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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第二阶段四强争霸，赵和齐的故事我们讲完了，还剩下楚和秦。先简单看一下楚国，最后才说统一六国的秦。 楚国的故事比较简单，在七国当中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最落后的。春秋的时候还好一点，那时候中原各大诸侯国都被卿大夫势力搞得天翻地覆。楚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学习的西周，楚王虽然称王跟周王平起平坐，但本质上是一个诸侯国的框架，下边没有独立的诸侯国，而是分封了一大堆卿大夫家族。由于兼并了大量的淮夷氏族，国内难以实现真正的君权专制。卿大夫家族一边在朝廷里瓜分了高级职位掌握中央政权，一方面在自己的封地里当土皇帝，有兵有地有民，相当于一个半独立王国。春秋时代楚国和中原诸侯都是这个样子，大家差不多，楚国仗着自己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算得上是春秋一霸。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它就不太行了。中原各国纷纷变法削弱卿大夫的封建势力搞君主集权，迅速变得强大起来。楚悼王学习魏国，依靠吴起变法，也骤然强盛，但它的贵族势力还是太大，楚悼王变法变到一半，很神秘的“暴病身亡”。这个时候正好吴起带兵在外边跟魏国打仗，不在首都。所以楚悼王的暴病身亡非常可疑，很可能是被几大家族合谋给搞死的。 楚悼王一死，这些贵族势力立刻反扑把吴起给杀了，吴起搞得那些废除世亲世禄制的制度也基本上废了。后面一直到楚国灭亡，这个国家都没有完成军队的统一管理，就更别说整体的去封建化和废除贵族世袭制了。 楚国的军队，楚王能直接指挥大概百分之四十，不到一半，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就掌握在屈、景、昭三大家族手中。著名的诗人屈原就来自于三大家族中势力最大的屈氏家族。屈原是想学习吴起搞改革的，想要争取楚王的支持、自己革自己家族的命，最后失败了，被放逐以后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离骚》。后来楚国被秦国灭亡的时候，楚国人就发誓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字面意思好像是说哪怕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要立志复仇灭秦，听上去挺悲壮的。不过人家这里说的“三户”是指的屈、景、昭三大家族，其实意思是只要这三大家族不灭，楚国就有复仇的希望，楚王家族灭了并不会动摇楚国的根基，是这个意思。 楚兵其实很强悍，南蛮嘛，打起仗来非常凶狠，中原地区的军队遇到楚军都不太敢跟他们正面冲锋，冲不过。但它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出去打仗都是几大家族自己带自己的军队，联合行军，没有办法进行统一指挥。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可以，各国都是这么打仗的，到了战国时期就不行了，中原各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军事改革，建立了君主对军队的绝对权威。行军打仗的时候，君主授权的统帅具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军事纪律相当严厉，可以说是如臂使指、指哪打哪。楚军这种散装的军队碰到秦军、魏军、齐军就都不太打得过了。不过它始终是战国七雄里边地盘最大的国家，在秦国灭蜀之前，它领土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另外六国领土加起来的总和，长江以南的地盘基本都是它的，横跨东西，从今天的重庆地区经过湖南江西一直到江苏，同时跟秦国、魏国、韩国、齐国接壤。中原那些国家都号称千里之国，齐国和赵国最强的时候也就号称两千里之国，只有楚国号称五千里之国，可见它国土的广大。强盛的时候带甲战士上百万，战马上万，战车超千乘，论军队数量也是天下无人能敌。 吴起虽然被杀了，世卿世禄制度也保存下来了，不过吴起从魏国带过来的一套系统的法律还是被楚国继承了下来。它就靠着这套法律建立了一个还算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框架，为战国时期勉强维持着一个强国的体面，在战国争霸里边扮演一个“超级配角”。四国围攻魏国的时候它出兵了，围攻秦国它也出兵，五国伐齐它也出兵，还单独跟秦国、齐国都反复开战，十处敲锣九处有它，不过单打独斗的时候总体来说胜少负多。在玩谋略上，它也不如中原各国。楚怀王的时候，因为经常被秦军入侵，占了它六百里地，就去跟齐国联盟。秦国一看这不行啊，有危险，就派宰相张仪去跟楚怀王说，只要跟齐国绝交，就把那六百里地还给楚国。这种简单粗暴的谋略，楚怀王竟然真的相信，派人去跟齐国绝交。