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是关于创新的经济学？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这既是进化论的命题，也是哲学命题。

进化论诞生的过程，就是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过程。

进化论就是以生物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经济学则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进化论。

两者到底谁启发了谁？那可真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关系本来就够乱了，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进来掺和一脚……

《华为崛起》讲述了华为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从最简单的零件组装起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一步步赢得市场认可，成为一家国际化ICT巨头。华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打造以华为ICT技术为核心的“联合舰队”，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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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后，由于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大英帝国政府的中高层基本都成为马尔萨斯的信徒，由此导致造成上千万人口死亡的大饥荒。

马尔萨斯人口论，事实上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正源头。这种思想至今还在深深影响盎格鲁萨克逊体系的国家，进而影响整个世界。

例如，复联4中的反派boss灭霸，就是马尔萨斯原教旨主义者。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模型自提出之日，就引发许多人诟病。许多人希望推翻这一“邪恶”理论。

人口论是基于演绎法建立的，因此要推翻该理论，就要从立论的根基，也就是该理论所基于的三条前提假设来入手。

该理论的三条前提假设是：

1. 如没有限制，人口以指数增长，如下图红线所示；
   
2. 食物供应呈现线性增长。如下图黑线所示；
   
3. 人类要靠进食维持生存。
   
   
   

由于直到今天，人要吃饭仍然是如同公理般的存在，质疑主要集中在它的两条前提假设。

首先看第一条假设。

这条假设的意思是，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为指数函数。

这条前提带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限定条件：“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但是马尔萨斯陷阱存在的前提，就是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存资料限制。因此，限制条件是必然存在的。这一限制不太可能是到了某一点后才突然爆发，而是在人口天花板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起作用。

基于对第一条假设的修正，数学生物学家 Pierre - Francois Verhulst 在1834年（马尔萨斯正好在这一年去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受限条件下的人口增长模型，即著名的逻辑斯蒂方程( Logistic Equation)：

该理论指出：

指数增长模型建立在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成正比，并且处于理想状态(如没有天敌、免于疾病等)下，只考虑出生率和死亡率，而没有考虑环境因素。这表明，任何一个物种都有使其种群无限增长的内在潜力（即所谓指数增长），这是生命的基本原理，失去这种特性的物种，其命运就是灭绝。

比起大部分生物来说，人类的繁殖能力简直是弱成渣渣。

细菌是通过分裂的方式繁殖的，取细菌的中等质量10∧-6微克计算，根据其分裂周期是十分钟一次，那么经过一天之后它的种群数量便会达到120万亿亿个，再经过一天之后，数量就繁衍到6.8×10∧45个，重量高达5.8×10∧26吨，按照地球质量5.9×10∧21吨来比对，繁衍的后代已经超过了一万个地球重量。

为什么细菌没有填满地球呢？

因为环境的限制。

对于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环境的有限性都会阻止这种趋势的无限发展，使其趋于一个平衡值K（即所谓的环境容量），于是陡峭向上的指数函数变成逻辑斯蒂曲线，其形状类似大写的英文字母S。

逻辑斯蒂曲线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时间t很小时，环境限制因素几乎不起作用，系统按照自身增长禀赋呈指数型增长；而当t增大时，环境限制作用逐渐增强，系统体量逐渐下降，逐渐达到一个确定的值( 即承载能力K)。

但实际情况系统体量往往不会稳定为K，而是在经历极限点后，呈现出掉头向下的负增长。

1911年，4头雄性驯鹿和21头雌性驯鹿被引入到位于白令海的圣保罗岛（面积106km2），到1938年，驯鹿种群增加到约2000头，成为种群指数增长的经典案例（Krebs 1985），接下来种群逐渐崩溃，至1950年，驯鹿只剩下6头。

 在1911-1950年期间，圣保罗岛上驯鹿种群的增长与崩溃（McCallum 2000）

在生态系统中，除了进行光合作用的生产者之外，绝大多数物种都是以其他物种为食。每一个物种都具有指数增长的趋势，又受到生存资料的制约，相互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交互网络。如果把每一个物种都画成S曲线，这条S曲线在受到其他S曲线制约的同时，也在成为其他S曲线的制约条件。

