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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拉什迪的《五月的孩子》，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法国，看到作家哈金，跟他聊了关于后殖民时期的文学，现在跨国写作非常普遍。这一批作家群体，定居在西方各国，直接用英语写作，而写的却是他们的故国，这成为一种世界的现象，作品在世界上亦相当受欢迎。” “上世纪80年代，我刚从农村来到城市，非常不适应，坐公共汽车时会胆战心惊、骑车时我在乡下可以驮负一百公斤粮食奔驰如飞，但到了城市里，我一个人骑着还摇摇晃晃。在这样的状况下，描写乡村生活这是一定的。” 莫言的文字犀利尖刻，喷散着一抹浓烈的血腥气味，辛辣而奇诡，你永远不能预知下一场残酷在何时登台，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皮剥离，抑或者惊天动地的檀香刑。 近日，莫言出席了上海大学首届文学周的系列活动，在初见的瞬间，会讶异那些张扬着激烈与色彩斑斓的文字背后，竟然是一位面相宽厚的长者。然而当他在台上，不动声色地机智迸发时，你便不得不为其所折服。 讲座之前，晨报记者来到莫言下榻的宾馆，做了独家专访。 文学阅读的力量 莫言能够不假思索地报出很多外国作家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集中、大量地阅读了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很多作家对我的阅读启发都很大，比如海明威、福克纳，包括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我觉得都是很了不起的作家。应该说都可以归到现实主义作家的范畴之中，但事实上，我觉得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作品，即便是法国新小说的现代派。它们告诉你一种小说新的写法。我们头脑中原本都有一些关于小说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如果长期不去触动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禁锢。所以我想，一代代的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努力———不断拓展小说的表现形式，不断地使小说的内涵丰富起来，从而在小说的百花园里才可能出现新的小说花朵。” 在《生死疲劳》之后，莫言称要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期，用以阅读，以及补充素材。活动上，评论家王鸿生和作家王安忆都一再夸赞莫言在阅读上的涉猎广泛，然而他自己却显得低调，自称读的书不及在座的中文系学子，并且不求甚解。然而，听他聊起自己近来的阅读计划，那一番自嘲便只是一种玩笑罢了。“最近在读拉什迪的《五月的孩子》，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法国，看到作家哈金，跟他聊了关于后殖民时期的文学，现在跨国写作非常普遍，像在世界上特别活跃的一些作家，如拉什迪、印度的拉希利、德克拉姆塞斯，尼日利亚的作家本·奥克利等。这一批作家群体，一般出自于印度、巴基斯坦，澳洲等地，但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所以现在定居在西方各国，直接用英语写作，而写的却是他们的故国，这成为一种世界的现象，作品在世界上亦相当受欢迎。” 西方文学的阅读确实对于中国作家有着无限的启示，在之后的讲座上，莫言再次以小说结构的演变作了例证，“关于小说结构这一主题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曾倍受关注，然而当时间走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却渐渐被忽视、冷淡。当时，我们接受了一系列的西方文学的熏陶，由而在小说的创作之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秘鲁的作家巴尔加斯，号称'结构现实主义’，他的长篇小说让我们认识到小说结构与小说的重要关系，譬如他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纪末日之战》和《绿房子》等等，每一部长篇作品的结构都不一样，《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这部长篇则更为巧妙，形式和内容已经完全水乳交融，没有这样的形式就没有这样的内容。他是在这上面化了大力气，费尽了心思，可谓殚精竭虑。” 而莫言在这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亦一直致力于小说形式的革新，无论是《檀香刑》中著名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抑或者《生死疲劳》中的漫漫六道轮回都令人叹服。莫言称巴尔加斯的《潘上尉与劳军女郎》是一部形式与内容不能剥离的佳作，而事实上，他自己的作品亦是如此不凡。 从民间寻根 莫言的文字脱不开浓烈的民间色彩，或者更确切地来说，你可以在字里行间清晰地闻到东北高密县那股涩涩的土地气味，以及空气里混杂的那种原始的激昂。虽然莫言一再强调“高密县”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好比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它换成任何一个名字，依然存在。而存在的理由，恐怕便是其背后色彩恣肆的“民间”。莫言把它归于一种宿命。 “在写《红高粱》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说过任何民间、以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这些都是评论家在分析小说时，我才了解到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过程。一个作家在进入创作时，会尽量并且不可避免地调动起他的民间生活积累。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受到的自然是这种最原始、最有力量的教育。回想自己短短小学五年的学习，得到的无非是'一群大雁往南飞’，'小马过河’，'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或者还包括一些简单的数字计算———1加1等于2。它们对于生命的作用只是表层的，真正渗透到灵魂的还是民间丰富的物质以及精神生产。所以你要写作的话，进入一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过程，就必须回到民间。这是不可逃避的命运。” “我们现在一提到民间，就会想起穷乡僻壤、荒山野岭，把偏僻以及落后两个词与之相联系。