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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象传》：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在强调口舌之防的同时，第一次将言语和饮食放置一处来谈论。其所指向的“颐”卦深意，正是古人颐养之道的智慧结晶。言语作为文学的基础，由此发端，代代相沿而下，书写了我国饮食文学的灿烂星汉。 厨师出身的已故作家吴正格在他的《饮食与文学》中提出：中国最初是以“鼎食民族”的形象崛起立世，继而鼎与君权、疆土同义，并成为国家礼器。他注意到中国最初的小说创作便是以饮食为题材：《吕氏春秋》第十四卷“本味”篇写伊尹从庖人到宰相，并“说汤以至味”的故事，主题是治理国家要求得贤人。鲁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小说。如果此说成立，“本味”篇理当成为中国饮食文学的滥觞。 沿着这条脉象，不难梳理出一条中国饮食文学的演进路径：自《诗经》《楚辞》发源，经历汉赋、唐诗宋词的发展，到明清小说乃成为高峰，连看上去端庄肃然的《论语》也谈论饮食。为此，吴正格作了一个统计：《论语》中，“政”字出现过41次，而“食”字也出现了41次，其中30次是当“吃”讲的。 蜀人李调元在《醒园录》序中开宗明义，说“饮食非细故也”。与他同时代的袁枚则在他著名的《随园食单》序里感慨，“古之于饮食也若是重乎”，大有遥尊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思想大义在其中。 饮食流于风习，文变染乎世情。当下作家在总结前贤经验的基础上，必须赋予饮食文学的崭新内涵和时代精神。有鉴于此，从问题意识出发，我们必须思考，当代作家如何处理好承继饮食文学古典传统和开拓当代饮食文学新领地之间的关系；当代作家如何利用饮食，以长篇小说为主体，重返“古之于饮食也若是重乎”的思想高地？本文试图用“物同理同”“理一分殊”和“无用之用”三个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以当代作家王安忆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和新晋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为对象，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物同理同：饮食只是表象，文学才是内核 味觉是最深的乡愁。王安忆生于20世纪50年代，葛亮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着共同的乡愁，皆因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生地：南京。上海本邦菜和淮扬菜的熏染，无法不对他们产生影响。《一把刀，千个字》中的“一把刀”，即出于“扬州三把刀”中的菜刀。王安忆长期在上海生活，扬州保姆教她说扬州话，当然也吃扬州菜，这便成了《一把刀，千个字》饮食写作的源头。葛亮在《燕食记》中，写五举山伯入赘戴家，以使上海本邦菜在香港得以立足。虽然《燕食记》的故事主场在香港，但大约上海本邦菜仍然是葛亮此番饮食文学写作的源头。 饮食相同的气味和物性，是两部小说赖以构建的基础。《一把刀，千个字》试图以淮扬名厨陈诚的一生，在日常与历史、个人和时代、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起深刻的联结，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细节描写仍然是王安忆一贯的写作风格。《燕食记》以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两代人的传奇身世和薪火传续入手，写百年间岭南饮食文化、尤其是点心的发展变迁。两者都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单从体量上来看，后者更为庞大。写作方法上，两部作品都有承继饮食文学古典传统的潜意识，这从各自的题记中可以略窥一斑。《一把刀，千个字》所引题记“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是袁枚题扬州个园的名联；《燕食记》的大题记则来自于《周礼·天官·膳夫》：燕食，谓日中与夕食。至于书中上阕九章、下阕六章的小题记，则大多来源于与饮食相关的历代笔记。 在王安忆和葛亮的笔下，尽管一个说的是淮扬菜，一个说的是岭南菜和点心，但饮食作为物存在的理是相同的。