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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红二方面军走出的开国上将,推广新式整军运动受到毛主席高度评价,妻子李贞是唯一的开国女将军

 兰州家长 2022-10-21 发布于甘肃

文/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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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是我军高级将领,也是著名政工将军。革命斗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组建战斗剧社,不断活跃红军的业余文化生活。解放后,他又深入基层部队,着力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他从一名农家贫寒子弟,历经战争岁月的洗礼,渐渐成长为一位我军优秀的政工上将。他与爱人李贞同为开国将军。他俩相濡以沫,并肩战斗30余载,人们称之为“夫妻将军”、“双子将星”。

从农家少年成长为我军政工上将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1904年12月21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沩山区南竹山村。甘泗淇幼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1924年在宁乡云山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的湖南政法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读书,其间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5年,甘泗淇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甘泗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那时起,他正式把“姜凤威”的名字改成“甘泗淇”。1930年,甘泗淇回国后到上海,在中央秘书处搞文字翻译工作。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甘泗淇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王首道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王首道任湘赣省委书记,甘泗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甘泗淇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对入侵苏区的国民党公秉藩师的反击,接着,又转战赣南,接连打了一些胜仗,扩大了部队。1932年,甘泗淇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兼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的湘赣省委,被王明等“左”的领导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并无端逮捕不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甘泗淇坚决抵制。1933年,因拒绝揭发王首道、张启龙所谓“右倾错误”,被指责为肃“AB”团不积极,撤销了在红军中的职务,调到地方,任湘赣省委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3年下半年,甘泗淇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8月,甘泗淇任红六军团十八师政治委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甘泗淇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1月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鉴于中央代表夏曦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使红二军团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甘泗淇全力投入到抓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中,帮助指导各师、团先后建立政治机关,配齐了营、连政治干部。他还请求从红六军团选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各级政治委员或从事政治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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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

1934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甘泗淇领导的红二军团政治部善于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当1935 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到红二、红六军团后,群众工作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1936年2月8日,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等赶到大定召开千人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贺龙任主席,陈希云为代主席。这是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路上成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1936年6月上旬和6月底,红二、红六军团先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集中于甘孜附近。7月5日,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甘泗淇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任弼时对甘泗淇评价很高,称赞说:“甘主任是个忠诚的同志。”

抗日战争开始后,甘泗淇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 9月,第一二○师东渡黄河,开辟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适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形势,甘泗淇积极组织举办各级教导队,培养了大批新干部。1940年,甘泗淇调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1946 年,甘泗淇重新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1947年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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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在雁门关前线观察地形。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线进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边区军民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甘泗淇作为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11月,第二次榆林战役后,部队进行整训。在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个四川籍的解放兵,夜里在野地给母亲立了个牌位,哭诉家庭的血泪史,并说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为被国民党和恶霸地主害死的母亲报仇。连队政治指导员正巧路过,想起自己同样的苦难遭遇,两人拥抱着诉苦。旅政委余秋里抓住解放兵教育这件事,加以推广,后来发展为诉苦和三查的群众教育运动。彭德怀听了情况介绍后,当即要野战军政治部去人总结经验。甘泗淇以一个政治工作领导者所具有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带领干部亲自到部队总结群众自我教育的经验。后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很快推广到各个纵队,掀起了群众性的新式整军运动的热潮。这是我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发展。在诉苦运动中,甘泗淇多次深入连队,亲临指导,并和战士一起参加诉苦大会,传播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使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甘泗淇任西北军区政委兼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征战大西北,先后解放了西北五省。之后,转入清剿残匪,屯垦戍边,一部分兵力参加了进军西藏。1951年8月,甘泗淇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部队政治工作方面,他做出了很大成绩。1952年6月,甘泗淇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甘泗淇于1951年夏到达朝鲜前线,看到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日夜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前线部队和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加之当时又值阴雨连绵,江水暴涨,部队供应极为困难,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士,由于粮食蔬菜补给不足,只好挖野菜充饥。甘泗淇认为,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问题不很好解决,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在粉碎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后,战线相对稳定,交通运输条件也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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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志愿军党委批准,1952年6月,在朝鲜成川东南桧仓召开了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甘泗淇在会议上要求与会同志注重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他倡议志愿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从政治上关心战士生活,深入下去,广泛听取战士的意见,改善连队的物质供应,切实办好伙食,活跃文化生活,使部队生龙活虎,以阵地为家;要大力支持后勤工作,把祖国人民支援前线的作战物资和生活用品,迅速送到战士手中。后来,指战员们一致反映,此次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开得好,真正解决了连队的实际问题。

