想,无论在清风朗月或是春雨潇潇的夜晚里,书院废墟上的草根在殷殷地做着梦——做着一个沿袭历史辉煌承接未来希冀的梦。


                

【作家作品简介】冯顺志,1959年生,祖籍山东临沂。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南平市文联副主席,松溪县文联常务副主席,武夷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湛卢文学》主编

         1979年开始创作至今,在海内外报章杂志发表各类文体作品300多万字。出版诗集《湛卢诗魂》,小说集《磨砺》、散文集《生命无极》,历史人文散文集《千年人文渊薮》,长篇报告文学《又一村》,电视连续剧《神剑湛卢》,电影《台北来的插班生》等,作品曾获福建省文学作品优秀奖、《人民文学》征文优秀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等多个文学奖项。代表作《湮没的辉煌》选入“中国近现代名家散文集”《历史这堵墙》一书。此文原文发表于《福建文学》2002年第6期,后又收入李龙年主编的《武夷春深——闽北十年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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