但我觉得它的涵义不应该如此狭隘。我会写高密县，因为这是我的民间；而王安忆会写上海，因为这是她的民间。民间是每个人心底的故乡，只是它以不同的形态呈现。民间文化不仅包括物质、更注重民间的精神文化生产，例如传说、神话、民歌、民谣，包括农民对生活色彩的感受与运用，等等。我们在进入创作时无法与之分离，因为我们所描写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而一代人要真正立起来，那么历史的场面不可避免。所以这是下意识的。每一个作家不论他受了哪一个国家的影响，他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之中。” 很多人会将莫言的乡土情结归结于一种对于城市生活的逃避，而莫言却认为那只是顺其心性的表现。“上世纪80年代，我刚从农村来到城市，非常不适应，坐公共汽车时会胆战心惊、骑车时我在乡下可以驮负一百公斤粮食奔驰如飞，但到了城市里，我一个人骑着还摇摇晃晃。在这样的状况下，描写乡村生活这是一定的。” 那么都市题材是否在今后会大面积地涉猎，莫言在采访中给了读者一种期待。“都市的题材实际上在我过去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但不是特别多，将来也许会比较多地去描写一些。都市生活说熟悉的话肯定不如农村，尽管也在都市生活了二十年，但自然不及农村。早期的一些记忆是无法抹去的。过去二十年作为农民的儿子，那是从根上成长起来的，很多事情你永远无法遗忘。现在进入城市，我有时会发现生活重复得太厉害，尽管在一座大城市里，但活动的范围非常小。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而且无法回避的是，感受也不尽相同。从农村移植到城市里来，水土不服，长着、活着，但终究不是那么茂盛。” 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内分泌 讲座上，王安忆玩笑地称莫言愈来愈可怕了，因为当一个天赋出众的人都开始关注打磨的工艺，那么普通的笨鸟再要怎样先飞。经过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莫言在小说的技巧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小说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说故事的技艺。 “小说经过了多少年的演变，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讲述故事。当现代声光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小说并不能得到多少优势。因而写什么不是特别重要，怎样写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去我们一直在探讨写什么，而怎样写一直被放在一个从属的地位，甚至是被忽略。惟有当一批新的作家，马原、史铁生，率先在怎样写小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才使我们的小说形态得到了长足进步。但随着那些'先锋作家’们的转型，小说的技巧也渐被忽视。当长篇小说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热点的时候，利用小说来述说故事，一时间变成最重要的问题。而怎样讲究小说的语言、结构，怎样用变形夸张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光彩渐暗？所以当人们开始一窝蜂地强调小说的题材问题的时候，重新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小说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真正好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是完美地统一。对我们今天写小说的人，确实应该花大力气放在小说的技巧上。谈到小说的技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在先锋小说道路上走得远的作家，读者群体往往不大，反倒是故事讲得出众的人却读者面宽广。但前者代表了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品格。” 小说技巧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莫言说，“语言”。 “小说家应该锤炼自己的语言，努力使它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有所贡献，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目标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文学家，历史上能够担当起'伟大’二字的人不超过10个。当然怎样使我们的语言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语言与一个人出生的环境、受到的教育相关，也与他后来的阅读等等相联系。我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提出一个大胆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我觉得很有道理，语言不是表面的东西，它是作家内在的秉赋。我们一方面要认命，但一方面也要极力去不认命，例如汪曾祺等人，他们在语言上做出毕生的努力，在他们的写作中我们既看得到他们的师承，亦能觉察出他们自己的努力。” 莫言：1956年2月出生，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回乡务农近十年。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1年开始创作，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1985年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1985年2期）轰动文坛。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表作还有《金发婴儿》、《红高粱》等。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红高粱家族》等，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丰乳肥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其中《红高粱》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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