事情办完了，秦国立刻翻脸说只给六里，不可能给六百里。楚怀王大怒，派兵去攻打秦国，深入秦国过境，结果齐国在背后准备进攻楚国，只好撤军，最后是两头吃灰。后来秦国又威逼利诱楚怀王去秦国控制的武关谈判，楚怀王竟然真的去了，结果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被秦国长期软禁在秦国，最后死在了秦国。 看起来，楚国人在外交谋略上也是南蛮风范，就是一根筋，总体来说比较实诚，谈不上是君子，但真小人是可以的，至少不是伪君子，因此也经常吃亏上当。楚怀王被骗到武关去软禁这件事情，秦国确实是不讲道义之极，在楚国人民心中点燃了长久的怒火，那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名言就是在楚怀王死了之后，楚国大夫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说的。后来秦国当真是被楚国遗民给灭的，攻入秦朝首都咸阳的刘邦和屠杀秦始皇家族的项羽都是出生于楚国，项羽更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裔。虽然他们跟楚国三大家族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实是楚人把秦国给灭了。所以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这种严重不讲道义的行为，还是真的遭了报应。 楚国的事儿就简单说完了，最后说战国七雄里边真正的主角——秦国。 秦国在春秋以前的故事前边讲过，他就是周王一个养马官员的采邑，因为犬戎入侵西周东迁，秦人留在当地驱逐犬戎，周王就把整个关中平原分封给了秦国。一些老牌封国在开国的时候，周王都会塞给他一堆贵族担任卿大夫，有些关键职位还是周王直接任命的。晋国的贵族家族有些就是开国的时候跟着晋国的国君一起过来的，有一些连官位都是周王给定的，晋国国君无权任免。所以它天生就是贵族政治而非君主专制。秦国就没有这个历史负担，分封的时候国君自己就就是个子爵，下面不存在其他贵族，它的地盘也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天生的就没有什么世卿世禄的卿大夫家族来分权。后来国家大了，也学习其他诸侯国搞了分封，形成了贵族阶层，不过这种后天形成的贵族根基比较浅，国君的权力一直相当稳固，统治阶层也非常重视按照军功来论功行赏，这是它跟其他诸侯国差异最大的地方，也是它在战国争霸中能笑到最后的根本。 受犬戎入侵的破坏，关中地区文明程度一落千丈，等到秦国收复关中，那基本上就是一片荒野，人民死伤殆尽、土地大量废弃，从零开始建设。整个春秋时期，秦国都比较落后，跟楚国一样，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之国。到了战国初期，发生了一件扭转秦国国运的大事情，就是在魏国流亡了三十年的秦国公子嬴连回国夺取了君主的宝座，这就是秦献公。 秦献公的父亲秦灵公死后，秦国内部发生政变，秦灵公的叔叔夺了权，这是秦简公。秦灵公的合法继承人——公子连为了保命，就跑到了魏国。秦简公其实也挺猛，允许官吏、百姓带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又开始对土地按照面积来征收粮食税负，改革了井田制，这些都是削弱贵族特权强化君主集权的改革。当了十年国君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是秦惠公。秦惠公当政十三年，比较保守不思进取，没有啥突出政绩。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魏国李悝吴起变法，吴起带兵进攻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和函谷关，彻底封杀了秦国往中原发展道路，把秦国打成了一个西方的边陲小国，这是秦惠公当政最大的失败。 秦惠公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秦出公继位。秦出公只有两岁，就由他的母亲实际执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太后当政。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因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太后当政，今天的读者早就见怪不怪了。但在当时可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太后的权力是来自于君主权力的，只有在世袭君主的权力非常稳固的情况下，才会有太后当政的情况出现。之前西周和春秋各国都是贵族政治，政权把持在贵族家族手中，君主的权力大小完全看君主本人的才能和魄力，只有铁腕的成年君主才能真正掌权。一个两岁小孩继位，在各大家族眼里那就相当于没有国君，根本就不会理会太后说什么，朝廷的大小事务几个家族自己商量着就定了。秦国居然搞出来这么“先进”的太后当政，这也是它国内贵族势力弱小、专制君主权力稳固的一个表现。 