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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花 生 文/纬 子 一九七〇年十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校长宣布，接县教育局革委会通知，下周起放农忙假，学生停课，教师集中学习。这对我这个新来乍到的知青代课教师可是个新鲜事儿，到任市公社小学当音乐、美术老师才半个月，对一周上六天课，一日三餐吃伙食团，一个月二十圆工资还是满意的，比在乡下干农活强多了，再说，晚上寝室里还有电灯照明呢。和我一个队的知青林彬三个月前被生产队派到东方红水库去挖土方，国家是不出钱的。每天计十五个工分，水库工地上的众多社员都是这样的，其实这叫做服劳役，农民可能不晓得这些，是政府要干的啊，有什么话说呢。他干满三个月就该我去接替他，我成了代课教师后当然就免了。那地方是讲治公社的地盘儿，那儿的土地是砂壤，种花生的生产队很多，是开江县的花生产地。我和林彬早就商量好了，在他回生产队的时候，要在那里买些花生，年前带回重庆。知青们都是这样的，每年回家过年，总要买点儿当地的土特产带回去。那年月物资供应匮乏，就说这花生吧，一年到头，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按户口供应一人一斤，绝没有多的。这要是一下子就带回去好几十斤真算得着稀罕的年货呢，那不把家里人乐坏了不是？街坊邻居邻居也会羡慕得很的。现在是十月中旬，收获的花生也晾晒得差不多干透了，是该去收购的时候了。我决定下班后就去几个生产队跑一遍，统计一下平时赶场常聚在一起玩，农闲时节串串门儿的几家知青们想买多少，好一趟给大家带回来。一圈儿跑下来，各家多少不一，总共约一百二十斤，当然预收了一些钱。我和仲欣约定，明早出发，要沿着到县城的公路徒步四、五十里路，接着还要走十来里的叉路才能到达水库工地呢。
这几十里公路是省道，土石路面，起伏盘曲，在山峦和浅丘间蜿蜒，我们两个走到中午，就在一个地名甘棠的集镇路边店吃了一碗臊子面。一路上说说笑笑，倒还不觉得累。沿途风景平平，只是在有的路段，远远地看到坐落在半山腰的农舍会浮想联翩：那屋里住着的人不觉着孤独吗？要是有念书的娃儿到学校要走多远啊！在山里居住的农民多是一两户人家凑在一起过日子，不像平坝里几十户人家聚成一个大院落。我们沿着石子儿铺就的公路走了五十来里路，就在讲治公社的两个重庆知青家留宿。第二天一早又走了好一阵子才到达水库工地。我们在一个农户家里找到了林彬。他的铺在一个四面透风的阁楼上，十多个铺着稻草的铺位全都是乱七八糟的，满是猪圈的气味儿。原来楼板下面就是猪圈，透过木板缝隙都能看到下面的猪；幸好我躲脱了。我们大队办公室后边就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住在圈着猪的低矮小屋子里，有一回在大队部开知青会，我找地儿小便进去过；猪食、猪尿粪、猪身上的气味混杂在一起，难闻死了，晚上在这屋里能睡得着觉吗？转念又一想：我确实还很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记得我们高中班上一个团干部在作文里写到：参加支农劳动，想到是为革命种田，连挑的大粪闻起来也是香的。我们私下嘀咕却不敢公开异议：那大粪怎么着也是熏人的臭烘烘的啊！可班主任老师评说：这就是具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林彬一见面就给我绘声绘色地讲他和农民怎么投机取巧搞谎报所挖土方量的事儿，我理解他们。他们那每天明显高于农业劳动的工分全都记在自己的生产队里，水库是一定要轮着去的，不去就吃亏了。我听得懂，却不感兴趣，与我无关啊，我只想快点收到花生。