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梁启超的小妾：丫鬟出身，无名无分，却培养出9位国家栋梁

位于天津原意大利租界区的“饮冰室”，曾展出过这样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站在饮冰室的大门前。

单从照片看，她着实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可她的身份却不一般，她是梁启超的“夫人”、梁思成的“娘”、林徽因的“婆婆”。

看着这样一位“不好惹”的婆婆，让人不禁为林徽因这个儿媳捏了一把汗，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她的婆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女子，对孩子们百般慈爱，思成就是依在娘的身边长大的，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

令很多人未曾想到的是，林徽因口中丈夫的“娘”，其实并不是梁思成的生母，对于这个“娘”的身份始终很难表述。

她是一个站在梁启超背后的女人，一个为梁家生儿育女却没有任何名分的女人，但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是梁启超为她起的——王桂荃。

宋真宗赵恒曾有一句名言：“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果你相信这句话，那么早在梁启超17岁时的文章里，他便与王桂荃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乡试并一举中第，主考官李端棻见其年纪虽小，但落落大方，文章谈吐不凡，认定梁日后必有一番成就。

于是，李端棻不顾梁启超的年龄和出身，执意要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这场婚姻无疑是梁启超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两年后，23岁的李蕙仙与19岁的梁启超在北京完婚，婚后夫妻二人恩爱有加，琴瑟和鸣，令人钦羡。

梁启超的学识和风度让李蕙仙深深痴迷，而李蕙仙也常常帮助丈夫纠正他“广东味”的官话，使梁启超在北京官场的应酬中如鱼得水。

不过，在这段婚姻中，李蕙仙带给梁启超最大的收获并不是事业上的支持，而是另一个人，作为陪嫁丫鬟随李蕙仙一起来到梁家的王桂荃。

王桂荃来到梁家那年，还不满6岁，当时的她叫王来喜，梁启超觉得这个名字太俗，便给她改成了“王桂荃”。

她虽然不明白“桂荃”和“来喜”有什么不同，却满心欢喜，她早听说过姑爷是极有学问的人，起的名字总归是好的。

王桂荃目不识丁，但深得梁启超夫妇的喜爱，她聪明沉稳，勤快好学，又不失小女孩的天真烂漫，十分可人。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李蕙仙也带着女儿梁思顺避难澳门，自从结婚以来，夫妻二人始终聚少离多。

梁启超一直忙于事业，加之李蕙仙天生体质虚弱，婚后第三年，李蕙仙生下了长女梁思顺，而直到第十年才生下长子梁思成。

在那个时代，十年只育有一女一子，是香火不旺的征兆，况且梁思成从小体弱多病，子嗣不多这件事，让李蕙仙感到十分愧疚。

这也是李蕙仙要为梁启超纳妾的主要原因，后来，在李蕙仙的默许下，梁启超和王桂荃圆了房。

很多人认为，王桂荃是李蕙仙为了梁家开枝散叶而强塞给梁启超的小妾，其实不然，梁启超对王桂荃本就十分中意。

时间回溯到1899年，梁启超将全家人接到日本，再次见到王桂荃，不禁让梁启超眼前一亮。

在梁启超的印象里，王桂荃还是一个小女孩，而这次在日本重逢，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少女。

李蕙仙身体孱弱，多年来梁家上下都靠王桂荃实际打点，对梁家孩子的照顾亦是无微不至，这一切无疑让正值壮年的梁启超产生了好感。

相较之下，当时的李蕙仙体质虚弱，王桂荃健康活泼，李蕙仙脾气急躁，王桂荃性情温顺，这些无疑都撩动着梁启超的心。

而在王桂荃的心里，梁启超自始至终都是令她高山仰止的男子，她不懂得什么是爱，她只知道，为了这个人，她甘愿付出一切。

王桂荃比梁思顺大7岁，那时候，梁启超在写给大女儿的信中，提到王桂荃都是以“王姑娘”相称，但不久后“王姑娘”变成了“王姨”。

称谓上的改变，不仅表明了梁启超与王桂荃的关系，更说明了王桂荃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已经等同于家人。