组建战斗剧社,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有声有色

甘泗淇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一直很重视文艺工作,他所在的红二方面军,文艺搞得有声有色。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两军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四方面军的火线剧社演出了《红军战士欢庆胜利舞》、《丰收舞》、《锄头舞》、《镰刀舞》等文艺节目。贺龙赞扬红四方面军文化娱乐生活搞得很活跃,他征求甘泗淇的意见:“怎么样,我们能不能也组建一个剧社?”甘泗淇也有这个想法,便高兴地说:“总指挥说了,当然可以,组建一个好啊!”贺龙立即征求任弼时、关向应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贺龙高兴地说:“好!就这样决定了,名字就叫'战斗剧社’吧,由甘主任、金如柏同志负责筹建。”

甘泗淇遵照贺龙的指示,积极抓剧社的组建工作。他召集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金如柏和宣传队队长吴桂三,以及罗洪标、宣传队第一分队队长陈鲁炎等人研究,决定以宣传队为基础组建战斗剧社。甘泗淇认为,宣传队的红小鬼们很活泼,可以从中挑选一些人,还可以从第四、第五、第六师的宣传队里挑选一些人。很快就从第四师调来了陈靖,从第五师调来了龚国范,从第六师调来了梁定商等十几人。没过几天,就集中了25人。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在甘孜宣布正式成立。社长暂缺,罗洪标为指导员,下编3个分队,由吴桂三、陈鲁炎负责的一分队为宣传鼓动队;由陈靖负责的二分队为音乐队;三分队为戏剧分队,负责人由罗洪标兼任。甘泗淇在剧社成立的第四天,就给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写了一封信,请求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支持帮助红二方面军培训文艺宣传骨干,并派出罗洪标等人去红四方面军联系落实培训事宜。

陈昌浩、傅钟热情地接待了罗洪标等人,并要红四方面军火线剧社负责人李伯钊与罗洪标具体研究落实。李伯钊听了罗洪标介绍情况后,非常热情地说:“咱们互相学习吧!”于是,她对罗洪标谈了两点意见:“一、你们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帮助你们训练;二、可以给你们一个同志,帮助你们编剧兼导演。”

罗洪标立即向甘泗淇作了汇报。甘泗淇决定由罗洪标带人去红四方面军剧社学习。罗洪标带人去学习了20多天,跟火线剧社一起行动,在实践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学会了三个舞蹈。8月初,为了搞好过草地的宣传鼓动工作,经甘泗淇联系,得到红四方面军首长同意,派出由易维钧和李伯钊带领的红四方面军百余人的宣传队,与红二方面军一起过草地。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等文艺宣传人员向红四方面军宣传队学到了很多好思想、好作风和宣传鼓动工作经验。战斗剧社组建后不久,就发展到180多人,能演出比较大型的歌剧和舞蹈,成为深受官兵喜爱的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斗剧社发展成为著名部队文艺团体,毛泽东在延安看了战斗剧社编演的节目,亲笔写信给予表扬和鼓励。战斗剧社陆续培养了不少文艺骨干,如欧阳山尊、严寄洲、成荫等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曾在战斗剧社工作过。在根据地的军民中,广泛流行着一个说法——贺龙的部队有“三好”:仗打得好,戏演得好,球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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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甘泗淇出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〇师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的任务。1939年1月25日,第一二〇师师部到达冀中任丘县的惠伯口。甘泗淇召集政治部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第一二〇师与冀中军区举行联欢晚会的有关事项。晚上,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剧团演出了文艺节目。联欢会场,欢声笑语,掌声此起彼伏。晚会一直开到深夜。天气虽然有些冷,但联欢晚会却热气腾腾,鼓舞斗志,振奋人心。

离开晋西北去冀中前,喜欢文化人的贺龙想把作家沙汀与何其芳也带去冀中。因晋西北有许多值得写的材料,沙汀和何其芳不想去冀中。后经贺龙和甘泗淇反复做思想工作,多次说明只要愿意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可写的材料到处都有的道理后,沙汀与何其芳才高兴地同意到冀中去。他们到冀中后,经过深入生活,收获很大,写出了不少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的好作品。沙汀后来回忆甘泗淇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谈吐幽默。”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甘泗淇十分重视以开展各种活动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配合政治思想教育。他认为,在教育中,政治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除了同样按照一定的时间上课以外,俱乐部是部队文化活动的中心。基于这种认识,他强调把俱乐部的组织普及到每一个连队,在指导员领导之下,各连经常组织军人晚会,唱歌、跳舞,演街头剧和进行体育活动,从而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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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萧华、邓华、甘泗淇、李贞。