《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有对软兜、上海青乃至各种淮扬菜细腻精致的铺陈，举凡食材生长差异、水土流变、中西口味优劣等皆有细入肌理的描写，这和《燕食记》中写诸多岭南菜和上海本邦菜的呈现精妙物同理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菜系的变化奥秘其实都藏在一方水土中。 将“饮食文学”四个字拆解，“饮食”只是表象，“文学”才是真正的内核。所谓物同理同，那么，王安忆和葛亮相同的心意在哪里呢？ 《一把刀，千个字》指向的内核是“千个字”，这“千个字”因人而异。以笔者的理解，还是“古之于饮食也若是重乎”的古典传统在对作家产生影响。即使是看起来一目了然的那把菜刀，也绝非那么简单。王安忆要写的那把刀，更像作为烈士母亲刺向非常时局乱象的一把革命之刀。小说第八章写母亲到津，访问大学时的女同学，夜间联床夜话的一段，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惊心动魄。奔向祭坛的前夜，她在向女同学告别，也在向女同学作最后的托付。尽管这告别和托付是无声无形的，但敏感的女同学还是感受到了，也才有了后面女同学从天津奔向更远的吉林带走弟弟陈诚去上海避难的安排。王安忆的叙事极隐忍含蓄，但越是这样的隐忍含蓄，越能见出叙事的张力。小说上部写陈诚“一把刀”成长的过程，为下部“千个字”做好情节和情绪的铺垫，复调、交叉式的叙事，烘托出文学的内核：个体和血亲、个体和历史、个体和时代，所有淮扬菜的神乎其技，到最后都只成为这内核的工具。 《燕食记》中荣贻生做莲蓉点心始终差一味，最后在一张白纸中品出奥妙，终于顺利通关。葛亮在其中的铺陈和张扬，是为了烘托同样的饮食文学内核：作为养父兼师公的叶凤池，如何以饮食为刀，参与到国家与民族的救亡图存之中。叶凤池个体在大时代下的选择，表明了一种传统卫道士的立场：饮食绝非安身立命、满足口舌需要那么简单，他要教会荣贻生的，正是饮食中的大义——即使和平年代不需要救亡图存，但仍然有世道人情在其中。 从两部作品对饮食文学内核揭示的心同理同来考查，《一把刀，千个字》和《燕食记》尽管来自于两种不同的饮食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年龄结构作家，但它们因为这共同的内核，有了某种互阐的条件和可能。将它们共同列为当代饮食文学的代表作，也是完全适宜的。 理一分殊：局部与整体、内部与外部、市显与侠隐 我们既要看到两部著作以饮食入文学的共同性，也要看到它们在具体表达上的差异性。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谈到了他对宋儒“理一分殊”思想的影响，可转引过来作为对这两部著作虽同以饮食入文学，但又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学个性的解释。 一是局部与整体的分殊。《一把刀，千个字》虽写淮扬菜厨师陈诚的一生，但饮食的呈现只在局部，或只是一条暗线和一个背景、一个工具，它不同于《天香》和《考工记》为技艺和工匠立传的整体性立意，其指向的是更为深刻的人性和时代精神。小说上部写陈诚的成长史：生于哈尔滨、长于上海虹口弄堂，偶然的机缘学厨于高邮乡厨和沪上名家，然后移居美国，做起“包饭作”，饮食的精耕细作和论说在上部每有精彩呈现，乍看这是又一部为技艺和工匠立传的小说。到了下部，才陡然转向交代烈士母亲短暂却传奇的一生，其中间插了不少饮食操持的场景，但已是极细小而微弱的表象。饮食之道在这里开始让位于王安忆对革命与启蒙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问。 《燕食记》对饮食的写作却全然是整体性布局的。从陈五举进入“多男”茶楼，到露露接过上海本邦菜的大旗，“十八行”重回湾仔，饮食的写作贯穿全局、须臾不离。饮食在其中牵连起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起承转合以及思想的曲尽其妙，看得出葛亮在架设这部饮食文学作品时，有明确的写作主张和精密的结构设计。与《一把刀，千个字》相比，《燕食记》中的饮食虽然同样为工具，但已经从暗线升为明线，从背景转为主场景。太史第暗杀日本间谍河川守智的一场戏，于“赏心乐事谁家院，菊黄蟹肥正当时”的宴饮中，埋藏着正义的杀机，成就这场正义的暗杀的，还是莲蓉月饼中蕴含的食物精妙之道。如此精巧的工具设计，以及如此重要的文学表象力量，主要应归功于作家本人对饮食在小说中整体性作用的设计。两部作品以饮食入文学体现出来的局部与整体性旨趣和方法，无疑为后来的师法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是向外与向内的分殊。