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很早就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开山之作里面就提出“劳动分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后续的经济学家在很长时间都未能理解经济的真实增长过程，也无法在统计数数据上提供上述的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增长轨迹。
在柯布-道格拉斯提出生产函数后，经济学家常引用它来表达经济增长。但是，基于完全充分竞争假定，在无规模效应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的增长轨迹是受限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最终会趋向稳态。更进一步，当先发国家达到稳态后，后发国家将逐步追赶上来，从而实现全球共同富裕。但是，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一如上述图标所示，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稳态，而且，全球的不均衡发展日渐扩大，而不是达到共同富裕（见下图）。
最早注意到上述经济学理论缺陷的是保罗罗默。当时，罗默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本科生，在一次经济学讲座中，无意看到了大英帝国近三百年GDP轨迹，就是上图的垂直增长部分。作为数学系的学生，本能的意识到，这个轨迹是指数增长模型，而指数增长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增长。他意识到这里面隐含了重大的经济学秘密。为了搞清楚经济增长的指数增长秘密，他研究生时转到经济学系，并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系列论文，创立了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经济为何是指数增长。
罗默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了改造，放弃完全充分竞争假定，引入垄断竞争假定，并把人力资本引入函数，从而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解释了经济指数增长的秘密。当然，内生增长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体系很庞大，除了罗默，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有贡献。但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引入始终是最关键的解释。
不过，内生增长没有解释人类社会为何停滞几千年，也没有解释为何在1700年左右突然出现了拐点。对此，美国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家盖勒创造了统一增长理论，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盖勒的理论把人类社会在大拐点前后分为两部分，分别是马尔萨斯时代和后马尔萨斯时代，两个时代分别以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而大拐点的发生，是因为发生了人口转型。
马尔萨斯陷阱是一个比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还要糟糕的模型。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不受控制的增长，任何经济增长都被人口过度增长拉低人均收入，从而使得人均收入永远不能增长，人类社会永远处于停滞、贫穷、战争、疾病和混乱之中。所以，马尔萨斯陷阱几乎完美解释了人类社会的长时间停滞，也解释了为何古代社会总是战争频繁、混乱不堪。
因此，要实现人类发展的拐点，必须要逃脱马尔萨斯陷阱。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到内生增长，关键的变化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因此，关键的转型是技术进步和人口转型。盖勒就从人口转型来解释大拐点。人口转型就是从低受教育程度的普通劳动力，转型到高受教育程度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是受教育程度。由于要长期接受教育，导致现代人普遍晚婚晚育，也大大的缩短了生育时间，最终，一对夫妇的生育率大幅下降，从而避免了由于人口失控导致的马尔萨斯陷阱。因此，人口转型包含了人口素质提高和出生率的下降两个维度。
盖勒的统一增长模型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停滞、增长、拐点及其原因，认为人口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拐点。这是一个高置信度的解释。但是，仍未需解释为何人口转型的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在1700年前后。
很显然，在内生增长的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每一个人都要争取从劳动力到人力资本的转型，从而必须主动或强制的长期接受教育，就必然的发生人口转型了。这意味着，人口转型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和结果，生育率和现代化成反比。但是，人口的转型的解释需要从技术进步和更广义的社会转型才能解释。现代化和人口转型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但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却有历史的特有因素，而且，这还解释了为何西欧和西方文化圈、以及后来的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更好，其他地区则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为何人类社会的发展拐点发生在1700年前后，是因为在那时，西欧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以及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体系的复兴，从而推动人类技术进步的大拐点，从而为经济增长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内生增长时代，及现代化及其人口转型提供了基础。
在1700年前后，西方社会发生了那些重大的社会转型呢？首先，新教运动兴起，最终，终结了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统治，从此，西方社会摆脱了基督教对科学的压制，在获得学术自由之后，西方社会才能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从而促成了技术进步的大拐点。