五六十年代,国防工程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很差。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分工负责全军国防工程部队政治工作。施工部队大多数在海边和条件很差的山区,甘泗淇要求这些部队除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要求各师团组建战士业余演出队,专门负责工地的宣传鼓动工作和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甘泗淇提议下,总政治部优先供应施工部队的文化活动经费和文体器材。后来还建造了一些电信差转台,使在高山深处、林海雪原、边防海岛和一些荒无人烟地区的施工部队也能听到广播,改善了部队的文化生活。通过政治教育,国防施工部队继承和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广大官兵身在苦中不怕苦,自觉地从苦中寻乐。战士们用长短不一的钢钎吊在木架上,敲打出各种不同音符,用锯条奏出、用树叶吹出好听的小曲子。战士们还常常吟诗明志:“冻土为床天作被,雪山作帐梦也香。莫道士兵无雅量,人间苦涩我甘尝。”战士们把改造环境、美化驻地作为一大乐事,在驻地和施工现场,用沙石砌成“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形,用白石镶嵌出“辛勤修工事,忠心保国家”等标语口号,以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腹衷情。人们称赞说:甘泗淇副主任真是把国防工程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活了。

夫妻将军,双子将星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妻子李贞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人们纷纷称他俩为“神州夫妻将星”。

1908年2月,李贞出生在浏阳县水和镇窑前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那年,她被人用箩筐挑到邻村的古家作了童养媳。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李贞参加了革命,并于192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李贞1926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起,她就认识了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俩人渐渐升华出了真挚的爱情。1932年,经组织批准,张启龙和李贞结为夫妻。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AB团分子”。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李贞原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一天,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给李贞介绍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李贞认识甘泗淇,对他的印象很好,却从没有想过要和他结婚。她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陈琮英不解地问:“为什么?”李贞解释说:“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任陈琮英如何做工作,李贞都觉得不合适。她认为,甘泗淇比自己强很多,是不会愿意和自己结合的。但陈琮英却说:“别把话讲得那么绝对。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好的哩!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甘泗淇经常夸李贞,而且李贞离婚后也一直单身,陈琮英才主动过来撮合他们二人的婚事。听完陈琮英一席话,李贞羞涩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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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与李贞。

1935年11月,在红六军团长征前夕,甘泗淇和李贞在一个老百姓家借了间房子,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任弼时做他们的主婚人,贺龙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在席间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长征是艰苦的,战斗频繁,这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在长征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早产了。由于长时间没有充足的营养,自然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尽管战士们很喜欢这个孩子,对他百般呵护,送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毕竟杯水车薪,根本不解决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孩子便夭折了。从那以后,李贞再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贞接受组织的安排,从一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的位置上回到了后方,担任了妇女学校校长,而甘泗淇作为一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妻二人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新中国成立不久,甘泗淇和李贞夫妇又一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甘泗淇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贞则被彭德怀亲点为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抗美援朝回国后,不少战友见到甘泗淇都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也经常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甘泗淇,她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再娶个妻子吧,好给你生个孩子呀!”可甘泗淇回答得非常干脆:“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是啊,“我要的是爱人!”这句话虽然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谁又能说它没有完全表达甘泗淇对李贞的一片爱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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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夫妇与领养的孩子们合影。

由于李贞在战争年代丧失了生育能力,甘泗淇与李贞没有亲生子女,他们就将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作为亲生儿女一样看待,先后抚养了20多位烈士和干部的子女。甘泗淇常对人说:“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后继有人。”“你看他们,不都像我们的儿女一样吗!”甘泗淇和李贞从朝鲜回国时,老战友、志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政柱夫妇仍留在朝鲜战场,孩子无人照顾。甘泗淇夫妇就把王政柱的三个孩子接到家里抚养,注意从各方面关心、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品行,锻炼孩子的能力。苗族老红军、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1955年病逝后,甘泗淇和李贞把他的女儿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红二方面军、一二○师的老部下,时任粮食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陈希云于1957年身患绝症。在其生命垂危时,他对自己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甘泗淇和李贞知道后,马上去安慰陈希云,并将他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体弱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甘泗淇特别重视对孩子们的思想品德教育。养女小力到北大荒锻炼,甘泗淇和李贞特地送给她一副银针和一个拔火罐,要她利用这两样东西为大家治病。侄女毅南去农村插队时,甘泗淇与李贞送给她的礼物是:一双胶鞋、一个手电筒和一个针线包。甘泗淇对侄女说:“你自己的路,要自己闯!”在甘泗淇、李贞夫妇言传身教下,20多个孩子学习刻苦,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生活上不讲究,有什么事都能自己动手干,独立生活能力强。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互相团结,勤奋上进,长大后都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在医疗、文教、科技、国防等战线积极发挥作用。