秦国的大臣们对太后当政这种事情很不满，特别是秦惠公当政十三年丢了河西之地和函谷关，已经是有亡国危机了，大家都觉得执政方针路线问题很大，现在又来一个太后当政，秦国再这么胡搞下去不是很快就要完蛋了？要挽救国家危亡，就必须终止这个局面。大臣们想起来逃亡魏国的公子连。他不仅是秦灵公的合法继承人，还在魏国流亡了二三十年。这个时候正是魏国最强盛的时代，李悝吴起变法威震天下，各国都盯着要向魏国学习。走魏国的变法路线是秦国有识之士们的一个共识。大臣们经过跟公子连的密切沟通，双方达成一致，迎接公子连回国。 公子连刚一踏上秦国的国土，太后派出的军队就来准备逮捕他。但深居宫中的太后根本不知道，这些都在大臣们的计划之中。负责逮捕公子连的军队刚出首都，就成了迎接护送新君登基的卫队。公子连带着他的新卫队返回首都，杀掉太后和秦出公，登基当上了国君。 秦献公在魏国流亡二十多年没有白混，很深入认真的学习了李悝吴起变法那一套，回国以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搞改革。 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个重要决策是什么呢？废除人殉。也就是国君和贵族死了以后拉着一大堆大小老婆和奴隶陪葬的制度。这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当时落后到什么程度，中原各国大概在春秋中期就已经纷纷废除了这个野蛮制度了。孔子还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骂那些在人殉制度被废除以后，还制作假人陶俑来陪葬的贵族是坏蛋，对人殉这种没有人性的制度念念不忘，虽然不能杀活人了也还要做点陶俑来满足自己对人殉的渴望。秦国国君是商朝将领恶来的后裔，算是东夷血统，继承了商朝的殉葬习俗，一直没有废除。特别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死后，竟然拉了177人陪葬，震惊整个中国，吓得士人百年不敢入秦，人才出现严重断档。秦献公这次改革，算是跟上了中原文明进步的步伐。 接下来，他又宣布把一些边境地区改为“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管理。 这个改革，就是封建制向郡县制推进的关键一环。这个事儿不是从秦献公开始的，但他是最早开始大规模推动郡县制改革的君主。 历史发展一再告诉我们，很多颠覆性的改革往往都是从边缘地区或者边缘阶层中开始的。在资源富集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形成比较牢固的利益格局，不容易动，得先从边缘部分开始出现一些颠覆性的创新，然后逐步的扩大向中心渗透，最后引发根本性的变革。郡县制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开发的比较好的中心区域，早就被封建贵族们占得差不多了，布满了各种封地采邑，这些地方国君也不好插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大诸侯国不停的向周边落地区扩张。在边境地区，新扩展的国土，没有封建贵族势力，国君就比较容易插手。边境地区多战乱，要不然就是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贵族们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抢地盘。国君就会直接委派官员进行垂直管理。一般来说，比较小的地方，就设立“县”，行政长官就叫县令。在靠近蛮夷的边境地区，地盘很大而往往人口很少，就设置“郡”，行政长官就叫郡守。魏国派吴起攻占秦国河西之地以后，设立“河西郡”，这就是一个以军事征服为主、行政管理为辅的一个军政合一的治理机构。 一开始，郡和县是平级单位，郡的地盘大、土地荒凉、人口稀少，县的地盘小、人口较多、开发程度也要高一些。郡一般在蛮荒之地，赵国征服了大量匈奴控制的蒙古高原地区，就设置了“九原郡”。郡守既有行政管理的责任，也有对蛮夷进行镇压抵御的军事责任，所以叫“守”。县由于地方较小，长官主要就是负责行政管理，县的长官就是“令”。不过，后来，郡的开发越来越成熟，人口也不断增加，一个层级的政府就管理不过来了，于是就在郡下面又设县。县就逐渐变成了比“郡”要低一级的行政管理单位。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央—郡—县的三级管理体制，这就是郡县制的起源了。 郡县刚开始都出现在新征服的边境地区，后来随着君主权力的加强，就不断的把一些贵族的封地给改成了郡县来加以统治。到了战国后期，除了楚国以外的各大强国内部都已经基本完成了郡县制改革，从封建制为主的国家变成了郡县制为主的国家，实现了内部的“小一统”，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 秦献公在边境地区大量设县，就是战国郡县制改革的先声，是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一个重要举措。他又对农民进行户籍化管理，用来替代以前农民依附于封建贵族的体制。后来，他又开征商业税。