更进一步的，为何新教运动会在西欧兴起，原因是黑死病时期，基督教的信教得永生的谎言被证伪了。所以，西欧的社会转型源自于一场大瘟疫，这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据传欧洲黑死病是蒙古人在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故意把病菌释放到城内的，相当于生化武器。从此传遍欧洲，导致三分之一人口死亡。这更具有历史偶然性。但是，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大拐点源自于技术进步的大拐点，又源自于中世纪的结束和政教合一的倒台。
但是，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大拐点，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西欧社会的技术大拐点是文艺复兴的结果，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尤其是对古希腊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体系的回归。但是，古希腊早在2000年前就高度发达，西方社会或罗马帝国陷入中世纪的黑暗实质是人类社会的倒退。所以，所谓大拐点，无非是对历史的正确发展轨迹的修正与回归。假如历史可以假定，如果古希腊没有被灭，古罗马不进入基督教统治的政教合一的政体，基督教可以宽容科学而不是压制科学，那么，人类社会不仅不会倒退，还会提前1000年进入现代社会。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几乎要创立微积分了，但是，罗马人入侵希腊，把他杀死了。假如亚里士多德没有被杀，人类提前1000年创立微积分，文明就不会陷入1000年的黑暗。
所以，在人类发展、现代化和人口转型、及技术进步的大拐点的背后，实际是政治体系的大拐点。而且，这个转型不仅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终结，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起源。
在新教运动兴起后，新旧教派互相斗争，并在西方社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最后，两股势力在1618年-1648年打了30年宗教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在精疲力竭之际，各方代表在小镇威斯特伐利亚签署了系列合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该体系下，现代政治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人类社会开始了大拐点。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结晶，主要模型是均势模型，是基于实力、权力和利益的政治体系，与基督教主导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哲学不同。在该体系下，国际秩序被定义为平等关系，民族国家为政治实体，国家利益为政治行为的目的；权力则来源于实力，但为了平等，实力必须受限。通过大国的实力维系国际秩序的均势，从而确保体系稳定，避免战争，令社会获得稳定与繁荣。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制度设计上致力于避免战争，是人类社会转型的关键制度设计，是人类社会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制度设计。至今，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依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是确保人类避免战争和获得繁荣的关键制度。
基辛格在《国际秩序》里提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法国人孟德斯鸠获得了灵感，把均势哲学引入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中，构建了三权分立学说。一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三权分立的目标也是要限制实力与权力，从而获得稳定与繁荣。这是欧洲和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内政治体系。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为何在1700年前后发生了大拐点，原因是期间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拐点，从基督教政教合一统治的中世纪，转型为三权分立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制度不仅不再压制科学，还获得了包括学术自由在内的广泛个人权利，同时，最关键的是第一次制度性的在国内和国际上抑制强权，避免战争对社会的破坏。这是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
在政治转型后，欧洲开始掀起文艺复兴，以牛顿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为起点，人类开始科学的现代化，各个学科相继建立起来，知识大爆炸。以新科学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不同产业，掀起了从工业革命到电气革命再到信息技术革命的持续产业革命，从而有了上文提到的经济发展的拐点和近乎垂直的增长。新技术推动教育制度转型，从而才有了人口转型和人力资本积累，也推动了分工发展，城市发展，最终在城市化后推动生存成本的上升，显著的降低生育的收益，从而大幅压制父母的生育意愿，人口不可逆的转型，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在西方开创了新科学技术体系后，很快就扩散到全球所有地方和族群。非罗马帝国的地区也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引进上做了努力，从而推动全球社会和经济转型。但是，在这个人类大转型中，目前为主，最好的是以古中国及其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圈。目前，东亚地区是经济最活跃也是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欧美之外，顺利转型进入发达国家数量最多的地区。为何儒家文化圈能够超越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伊斯兰文明和拉美地区、非洲地区成为唯一的赶超型经济体呢？根本的是因为儒家是一种入世哲学，以现世的成功为人生目标，并在个体、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都极端重视和激励教育，从而让科学技术在儒家文化圈传入与超越做的更好。
所以，从1700年前后人类大拐点，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变为科学技术，而更关键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