不过“王姨”毕竟不是“娘”，即便王桂荃一生为梁启超生育了6个子女，却始终得不到在梁家的名分，哪怕是“妾”，都可望而不可即。

那个时候，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提倡一夫一妻制，更是与谭嗣同一起创办了“一夫一妻世界会”，他又怎能自食其言呢？

是的，“一夫一妻制”是对梁启超人生最大的讽刺，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喊着一生只爱一个人，就好像我们可以做得了自己的主一样。

李蕙仙曾追随丈夫的脚步，创办女学，倡导女权和男女平等，如今却默默支持丈夫背地里“纳妾”，不知是人生的嘲讽，还是爱情的悲哀。

对于王桂荃的身份，夫妻二人都心照不宣，而王桂荃也从不索取自己的名分，她的爱是那样卑微，只要能留在梁启超的身边，她心甘情愿。

对梁启超夫妇而言，对外，王桂荃是婢女，对内，她是小妾，在家中时，夫妇二人对她都以“桂妹”相称。

而对于梁家的孩子们，梁启超规定只能称李蕙仙为“妈”，对王桂荃则要叫“王姨”，即便是王桂荃亲生的子女，也不例外。

梁启超流亡海外14年，生活清苦，李蕙仙又体弱多病，家中一切生活事务全由王桂荃一人操持。

在梁家长大成人的9个子女中，李蕙仙生育了两女一子，其余的四子两女都是由王桂荃所生。

由于王桂荃在梁家的特殊身份，梁启超总是担心孩子们与她会不好相处，后来，梁启超给在加拿大读书的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嘱咐道：

“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是常年伺候我的人，分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信给她，令她欢喜。”

事实上，正如梁启超所言，尽管王桂荃没有任何名分，却早已成为梁家不可或缺的人物。

1916年，梁启超反袁称帝，遭到全国通缉，出于安全起见，他对自己的饮食安全十分谨慎，在逃亡时还特意将王桂荃带在身边。

梁启超曾在给好友蔡锷的信中这样说道：“惟小妾执炊，吾自信危害决不能及我。”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王桂荃的依赖与信任，这是他唯一一次称王桂荃为“小妾”，也仅仅是在给挚友私密的书信中。

上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决定定居天津，然而，当“饮冰室”建成之时，李蕙仙却撒手人寰。

梁启超一生颠沛流离，在“饮冰室”的日子，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安稳惬意的时光。

那个时候，除了长女梁思顺和次子梁思永在国外，其他七个孩子都在他的身边，长子梁思成已经23岁，最小的梁思礼才刚刚出生。

孩子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全家上下其乐融融，而这一切，他的妻子却无福消受了，人生无常，不得不令人唏嘘。

有人说，发妻离世后，梁启超终于可以直面自己的“爱情”娶王桂荃为妻了，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他心里，一夫一妻就是一生一世。

事实上，尽管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但李蕙仙在他心中的地位，仍无可取代，她助他施展才华，帮他抄录文章，做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

在为妻子写下的悼文中，梁启超这样说道：“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夫妻之间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一生中一多半的著作，都有李蕙仙的功劳。

孩子们失去了“母亲”，全家陷入了悲痛之中，但令梁启超无比欣慰的是，孩子们与“王姨”的感情特别亲。

李蕙仙离世后，王桂荃便成为了这个大家庭感情凝聚的核心和精神支柱，家中每个孩子对她的感情都非常深。

其实，对于梁启超只能叫王桂荃为“王姨”的规定，在晚辈之间早已被废除，他们叫李蕙仙“妈”的同时，私下都叫王桂荃“娘”。

王桂荃对待家中子女一视同仁，从不打骂，为了怕李蕙仙的三个子女受委屈，她对思顺、思成、思庄三人的关心甚至超过了亲生的孩子。

据梁思庄回忆：“10岁时，我染上白喉，娘日夜守在医院里，不离我左右，在娘的悉心照料下，我才活了过来。”