黎平带着我们去农户家收购晒干了的带壳花生，有的六角五，有的七角，几家走下来总共买了一百二十多斤，装了四大麻袋。下午我们搭上了回本公社的大拖拉机，东方红牌，前面俩小轮，后面两个一人来高的大轮子，全公社唯一的一台机动车。看到驾驶员向座位走去我心里就发毛了，他脸儿红彤彤的，身着一套半新半旧的绿军装，领口敞开着，帽儿歪戴着，步态不稳，完全一副醉熏熏的样子，几个小伙儿殷勤地前呼后拥地跟着，肯定是喝了不少红苕酒。两万多人的任市公社，唯有的一台东方红大拖拉机，仅有的他一个驾驶员，你说他该不该吃香？一个曾在汽车驾驶连当过兵，开过解放牌大卡车的人，该他跩！驾驶座左右早就被几个和驾驶员熟络的年轻人爬满，我和季欣连人带货上的后挂拖斗，我多了个心眼，倚坐在车斗的左后角箱板处，以防不测。
拖拉机开动了，伴随着突突突的马达声扭动着前行，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前头，做随时跳车的准备。还好，终于驶出了几公里的库区土路，在省道公路上跑的不那么颠簸了，但还是看得出车头的扭动。上坡了，不对！怎么直向右边冲？我半蹲起来，拖拉机向路边的石谷子斜坡上冲去，头一扭，侧翻了！拖斗一甩，斜停在公路上。我和季欣一场虚惊，安然无恙。左侧翻的拖拉机上那几个人，似乎摔蒙了，过了一会儿才叫了起来，所幸无大碍，只有点皮肉擦挂伤。忽听得驾驶员握着流血的左手腕儿惊叫：我的手表？！人们一阵忙乱，还是在车底下找到了。手腕儿上带只表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那时的一只表多金贵啊！下车走吧，我们一人俩麻袋六十多斤挑上肩，好在前面不远公路边上正是来时留宿的知青家。进了屋，给她们讲了翻车的故事，她二位连说幸好幸好。饭后我们捧出花生炒来吃，天已黑尽。她们挽留，是我坚持要走，主要是我，因为明天上午放农忙假的教师们要集中学习了。六十多斤的担子不算重，可是要走四、五十里路啊。开始我们走得还算快，走了二十来里地后就慢了下来，歇梢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乡间的公路在黑夜里不会有任何车辆经过，走很长一段路才会看到一户农舍透出来的些微亮光。星光下，一条微微泛白的大马路只有我门两个挑着担儿在行走，一路生风，还是感觉挺自在的，流点小汗，一身爽快。想歇一下就把担子随意一扔，顺势就坐在麻袋上。歇够了一声“走”，又挑担前行。当农民一年了，这点下力活儿倒是算不得什么。走到天亮才到我的知青屋，我们把花生倒进木柜子里。仲欣回他的生产队，我倒头躺下，哪里睡得着！走了一整夜，疲惫不堪，这可能也是一种物极必反，劳累至极的躯体和还固执地保持着思维活动的脑壳还在各司其能，整合不到睡觉那一块儿去吧。我抓了一把花生吃，就赶着时间到学校去了。老师们分组扎堆儿读文件、发言、讨论。开始我还能在那一尺来高的长木条凳上坐得住，过一阵子就出洋相了：眼儿一闭，身子一倾，就向一边倒去，如此再三，无法控制。我看到了围坐一组的老师们投过来的诧异眼光：这家伙昨晚上干什么去了！？如果相熟，他们会问我的，如果相熟，我会向他们解释的，可我才代课不久，大家还生疏着呢。以前在学校读书时，无论小学、中学，班上同学中总会有个把个一上课就拽瞌睡，常遭老师训斥的瞌睡虫。我很奇怪：课堂上怎么就能睡得着？拽瞌睡会是个什么滋味儿？当了十二年学生，我没有一次拽瞌睡的体验，上课总是专心听讲的，可这次尝到那种昏昏欲睡的味道儿了。周世伟，网名緯子，退休医生。重庆一中老三届高66级学子，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退休后在网络发表数十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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