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和教书 作者：蔡进 第二年年春节，知青们都回到城市与家人团聚。大年十五春节收尾，吃完汤圆，又到了该向父母和家人作别的时刻。 但这次返乡，知青们很少相约一道走，而是各自悄悄离去，似乎无形中存有一道隔阂。 篱笆还是那道篱笆，碾子还是那个碾子，甚至灶台上方木梁上悬挂的蜘蛛网都保持原状。 唯一改变的就是知青们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 这就麻烦了，一天三顿饭成了首要难题。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情急之中，我操起一门手艺，就是给社员理发，而且不分阶级成分。那时农民一般都剃光头，以节省费用，同时让虱子无法藏身。我带上理发工具，下工后应约去给临近的乡亲们理发。头发理完，其家人惯例就招待一顿面条，里面加一个荷包蛋。别看农民欠缺文化但精于算账，他们要我去理发，一般同时安排几个人，包括爷爷、儿子和孙儿，反正都是招待一顿面条。遇上重情的，就再添加几片腊肉。 今天这家，明天那户。当时市面上剃一个头是一毛五分钱，但关键要走十几二十里山路。我上门服务，分文不取。我开门见山，话说在前面：“通通不准说钱，说钱就不亲热啰！” 队上有位计分员叫李宗昱，与我个人关系比较好。他比我大五岁，已是三个娃娃的父亲，还有一个老妈，是个小脚，走路颤颤巍巍的。他们全家，包括他媳妇穿的衣裤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补丁摞补丁。大冬天的，几个上小学的娃娃就穿打满补丁的单裤，一双破鞋前露生姜后露鸭蛋，清鼻涕拖得很长。他风闻我们知青不和，就主动邀我去他家吃饭，我也就索性提出在他家搭伙，除了伙食费外，不时给他一些布票和粮票。 人在山坳，身不由己。 很快，迎来新年第一次赶场。那天，我正在与一位卖花生米的老农讨价还价，过来一位模样周正的小伙子，我们简单致意，他主动递给我一支烟，我不便拒绝，就礼貌地接过来顺手放在一只耳朵上，这是当地民众耳朵的另一个功用。递烟是当时成年男性朋友见面的第一个动作，相当于说“您好！"如果不接，或者说不会抽，就等于说英语的“No!"气氛就搞得不那么活络了，于是我们就自然闲聊起来。原来他是公社学校的一位语文教师，姓黄。闲聊中，他透露学校计划要开设英语课，可惜一无教师，二无教材。我一听就没有谦虚，自告奋勇，其它学科不行，英语还马马虎虎。接着他立马带我去见学校苟书记，苟书记穿一件黄色上衣，人很清瘦，偏大的裤腿显得有点空空荡荡。他大致问了一下情况，就说开设英语课是公社学校破天荒第一次，早有此计划，就是苦于没有老师和教材。我说这样，你先把我从生产队调到学校，我回城一趟，保证搞到英语教材。看样子他从部队转业，习惯做事果断，听说他爱人还是公社二把手的亲妹妹，这就增加了人事调配的力度。他通过公社总机拨通生产队大队长的电话，把借用我的想法给他通报并要他转告我所在生产队小队长。 事情进展神速顺利，我出差回成都市买英语教材返回后，就直接到公社学校报到了，我与黄老师二人合住一间寝室。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学校有电灯，不再摸黑；每月有十元钱收入，家里可不用再寄钱给我；学校有块集体自留地，每逢周六下午，集体劳动，所获归大家分享。寝室有两个窗户但没玻璃，黄老师把办公室的旧报纸拿来糊了三两层用以挡风。冬天有火盆，燃料是干树根，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夜长衾冷的问题。 我教两个班语文和英文，我的拼音没有过关，只好今天请教语文老师，明天站上讲台热炒热卖。英语是独立大队，无人商量，没有磁带，没有录音机，我怎么读学生就跟着怎么读。 在那个穷乡僻壤，我就是英语标准答案。 教师办公室门外横梁上吊有一小节断钢轨，用金属锤子一敲，声音清脆，就像教堂的钟声，传得很远。负责敲钟的是范大爷，他是学校聘请的临时工。他一脸麻子，脸色青紫。他的工作范围是打扫校园清洁，负责上下课敲钟和用大砖灶上面的大铁锅蒸煮学生自带的红薯和玉米粒饭，此外还要照料属于集体的两头架子猪。当时教师分为公办和民办，民办教师就是农村户口，具有一定教学知识，借调出来教书，一般家都在学校周围，放学后还要犁田，打谷子或者打理家务。公办教师就是县师范学校毕业，国家分配来的，吃皇粮的。我是属于代课教师，相当于临时工，每个月只有十块钱，但我已很满足。由于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与大家都相处得很和睦。教导主任姓唐，脸上也有数颗麻子，长得富态，行为举止很有规范，毫无疑问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家住县城，每周往返一次，估计是家庭出了问题，才贬来乡间当个小官。 学校运行有序，老师们工作认真负责，每周一上午升旗，书记在操场上对学生讲话，每天晚饭后教师集中到办公室各自备课。周六下午两节课后集体放学，教职员工集体经营学校的自留地，给蔬菜浇水施肥，除草杀虫。每周末中午一起就餐，麻子大爷多炒几个荤菜，大家一起分享。 比较理发与教书，我更喜欢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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