当时的梁思庄并不知道，那时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并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因分身乏术，两边难以兼顾，她的女儿不幸夭折。

对梁思庄来说，王桂荃无异于自己的亲生母亲，给了自己新的生命。

而对于长子梁思成来说，对王桂荃的感情，甚至比亲生母亲还要深，他常说：“娘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后来的梁思成回忆起小时候的事，仍让他记忆犹新。

有一次，梁思成因考试成绩不好被李蕙仙责罚，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打他，王桂荃看了心疼，一把将梁思成护在怀里。

气头上的李蕙仙一时收不住手，一下下打在王桂荃的身上，事后，王桂荃找到梁思成，用温柔平和的语气教育他，要他好好读书。

梁启超晚年在饮冰室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和著述，与子女相处时间最多的还是王桂荃，梁思成曾对“娘”有过中肯的评价：

“她操持一大家人的吃穿，还要每天监督孩子们的学习，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应该完全归功于娘。”

是的，梁家的九个子女个个学有所成，除了长女梁思顺早年留学日本外，可以说其他八个子女都是在王桂荃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都是中国鼎鼎有名的院士，不得不说，一门三院士，直至今日，都是极为罕见的。

梁思忠参军官至上校，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梁思懿、梁思宁也都先后参加革命。

谁能够想到，梁家满门栋梁，竟都是受教于一个没有名分的女人。

对于她的“丈夫”，王桂荃更是倾尽了自己所有的爱，晚年的梁启超饱受尿血症的困扰，饮食上尤忌刺激。

彼时社会动荡，子女们又陆续出国读书，只有王桂荃在梁启超的身边，寸步不离地照顾他。

“我自出了协和，回到天津以来，每天在起居饮食上十二分注意，食品全由王姨亲手调理。”梁启超在写给子女们的信中这样说道。

1929年，梁启超病逝，临终前，他拉住王桂荃的手说：“对不起，伺候了我一辈子，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

王桂荃眼中噙着泪：“放心吧，孩子们有我呢！”是的，她始终是梁家最坚定的守护者。

可惜，直到死，他都没能给她一个名分，一往情深，换来的不过是一个“伺候我的人”，就为了他曾经“一夫一妻”的誓言和名声。

男人，永远比女人自私。

必须承认，尽管终是没有对“一夫一妻制”食言，可在爱情面前，梁启超还是输了。

李蕙仙在世时，他就爱上了王桂荃，谁都不能对自己的心置若罔闻。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的子女也相继长大成人，一个一个离开了家，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饮冰室”渐渐冷清了下来。

1941年，小儿子梁思礼赴美留学后，王桂荃成了留守在“饮冰室”的最后一个人。

她终是没有辜负“丈夫”临终时的嘱托，将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才，可是，她是梁家的什么人呢？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又要供子女们读书，王桂荃不得已，在与所有子女商议过后，以“梁氏亲属会”的名义，将“饮冰室”卖给了政府。

晚年，王桂荃被迫与儿女分离，孤独离世，结束了自己82年的传奇人生。

王桂荃死后，好心的人们找了一张破草席，将她埋在了山坡上，后来山坡被另作他用，夷为了平地。

几年后，梁家的子女来寻娘的坟，也只得顺着好心人所指，在荒山的杂草丛中痛哭哀嚎。

1995年，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为王桂荃立了一块卧碑，并在墓碑的东侧为“娘”种下了一株白皮松。

碑文上，孩子们称她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在她死后27年，她终是以“妻子”的身份，长眠于爱人的左右。

然而，对王桂荃来说，她又何曾在乎过名分呢？不过都是世人的越俎代庖罢了。

那碑文上的一个个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石碑老远，虚幻的，不落实地，远不如现实来得安稳。

她爱过他，也被他爱过，已经心满意足。名分，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