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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诗：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依于法. 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 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 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 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鱼, 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于爱之者, 罪虽重而,强为之辞;于恶之者,过虽小而, 深探其意.法无定科,轻重任情;人有执论, 疑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亦, 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 其无辞乎!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 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 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量条, 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是故,顷年犯者, 惧君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 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 忘其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背公平道, 乖泣辜意,欲和讼息,不可得也.法不可私. 故体论云:婬泆盗窃,百姓所恶,从而刑之, 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乃由公也; 怨旷饥寒,百姓所恶,遁而陷法,我从而宽, 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 百姓所憎;我之所轻,百姓所怜;是故赏轻, 而劝之善,刑省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 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则, 过轻纵奸,过重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 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 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先为之意, 及其讯之,驱致之意,而谓之能;不探狱之, 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为制, 以谓之忠.当官也能,事上也忠,则名利亦, 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难矣.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依法严办了。即使断案有轻有重，朝廷听到臣下议论，无不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 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所以《体论》上说：“奸婬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即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他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的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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