《一把刀，千个字》关于饮食写作的主场其实不在国内，而在华洋杂处的纽约法拉盛。携技移居于此的陈诚，以“包饭作”的身份，打入这里的华人世界，并逐渐妥协于当地的水土、物产和口味，淮扬菜在这里已经不正宗了。这种饮食文化的外向型妥协或者说拓展，蕴含了王安忆对大众精神失落的隐忧和对南橘北枳大环境下人心人性改变的冷静反观。 文学评论家刘欣玥对此已有洞见：扬帮菜从“乡下人的乡下菜”走向五方杂处的上海滩，再进军大洋彼岸，早已背离本宗远矣。但是，与其说小说家关心的是“味”的偏离乃至堕落，不如说是要讲述一个“知味的人”消失的故事。那么，这种向外是否呼应着当下的文化和非遗出海热潮？ 三是市显与侠隐的分殊。厨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被目为“下九流”，社会地位普遍不高，而操持饮食也被视为侍奉人的低贱职业。《一把刀，千个字》和《燕食记》都有为这个“下九流”正名的命意在，但具体的表现手段却有很大区别。《一把刀，千个字》中的陈诚，从国内移居美国纽约法拉盛，有大隐隐于市的动机。但一旦他身置“这块看似没有民族国家大义的新兴侨埠”之后，作为烈士之子的传奇身世在这里变得无关紧要，他借助于“包饭作”，期待着市显扬名，打下一片基业，让人生得以继续，并重生一个新的自己。这其中当然包含着中西观念的差异，英雄不问出处的文化和技高者尊的自然法则，让他有了市显的可能。这里的市显和上面论及的向外，其实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全的。 和陈诚的市显不同，《燕食记》中的师徒孙三代（加上露露，总为四代），始终出于一种隐的状态：隐入烟火人家，隐入市井百态。身为养父兼师祖的叶凤池，更像古典武侠小说中的侠隐，以无声之教完成对荣贻生最为重要和关键一环的技艺传承。出于荣贻生特殊而敏感的身世，他的养母一生都在隐藏，偶然一次的太史第饮宴操作，为她和儿子带来暴露的危险，于是不得不作出隐于草野的决定。这一决定带给荣贻生的，也是一个终生的“隐”：人们对这位神奇大案的了解，大多源于民间。到了陈五举这一代，虽然有过市显的过程，但在经历了妻子戴凤行为隐居香港的上海青帮大佬顾鸣笙（杜月笙的原型）做家宴而死于破伤风的巨变之后，再次认识到市显的危害性而继续大隐隐于市。小说中关于饮食技艺的传承，也是一种“隐”的状态，因此也可以说，《燕食记》是一部讲述侠隐的小说：饮食之中的大义，当然也必须包括侠的那一部分。  无用之用：小处谋生，中可振业，大哉报国 两部小说对数位厨师及关联的饮食或局部或整体的文学表象，对具体的饮食之功用究竟有无揭示？或者说，饮食进入进而影响和改变文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类饮食文学写作的小说史意义何在？ 《一把刀，千个字》中陈诚学厨的经历，使这孩子从此“有半技之长，总有饭吃”。这便是学厨的功用：小处谋生。后面嬢嬢带他拜单先生为师，也是说：“只求薄技在身，挣碗饭吃。” 《燕食记》中的荣贻生、陈五举和露露也皆是苦寒出生，进入饮食行当起初也是为着谋生。荣贻生当了大案，陈五举叛出荣贻生之后入赘戴家，却都有了振业的气象。但两部著作对饮食进入文学的价值远不止于振业。出道成才，谋生已是最初的想法，《燕食记》里，荣贻生和师傅们以饮食为枪智杀日本间谍，或者在大黄岗苦战之后，进入一个道观，荣贻生就地取材，给抗日的将士们做花锦鳝吃，这就是大哉报国的大用处了。而陈诚呢，让中国的淮扬菜漂洋过海，并使其扬名美国，无形中成就大哉报国的大用，堪称“无用之用，方是大用”的生动演绎，和她母亲当年革命报国一个结果，时移事往，革命不就是请客吃饭？而那顿饭，是烈士之子掌厨的拿手好菜。万里之外的扬州佳肴里，隐隐有一股血腥气味⋯⋯这让她的小说充满辩证意义，而这辩证借着纽约的扬州厨子和哈尔滨的文革烈士——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作了戏剧化呈现。 仅从王安忆和葛亮对饮食的敏锐感受力和领悟力，以及基于此而主动承担起来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来看，《一把刀，千个字》和《燕食记》最大的成功或许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连脉，那是饮食文学从传统走向创新、作家在日常饮食的无用之用和主动担起饮食文学发展使命之间的连脉。再一次地，当代作家借助于饮食书写，完成了与先哲的古典传统呼应，也通过小说的方式凝练出了独特的中国叙事经验。（作者系成都传媒集团副总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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