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汉林将军 八面山上的黎明 杨汉林 一九三六年初，湘粤赣游击支队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来到了八面山中。 八面山位于湘南的桂东、酃县、资兴、汝城四县中心。这里的人民素有革命传统，群众条件很好，同时又是一片崇山密林，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湘粤赣游击支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成立后，即由北上出发，转战来到这里。一路上，敌人天天跟在后面追剿，部队不断遭受挫折，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动摇、叛变了。尤其是叛徒龚楚和李宗保带领敌人的两次袭击，使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支队长兼政委蔡会文同志也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牺牲。九月间，我们又与项英、陈毅同志失去了联系。后来，虽然又成立了湘南特委，统一领导湘南地区的斗争，但是，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清剿”，不久，我们又和特委失去了联系。从此以后，湘粤赣游击支队的一部分（主力已随特委走了），便在新成立的“资（兴）汝（城）桂（东）酃（县）”县委领导下，坚持八面山地区的斗争。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盼望着上级党的领导啊！我们曾派人前往北山去寻找陈毅同志，也曾千方百计想和湘南特委取得联系，可是，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深信上级党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一天，曾昭墟同志带领一部分部队，正在天河仙一带活动。忽然，桃寮村的一位群众急匆匆地跑来报告：“同志哥，我们村来了一个胖子，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在哪里。他一定不是个好人，快去捉来吧！” 这是个什么人呢？人还没有捉来，同志们就纷纷猜测起来。有的说：“一定是个侦探，要不然怎么大白天打听红军游击队住在哪里呢？”也有的说：“要是叛徒，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还有的说：“说不定是上级党派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该多好啊！” 口气里充满着对组织的期待。 不一会儿，那个形迹可疑的人被带来了。一见面，他就自我介绍，说他是湖南人，原在一方面军工作，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以后，因为与留在湘黔边境的一支部队断了联系，所以上级特地派他回来寻找。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这里不是湘黔边境啊！”同志们不相信他的介绍，继续盘问他。 那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是啊，我从黔东找到湘西，找来找去找不到部队。后来在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八面山有大股红军游击队，我想，只要找到红军，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就来到了这里！”为了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又扯起衣角，露出胸前的一块伤疤，说是和白军作战时负伤的。 伤口是不足为凭的，谁的枪打过了都会留下伤疤。虽说他讲得倒也有头有尾，合情合理，但是，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不能不使我们提高警惕。经过研究，决定暂时把他带着，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这人开始好像对我们还有些戒心。过了几天，他就无拘无束了，且经常给我们讲主力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还给我们唱长征歌曲。战士们都被他吸引住了，而且很快就学会了那些歌子。于是，八面山中也荡漾起红军长征的歌声：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胜利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它水深河流急， 更不怕山高路又长， 红军勇难挡。 …… 这些故事和歌曲，把我们的心和主力红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对那人的疑虑也渐渐消除了。 可是不久，又一个新的疑问出现了。 有一次，雨夜行军后，大家都在忙着晒衣服，唯有他依然穿着那件湿衣服。同志们怕他着了凉，劝他脱下来哂一晒。他却借口说：“穿湿衣服习惯了，没关系！”这事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联想到他平时睡觉从来不脱衣服，也从未换过衣服，就更使大家怀疑。一天，曾昭墟同志把他叫了去，开门见山地把疑问提了出来。开始他还吞吞吐吐地不愿回答，后来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才答应把秘密告诉曾昭墟同志，但有一个条件，要求曾昭墟同志一定保守秘密，不再告诉第二个人。曾昭墟同志答应后，他从衣服的衬里显示岀密写的电报密码，原来他是要给湘黔边境活动的那支部队送新密码本的，以便使部队与中央联系。 疑问完全消除了，我们对他更加亲近了，经常向他打听目前形势和党中央的近况。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知道了党的“八一宣言”和毛儿盖会议的精神。他告诉我们，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目前，党的主张就是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 所有这些消息，在远离党的领导、处于极端艰难环境中的我们听来，是多么振奋人心啊！它不仅给了我们无限力量，而且使我们犹如航行在暴风雨中的小舟忽然看到了灯塔，看到了黎明。 从此以后，我们对当前的形势更加注意起来。我们设法从白区买来大量的报纸，贪婪地读着上面的新闻，以便从敌人的宣传中揣摸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寻找党的主张和政策。后来，果然从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我们觉得那位同志所传达的都是真实的，因此也就完全信任了他，并依照他的意见，通过关系，把他送到资兴城。后来，他由资兴转道，继续完成原定的任务去了，可惜的是，竟把他的名字忘记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根据新的形势，我们的斗争也作了适时的转变。我们提出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也是抗日的军队”等口号。每到一地，墙壁上、松树上，到处都留下了呼吁抗日救国的字迹。并把写在竹片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则胜、不抗日则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标语，插到白区去。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讲解当前形势，宣传党的主张。在行动上，也规定了团结富农的具体措施，把打土豪的政策改为向土豪征款……经过这些工作，广大的劳动人民和我们团结得更紧了。同时，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开明人士，在我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影响下，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 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便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进一步展开了宣传。可是不久，国民党又调遣了大批兵力，企图消灭我坚持在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队。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是湘南游击战争最激烈、最艰苦的时刻。敌人在对我大规模“清剿”的同时，实行了毒辣、野蛮的移民并村和“三光”政策。八面山周围到处冒着黑烟，日夜响着枪声。 敌人的“清剿”并没有吓倒我们。有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我们，我们深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敌人越疯狂，越说明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这时，我们决定分散活动，以便保存力量，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久，沙田、四都墟等地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保安团也派人来和我们谈判了。他们一会儿给我们一个团的番号，一会儿又给我们一个旅的番号，就是不允许我们派人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对于这些举动我们都回绝了，坚持了游击队的独立地位。 九月的一天，火红的太阳刚爬上山顶，上级派来的一位同志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来到我们这里。陈毅同志指示我们：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谈判，但要提高警惕，不能马上下山，待命行动。我们终于同上级党取得了联系，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我们找到队伍了！” 一九三八年初，支队奉命由沙田出发到江西大庾集中。不久，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的一部，高举抗日大旗，开赴苏南敌后战场，展开与日本侵略军的侵略与反侵略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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