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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利欧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是我今年看完的第25本书，综合 信息量、新颖度、逻辑条理、可信度、易读不枯燥、严谨规范、可用于实践 等指标，我给这本书5星 最高的评级，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给出的唯一一本5星好评的书籍。  一句话总结是 这是一本 描写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未来该如何应对的书 一段话总结是 通过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用18个实力指标给主要的大国打分和总结，结合关键历史事件，回溯了 这些大国各项指标的波动以及对应的大国兴衰，总结了 三大周期、国家及其货币兴衰的8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以及 大周期的三个阶段和成因，最后给出了未来应对的一些建议。 书中总结 每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单一指标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上图的单一指标大致等同于18个实力指标的平均值。下图显示的8个主要因素：（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所有国家中每项实力指标的平均水平，主要权重集中在最近的三个储备货币国家（即美国、英国和荷兰）。 8个决定因素在国家兴衰中的典型变化模式  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达利欧自己是这么说的 “作为全球宏观经济投资者，我的工作是充分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以便成功地在这方面押注。为此，我需要理解历史规律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这促使我从事这项研究，考察过去500年里各大帝国的兴衰，以及唐朝以来（即约从公元600年以来）中国各主要朝代的兴衰。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基于几乎相同的原因，这样的兴衰反复发生。因此，我总结出了衡量这些兴衰的最重要且具有一致性的指标，帮助我理解和应对当前的事态。 我把我的研究转化成了本书，以便把我学到的东西传递给其他人。 几年前，我注意到一些重大势态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这些事件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在巨额债务和零（或接近于零）利率的综合影响下，世界三大储备货币国家大规模印钞；在各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由于财富、政治和价值观差距达到约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程度，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挑战现存的世界大国（美国）和现有世界秩序。最近一段与目前类似的时期是1930—1945年。这令我十分担忧。 我意识到，除非研究类似的历史时期，否则我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势态，也无法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于是，我开始研究各国及其储备货币和市场的兴衰。换言之，要想理解当前的势态发展，应对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情况，我需要研究类似历史案例背后的机制，例如研究1930—1945年期间荷兰、英国、中国的兴衰等。[1]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这是另一类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但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大事件。因此，历史上的大流行病成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告诉我，自然界中的异常现象（如疾病、饥荒和洪水）也是值得考虑的可能因素。无论如何衡量，与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相比，这些罕见的异常天灾的影响力甚至更大。 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样，历史通常也是通过相对明确的生命周期，随着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过渡而逐步演进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被看作所有个体生命周期逐步演进的综合。我发现这些个体的生命周期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自古至今、包罗万象的整体历史演进过程；同样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的驱动而反复发生，同时也在不断演进。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我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它们是各国及其很多方面的兴衰周期的组成部分，例如教育程度、生产力水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军事实力、货币和其他市场等。 上述每个方面或实力都在周期中发展变化，而且相互关联。例如，一个国家的教育程度影响其生产力，生产力影响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贸易又影响保护贸易路线所需的军事实力，进而影响货币、其他市场和许多其他方面。所有这些变化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周期。例如，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或王朝可以持续200年或300年。我研究的所有帝国和王朝都是在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的，这一大周期存在清晰的标记，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 三个周期分别是 1. 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 2.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内部秩序取决于不同阶层的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后者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 3.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发展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典型的大周期以及三个阶段的成因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将国家兴衰分为三个阶段：  上升阶段： 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a）债务水平相对较低，（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c）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d）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e）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f）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 顶部阶段： 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a）高负债，（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c）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d）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e）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 下跌阶段：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了种子。 上升阶段 进入上升阶段的条件是…… · ……足够强大且有能力的领导者获取权力，设计一个出色的系统，使国家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我们通过历史上的伟大国家可以看出，这一系统通常涉及…… · ……强大的教育实力，这里所说的教育实力既包括传授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培养…… · ……坚韧的性格、良好的修养和职业道德。这些品格通常是在家庭、学校和/或宗教机构培养的。这些品格使人们尊重社会规则、法制和秩序，使国家减少腐败行为，有效地鼓励人们融洽合作来提高生产率。