“我不需要特殊照顾”

甘泗淇一生廉洁奉公。他曾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管对什么人,都绝对不准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条件改善的和平年代,他都反复强调:“我不要特殊照顾。”

在甘泗淇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有一次患病吃不下饭。炊事员见状,炒了一个菜给他送去。可他却说什么也不吃,还立即把总务处长找去,说这属于特殊照顾,今后一定不要对他特殊照顾。长征通过西藏时,许多藏民因不了解红军,匆匆弃家逃到深山老林中躲藏起来。这时,地里的青稞和蚕豆已经成熟,而红军又急需粮食。红二方面军首长遂决定:部队可以收割地里的庄稼,但是一定要按市价付钱。部队开始收割青稞和蚕豆了。甘泗淇有些担心:藏族老乡家中无人,部队又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呢?甘泗淇一面派政治部战斗剧社的宣传员们去寻找藏族老乡,尽量劝说他们回家,一方面重申收了庄稼要按市价付钱的规定。他还特别强调:找不到主人也要付钱,决不能因为主人不在家就少付钱,不清楚市价宁可多付一点。

部队离开后,甘泗淇还是放心不下,他亲自带人到一些躲出去的藏族老乡家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看到各家各户的确有部队留下的钱和条子,条子上除详细写明割了多少庄稼、付给多少钱以外,还写了向藏胞致谢的话。检查完之后,甘泗淇才满意地离开了。

在长征中,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因而在筹集粮食方面遇到的困难也就最大。进入草地没有几天,粮食就吃完了,整个方面军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甘泗淇把自己那份口粮全拿出来,分给了伤病员,他自己则主要靠野菜充饥。每到达一个宿营地,他顾不上休息,即带领政治部机关的同志们四处寻找野菜。为了发现新的可以吃的野菜,甘泗淇总是冒着中毒的危险,抢先试着吃。这样的试验是很冒险的,万一中毒,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讲很难抢救。但甘泗淇不听大家的劝阻,坚持自己先尝。当证实某种野菜无毒能够充饥时,他欣喜若狂,立即挥笔疾书拟写电稿,迫不及待地电告各部队。并鼓励指战员们为了革命,征服一切困难,不断前进,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后来,甘泗淇冒险尝野菜的事在部队传开了,战士们都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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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甘泗淇(左起)、王尚荣、李达、钟期光、黄火星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

甘泗淇以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著称。几十年来,他穿的衣服除了统一发的军装外,自己几乎没有买过衣服。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甘泗淇和李贞作为将军夫妻驰名军内外,但他们生活上依然保持俭朴本色,将薪金用在了抚养烈士遗孤和有困难的干部子女上。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因心脏病猝发,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 60岁。甘泗淇逝世后,李贞依旧按照他生前立下的规矩办事。1985 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主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写报告,请求辞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她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坚持学习。李贞有个侄子在一个山沟里的部队医院工作,精简整编中,医院要移交给地方。侄儿侄媳想让伯母给组织上说说话,把他们调到北京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好照料伯母的生活。李贞耐心地对他们说:“这个情我不能说。现在军队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你们想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的愿望是好的,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不能打着我的名义去说话,我的生活有组织上管。记得甘泗淇同志在世时,让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靠自己的真本领为人民服务,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亲人的期望。”经过李贞的耐心教育,第二天,这对夫妻愉快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她明确规定,亲属都不能借她和甘泗淇同志的名义要求组织解决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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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泗淇与李贞。

甘泗淇以廉洁奉公著称,李贞也一样。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家具破旧,没一件像样的,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李贞搬家。好说歹说,李贞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1990年3月11 日,李贞病逝。按照李贞的遗嘱,她的骨灰和早已在1964 年去世的甘泗淇的骨灰合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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