之前抢了他继承权的叔爷爷秦简公是开征农业税，直接对土地征税，他是征商业税，两个加起来，形成了政府直接对国家主要经济活动征税的体制。以前这些活动都是贵族控制的，贵族拿了钱再来替国君办事儿，而不是从政府领工资。国君花钱只能从国君自己直属的封地里边拿，国君也就相当于是个大号贵族而已。如果拿家庭来做比喻，分封制下国君和贵族直接更像是大哥和兄弟的关系，不像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国家也就是个散装国家。国君理论上应该对整个国家负责，但他又不掌握需要负责的权力资源，这是最大的问题。郡县制改革，以及政府直接对土地和商业活动征税的改革，本质上就是要取消了贵族这个中间代理商，让国君掌握能对国家负总责的资源和权力，把中央朝廷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贵族议事机构。总的来说，都是在努力把秦国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封建制向帝国制转型。 通过秦献公的变法，秦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个帝国制国家的雏形。他的改革的意义，其实不比后来的商鞅变法意义小。商鞅变法主要就是在秦献公的基础上再深入再加强而已。 等到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正好就赶上魏国公叔痤去世，商鞅在魏国不受待见，跑到了秦国来寻找出路，跟秦孝公面谈之后得到了孝公的赏识，孝公就任用他开始变法。
商鞅变法的内容，前边说过，关键还是法家的三板斧：制定法律、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制。主要就这三条，商鞅去秦国的时候带上了李悝制定的全套《法经》，相当于把魏国的法律体系给带过去了，稍加改动用到了秦国，制定了秦律。执法起来也是不避亲贵，说白了就是冲着贵族去的，平民反而好管。有一次太子犯法，按照秦律应该在脸上刺字。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君是高于法律的，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国君的统治权，除了国君以外，其它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现代国家的所谓法治主要就是把国君换成了宪法，让宪法成为最高法，但也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背后就不一定了。所以现代欧美代议制国家国会议员的权势很大，因为他们可以在法律背后做文章，通过制定法案来为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一般来说立法机构的成员也是享有法定豁免权的，我们国家的立法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成员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要是触犯了法律，也不能跟正常人一样直接抓起来判刑，需要先由人大会开会取消他的代表资格，然后才能正式逮捕审理判刑的。国君作为终极立法者，当然享有法外特权。太子不是国君，不是国家的终极立法者，不能享有豁免权，但它是储备国君，还是必须要有点特殊待遇，不能让未来的国君脸上刺字，于是商鞅就把负责辅佐太子的官员给刺字了，而且这个官员还是公族的公子，秦孝公也支持他这么做。太子和公子都这样，其他贵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搞起来，国君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就都得到了加强。 奖励耕战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是一体的。商鞅搞了一个十八级的爵位制度，爵位就是可以不干活长期领工资和享有封地嘛，这是贵族的特权。这十八级爵位制度的特殊之处就是非军功不授爵，没有战功就没有爵位，而且之前的其他爵位一律作废。这是非常彻底的，直接就把卿大夫阶层给改没了。而且这十八级的爵位也是不能世袭的，只有本人可以享有，死了就没有了，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只能君主由特批一事一议，偶尔有世袭的也传不长。最低一级的爵位叫“公士”，只要在战场上砍掉一个人头就可以得到，入门门槛比较低，拿到之后家里就可以享受每年50石的俸禄、分1.5顷的土地以及一套住宅，属于“新手大礼包”，后边再升级难度就逐渐提高，但前十六级都是直接跟军功相关的，只要能在战场上不断立功，就可以一直不停的升级。后来秦孝公的儿子秦孝文君称王，又增加了两级，变成了二十级，最高的一级叫彻候。等到秦国统一中国开创大一统帝国，彻候就成了人臣能够得到的最高爵位，“封侯”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军政官员除了造反当皇帝以外的最高人生目标，很多诗词里边像什么“万里觅封侯”之类的，就成了文人墨客表达自己人生理想的句子。 