一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就越可能从生产基础产品转向…… · ……创新和发明新科技。例如，荷兰人很有创造力，在鼎盛时期，荷兰的发明占世界主要发明的1/4。其中之一是发明造船术。造出的船能够开到世界各地搜集大量财富。荷兰人还发明了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推进发明通常需要具备…… · ……对全球最佳思维的开放态度，从而学习最佳的行事方式，而且…… · ……劳动者、政府和军队之间通力合作。 上述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个国家…… · ……变得更有效率，并且…… · ……在全球市场更有竞争力，这表现为…… · ……全球贸易份额不断增长。你通过当前情况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产出和全球贸易份额几乎旗鼓相当。 · 随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增多，它需要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和海外利益，做好自卫准备，所以必须发展强大的军事实力。 如果进行顺利，这一良性循环就会推动…… · ……收入强劲增长，从而可投资于…… · ……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 · 国家必须打造激励和支持机制，扶持有能力创造或者获得财富的人们。在以往案例中，大多数最成功的国家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手段，激励和扶持那些富有成效的创业者。中国也利用市场激励和支持人们致富。要想更好地提供激励机制和金融支撑，国家…… · ……需要发展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发展贷款、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使人们得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为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也让那些创造伟大成就的人得以分享他们的成功。擅长发明的荷兰人创建了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个为其融资的股票市场。这些都是经济机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 因此，所有最伟大的国家都在发展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从而吸引和分配当时的资本。阿姆斯特丹是荷兰在鼎盛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是英国在强盛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是现在的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国正在推动上海迅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扩大国际交易，变成最大的贸易国家，它就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外贸交易，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希望存储这种货币，这种货币就会变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相较于其他国家，这个国家便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得到更多的借款，因为别人希望以这种货币发放贷款。 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促成相互扶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这些实力就是相辅相成的。所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轨迹向顶部阶段发展的。 顶部阶段 在顶部阶段，国家维持着使其崛起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回报中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偿债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打破了使其崛起的自身强化机制。 · 这时，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劳动者获取更多的收入。但是，劳动力成本相对提升，竞争力下降，因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 ·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自然会复制领先大国的方法和技术，这进一步降低了领先大国的竞争力。例如，英国造船商雇用荷兰设计师，设计了更好的船舶，并由更廉价的英国工人制造，这使英国人更具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的崛起和荷兰的衰落。 · 此外，随着领先大国的人民变得更富有，他们往往不会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而更享受悠闲生活，追求生活中更精美但经济效益较低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颓废。在走向顶部阶段的过程中，从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势的人，到那些继承财富和权力的人，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习惯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们在挑战面前更加脆弱。 · 此外，随着人们习惯富裕生活，他们会更趋于推断好时光会持续下去，于是通过借款来享受优越的生活，从而导致了金融泡沫。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收益的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差距是自我强化的，富人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并且还会影响政治体系，使其为己谋利，并给予子女更多的特权，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从而造成了富人与贫困者在价值观、政治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因此，那些不太富裕的人觉得这个体制不公平，由此产生怨恨情绪。 · 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这些分歧和怨恨就不会酿成冲突。 在顶部阶段，主要大国的财政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拥有储备货币给予它们一种“过分的特权”。例如，美国因此可以增加借款，从而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样做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主要大国的购买力，但长期来看，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 不可避免的是，国家开始过度借款，不断地从外国债权人那里举借大量债务。 · 虽然这在短期内提高了消费力，但从长期来看，它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健康和货币价值。换句话说，当进行大量借款和支出时，国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其财政实力实际上已经削弱。为了维持超出自身能力的实力，国家不断借款，用来支撑国内的过度消费，为国际军事冲突提供资金，这是维持国家地位所必需的措施。 · 此外，维持和捍卫国家的成本比收益还高，因此维持一个国家变得无利可图。例如，大英帝国变得庞大、官僚，失去了竞争优势，同时其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不断崛起，从而掀起了日益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世界大战。 · 富裕国家从储蓄更多的贫困国家借款，从而陷入债务之中，这是财富和权力转移的最早迹象之一。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美国开始从中国借款。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人希望存储美元。 · 一旦国家开始找不到新的贷款人，那些持有国家货币的人就会设法出售和退出这种货币，而不是购买、存储、放贷和兑换它。这时，国家的实力开始衰落。 下跌阶段 下跌阶段通常缘于国内经济疲弱和内部斗争，或缘于成本高昂的外部斗争，或两者兼具。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衰落是逐步发生的，然后骤然终止。 在内部…… · 一旦债务变得极其庞大，经济出现衰退，国家无法再借到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就会陷入严重困境，被迫在债务发生违约和增印大量货币之间做出选择。 · 这时，国家几乎总是选择增印大量货币，起初是渐进地进行，最终是大规模发行。这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加剧。 · 一般来说，在政府陷入融资困境的同时，国家还面临一系列挑战：财政和经济状况不佳，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贫富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宗教教徒和种族之间的内部冲突严重激化。 · 这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使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左派试图重新分配财富，而右派则设法让富人保住财富。这是一个“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通常把各种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资本家和精英。 · 在这些时期，富人通常被加征税收，当富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和福祉被剥夺时，他们会转向自己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货币。这些资金外流会使国家的税务收入减少，导致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趋势。 · 一旦财富外流变得严重，国家就会禁止这种行为。那些想要逃离的人开始感到恐慌。 · 这些动荡不安的局势导致生产率下降，使经济总体规模缩小，招致更多的冲突，人们为如何分配日益缩减的资源而争斗。于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出现，他们承诺会控制局面并恢复秩序。在这一时期，制度面临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无法控制无政府状态。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控制乱局和恢复秩序。 · 随着国内冲突升级，某种革命或内战将会爆发，推动财富再分配和巨大变革。这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持现有的内部秩序，但更多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了秩序。例如，财富再分配的罗斯福新政是相对和平的变革，而改变德国、日本、西班牙、苏联和中国国内秩序的革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则明显更具暴力性。 这些内战和革命创造了我所称的新的内部秩序。第5章将会探讨内部秩序是如何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 在外部…… ·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能力挑战现有大国和现有的世界秩序时，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在现有大国发生内部冲突的时期，因为崛起的国际对手通常会设法利用这种国内弱势。如果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与现有大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局势就会更加危险。 · 抵抗外国对手的自卫耗资巨大，但这一支出是必要的，尽管主要国家的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处于支付能力最弱的时期。 · 由于没有和平裁决国际争端的可行机制，这些冲突往往是通过测试彼此实力来解决的。 · 随着更大挑战的来临，主要国家需要在战斗与退让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战斗和战败是最糟糕的，但退让也是糟糕的，因为退让会让对手继续进攻，也让国家在考虑站边的其他国家面前表现得懦弱。 · 恶劣经济状况会加剧财富和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战争。 · 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与此同时，它推动必要的结构性变革，重新调整世界秩序，使之适应财富和权力的新现实。 · 对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一旦持有其储备货币和债务的债权人对其失去信心，开始抛售这些货币和债务，这就标志着大周期的结束。 当所有这些因素（负债、内战/国内革命、国外战争、对货币失去信心）交织在一起时，世界秩序的改变通常就近在咫尺。 下图简要显示这些因素的典型发展轨迹。  围绕着生产率增长的上行趋势线（使财富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存在着产生繁荣建设时期的周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人们融洽合作以共同创造繁荣，构建良好的教育体制和基础设施，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以及一个或多个世界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这是令人愉悦的繁荣时期。但是，繁荣发展一旦变得过度（以往情况总是如此），国家就会进入破坏和重组的萧条时期。届时，国家的基本面处于疲弱态势，负债水平处于高位，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不同派系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在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国家难以维持过度的扩张，从而陷入充满争斗、毁灭和重组的痛苦阶段，进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为新的建设时期奠定了基础。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未曾发生，而是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其存在，研究历史案例，了解其实际演变过程，以便思考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妥善的处理方式。 上述战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的演变过程时，我们需要考察和试图理解各自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想要加快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加快冲突对美国最有利，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因而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还是想要缓和冲突（因为他们认为若没有战争自己会过得更好）？为避免这些冲突升级失控，对两国决策者都很重要的是，需要搞清哪些“红线”是冲突严重性改变的信号。 一般来说，贸易/经济战最危险的举动是，一方切断另一方的必需品进口。例如，如果美国切断中国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石油、其他必需品、技术和/或其他必要的进口，那么这将是清晰明显的战争升级信号。同样，中国升级战争的方式是，切断通用汽车（该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量高于美国）、苹果等公司的业务，或者切断美国进口稀土，稀土是生产许多高科技产品、汽车引擎和国防系统所必需的。不是说这样的行动将会发生，但需明确一点：任何一方采取切断必要进口的行动，都标志着局势的严重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局势就会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中美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将主要根据各国竞争力的变化而变化。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也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 达利欧对未来的看法 通过回顾过去来 （1）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情； （2）保护我们自己以及需要对其负责的人，以免犯错或错过重要的事情。 应对未来就是要： （1）感知并适应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无法预料； （2）预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 （3）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即便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做到这一点。 对三点的想法： （a）进化，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通常带来改进，如生产率提高； （b）周期，即在经济中引起有节奏的起伏（如债务泡沫和泡沫的破裂）和其间的颠簸（非节奏的起伏，如自然灾害）； （c）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下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和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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