例如，热带雨林中的一棵大树可为数以万计的物种提供栖息场所。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多种多样，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竞争（对光、营养、食物、空间等），有残杀，有寄生，还有互惠……，这些关系一级又一级、一层又一层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极为复杂森林生态系统。

从这种过于复杂的动态相互关系中厘清头绪是极为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只有捕食者-猎物的双物种模型，对于物种A而言，可以将生存资料简化为作为食物的物种B。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经典的捕食者—猎物的周期性震荡案例就是北美的北方林中的猞猁和兔的故事，猞猁和兔的数量主要根据哈德逊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的皮毛贸易的历史记录，从猞猁和兔长达90年的数量变动可以看出，平均大约10年出现一个波动周期，种群的高峰总是兔在前，猞猁在后。

 

 

图19 猞猁和兔相互作用（Elton, 1924）每隔9-11年就出现波动一个周期（Stenseth et al. 1997）（仿May andMcLean 2007） 

  

这种二个物种相互作用导致种群周期性震荡的现象，在很多自然生态系统中也是真实存在的。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周期性震荡只是双物种模型的一种可能性，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混沌。

在大多数现实的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湖泊等）中，往往是许多（少则数十，多则成千上万）物种错综复杂地共存在一起，即各种食物链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网络，两个物种间的相互关系往往还会波及或影响到更多物种的命运，引发一连串生态混沌现象。

混沌是决定动力学系统中出现的一种貌似随机的运动，其本质是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会在德州引起一场龙卷风”，描述的就是混沌现象。

布查纳（2001）讲述了生态系统的混沌现象：

“20世纪70年代……成群的野兔吞噬着上万英亩肥沃的良田。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已准备了一套安全方便的解决办法……通过引进兔瘟，他们可以控制野兔数量……瘟疫确实使野兔数量在几年内急聚下降……随着饲养动物和吃草的野兔的减少，英国南部地里的草长得比以往更高了

……但是有一种叫做MS的蚂蚁很快大批死亡了，因为它们在矮草中繁殖迅速，但在较高的草中，生命力却不很强。这种蚂蚁与一种叫做MA的蓝色大蝴蝶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这种蝴蝶产下卵后，蚂蚁把它们运进洞穴，孵化出幼虫，并一直将其培育成成虫。

不幸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蝴蝶的种群已经岌岌可危了，当蚂蚁数量下降时，这种蝴蝶的数量便也骤然下降。兔瘟的引入使草增高、蚂蚁减少，并使这种美丽的蓝色蝴蝶在英国完全绝迹了”。

混沌中蕴藏着关于创新和进化最底层的奥秘。美国的混沌物理学家约瑟夫·福特说：“进化就是带有反馈的混沌。”但在这里先不展开，我们继续说逻辑斯蒂曲线。

逻辑斯蒂曲线用在商业上就是大名鼎鼎的S曲线，在产业上就是产业生命周期曲线。种群规模对应同类产品的数量，生存资料对应该产品的消费者规模。产业价值链上的上下游公司，也就对应食物链上的不同物种。

生物个体生长，种群增长，技术、产品、业务、公司乃至经济系统的发展历程，都会呈现出S型的发展轨迹，这是系统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规律其实早就被人们观察到，佛教中说万事万物都会经历“成住坏空”四劫，对应S曲线的四个发展阶段：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

是否可以得到推论：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相互依存的物种会达成完美的生态平衡，各种物种的数目会达到稳定值？与此类似，经济生态系统中各种供需关系会达到稳定均衡，整个经济系统会达到最优状态？

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将供需均衡看作是经济系统的最佳状态，实际上并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状态。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几乎每一个物种都会面临生存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料，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种内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使得物种内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放大，其中有利于生存繁衍的特征在竞争中得到强化，进而诞生新的物种，打破原有的均衡。

例如，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后，海洋中的第一代霸主是奇虾。由于进化出了高分辨率的复眼、快速移动能力以及进行掠食的前肢和口器，碾压当时所有其他海洋物种，登上食物链顶端。到了奥陶纪，装备有坚硬外骨骼和螯肢的海蝎在军备竞赛中战胜奇虾，成为新一代霸主。此后海洋霸主几经更迭，最后都被拥有更高智能和更强捕食能力的有颌鱼类碾压。