商鞅这些改革措施，跟李悝吴起的变法没有什么特别大区别，也没啥突出的创新之处。但他的变法最成功。这三个变法者当中，贡献最大的应该是李悝，这是开先河的人物，能力最强的应该是吴起，一代战神，走到哪里哪里强，搞政治搞军事都是一流的，但名气最大的是商鞅。商鞅在法家思想上是集大成的人物，创新不如李悝、才干不如吴起，但他的平台最好，在秦国而且是战国中期的秦国。秦国的王权一直都很强势，贵族比较弱势，又占着关中平原这么一块沃野千里易守难攻的战略宝地，赶上各国变法图强军事争霸的乱世，它出来统一中国，才有了后来商鞅的名声。 吴起变法，支持他的楚怀王死了，他就被旧贵族给杀害了；商鞅变法，个人结局也不好，秦孝公死了，太子上台，是为秦惠文公，也就是秦惠文王。那个当年代太子被刺字的公子，马上就举报商鞅谋反。商鞅没法辩解，只能逃走。想要跑去魏国，但魏国害怕秦国找麻烦拒绝接受，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组织一支军队想要去攻打旁边的郑县县城，对抗亲惠文公的军队，当然是以卵击石，被秦军给消灭了，商鞅也死于战场。死了之后，被秦惠文公下令把尸体运到首都五马分尸示众。商鞅谋反这个事情最开始应该是被冤枉的，但在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就逃走然后组织军队去打郑县，那就是坐实了真的谋反。 《战国策》里边说秦孝公死前一度想把国君之位传给商鞅，但被商鞅拒绝。《战国策》算是正史，但只有这么一条孤零零的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史料有类似的记录，所以也没人把这句话当回事。我认为这个事情有可能是真的，后来燕国的国君姬哙，就是重用大臣子之搞变法，成效非常好，姬哙又对自己的太子不满意，就下令禅让，把王位禅让给子之，为的就是自己死后能变法可以继续，让燕国继续强大。这个做法引发了太子平的叛乱，结果太子平被杀，齐国军队趁机攻打燕国杀掉了姬哙和子之，差点将燕国灭国。这个事情引发了燕昭王忍辱负重二十年训练二十万强兵，交给乐毅参加五国伐齐，攻克齐国首都临淄，最终导致齐国霸权没落的战国历史大事件。 在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政治家的国家意识觉醒，一个国君为了让国家保持强大，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到继承和实现，把国君之位让给外人是完全可能的。魏国的魏惠王，也曾经多次表态想把王位让给他最信任的大臣惠施。虽然燕王哙的做法证明这条路其实行不通，是错误的，但它至少说明秦孝公有跟燕王姬哙、魏惠王一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秦孝公只是想这么干，并没有付诸实施，在病危之时有过这样的想法跟商鞅沟通过，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商鞅当然不敢接受，但这个事情应该是被外人知道传出来了，甚至秦孝公就是公开表过态的，总之是被太子知道了，还被有关史料记录了下来，这就足以引发太子的恐惧。等到太子登基当了国君，那就必须要杀人灭口。因为这相当于给了商鞅造反的合法性，以商鞅主持变法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威望和权势，尤其是在秦孝公病重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就是实际上在行使国君的权力，再加上孝公临终前的表态，他要是哪一天想要造反确实很危险，因此必须除掉。这应该才是商鞅被杀的根本性的原因。 商鞅之死和吴起之死虽然都是变法者在支持变法的国君死后发生的，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秦惠文公除掉商鞅，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跟变法的方向是一致的，商鞅死了，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吴起是被楚国的贵族联合起来干掉的。商鞅被杀，不是死于变法的反对派，而是死于变法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秦国国君，商鞅变法的效果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吴起被杀，是死于变法的反对派，是变法的利益受害者的一次反扑，吴起变法的效果也就被大大的削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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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陈德龙k60ofaux > 《历史 先秦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