有颌鱼类登陆进化为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之后，其中一支又重返海洋，成为如今的海洋霸主——鲸类。陆地霸主同样经历几番更迭，最终进化出人类，再次打破物种平衡。

奇虾

海蝎

有颌鱼类

今天的海洋霸主——蓝鲸

马尔萨斯人口论告诉我们，人口增长和生存资料的有限性这一堆冲突，必然导致严峻的种内竞争。达尔文正是受此启发，将人口论应用于生物界，提出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的生存竞争，成为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

进化的结果，就是跨越S曲线，重启增长。

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洞见如果再搬回人类社会，正好可以用来打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二条前提假设：生存资料线性增长。

生物进化平移到人类世界，对应物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与生物通过基因重组变异被动适应环境不同，人类通过创新主动与环境相适应，更接近拉马克的进化论。

创新的目的，也是跨越S曲线，重启增长。

供需趋于均衡的情况下利润空间极小，供给方面临的情形，相当于生物物种在生存资料受限情况下面临的生存压力。于是就会出现部分个体推出创新性产品，通过持续受到市场正反馈而增长，从而打破原先供给方之间的均衡。

所谓生物进化，就是生存压力引发的物种军备竞赛。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存在的“梅特涅均衡”，二战之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均衡”。所谓均衡都是暂时的，其结果都是生存压力之下，创新大量涌现，最终打破均衡。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技术水平突破了原先的瓶颈，大体呈现指数增长的规律，极大提升了全球人口天花板，于是地球的人口走出了指数增长的曲线。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之下，生存资料的出产终有极限，并不是马尔萨斯陷阱不复存在，而是天花板被极大提升。

正如生物进化，技术进化也会形成进化树的结构。

用经济学观点看，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是需求过剩而供给不足，两者之间巨大落差导致了一场经济危机。农业时代的治乱循环，就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崩盘与重建。

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那种大萧条，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给极大过剩，与马尔萨斯陷阱代表的供给不足导致需求得不到满足正好相反。

两者表现虽然极为不同，但是底层规律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环境下，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激发，相互对应，需求需要对应的供给，供给也需要对应的需求，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用物理学视角来看，供给和需求两者之间具有对易性（commutability），也就是需求和供给如果对换位置，并不会使得规律失效。

马克思正是将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供需对易，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虽然没有人口学专著，但是政治经济的一切现象都是关于人的现象，关于人口的描述有机融入《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中。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谈论的抽象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世界，现实社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抽象的规律。只有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人口论，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两个理论的源头。

达尔文长马克思9岁、比后者早逝一年。二位都居住在英国，相距不足20英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互有所闻。但他们却从未谋面。

马克思十分钦佩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称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1873年6月16日，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赠给达尔文,并亲笔题词：“赠给查理·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钦慕者卡尔·马克思。”

1873年10月1日，达尔文回信向马克思表示感谢:“承蒙寄赠巨著《资本论》，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诚期谨致谢意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最终造福于人类。”

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说，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隐含着一个类比：马克思就是人类社会的达尔文，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科学条件或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催生了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认为恩格斯的话只是一种类比。如果抽离表象，深入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实质，就会发现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简直就是互为孪生。

进化论本质上就是以生物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进化现象就是生物应对生存压力（经济压力）所产生的技术创新，进化推动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不断打破又重建。

资本论则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进化过程，竞争是推动进化的核心要素（“一切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即生产力进步）的产生，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即重建新的生态平衡）。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几乎完全忽视创新的地位不同，这两个理论都把创新（进化）提到了核心地位，是更能够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理论。

但是，这两个理论都有一定的瑕疵，很难让后人应用于创新实践。比如说，达尔文描述的是生物进化，让人很难迁移到人类社会；达尔文描述的进化是被动筛选，但试错式创新只是人类创新实践的一环（典型例子：爱迪生实验几千种灯丝材料）。马克思把竞争描述为较为狭隘的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只是所有竞争种类中的一种，让后人容易误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能推动社会进步（踩坑的教训很深刻），还需要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就在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被称为创新理论之父的约瑟夫·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熊彼特正是在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创新（经济进化）理论：

他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语言，对经济危机进行了重新解释，将其阐释为“不断从内部使得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经济结构，不断创造新的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并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创造性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