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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唐太宗与大臣们推究夏桀、商纣、秦始皇、秦二世、北齐高纬、北周宇文赟等亡国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点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帝王“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  唐太宗与十八学士图 《贞观政要》一书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 （598—649在位）与其大臣 们，如魏徴（580—六四三）、房玄龄（579— 648）、杜如晦（585—630）等数十人的对答、议论和奏疏，以及治国安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举措，是一部政论性历史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典范以及相关思想的重要典籍。全书共十卷，四十篇，二百四十七章。 编著者吴兢（670—749）是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在吴兢看来，唐初太宗贞观时期，法良政善，“良足可观”；而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面貌，已大不如前。当时李唐王朝表面虽呈现兴旺的景象，但危机已露端倪，熟悉历史的吴兢已经感受到盛世背后埋藏了衰颓的危机。为了让大唐王朝能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贞观年间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乃至后世的帝王将相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动机。《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 （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太宗登基后，常与大臣们论及前朝政治得失，斥责历代恶弊，提倡以史为鉴，力戒重蹈亡国之辙。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朝自强盛走到衰亡的历史，感慨尤深。所谓隋朝“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  北齐后主高纬与冯小怜 由此及远，太宗与大臣们推究夏桀、商纣、秦始皇、秦二世、北齐高纬、北周宇文赟等亡国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点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帝王“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如何治国安邦，永保李唐社稷千秋大业，这是太宗从即位至晚年常系心头、冥思苦索的重大问题。太宗在不同场合再三训诲臣僚须时时刻刻居安思危，不可懈怠。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课题， 先秦诸子百家一致认同，君临天下者应具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一种 精神压力，可能动地催发意识主体的斗志，孜孜不已作用于客体，创造辉煌。贞观年间，太宗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纲国策，无一不是以满怀忧思、力避重蹈亡国之辙为依据制定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成就了太宗的帝王事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贞观盛世。 （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贞观君臣总结了隋朝及昔日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政之时采取了三大举措： 其一，清净无为以为民。其二，发展生产以养民。其三，轻徭薄赋以恤民。不过，贞观晚年用兵辽东，亲征高丽，与无为思想背道而驰，实是美中不足之处。  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油画 （三）从善如流的民本观念 《旧唐书》曾如此评价太宗：“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太宗一生最耀眼和最为世人敬慕的，是他没有把自己视为拥有无上权威的天子，反而克己不已，又持久不懈广开言路，屈尊求谏，虚心改过，“力行不倦”做一代有道明君。 《贞观政要》描述，太宗容貌威武严肃，宫中进谏的人见到他都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得知此事后，每逢有人奏本，总佯装和颜悦色之貌，以此足见其求谏心之诚恳，情之真切。通览《贞观政要》，太宗求谏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二是不论事大事小，三是不论谏言对错。太宗不但主动求谏，更能虚心纳谏，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计较帝王之尊，坦然认错。 《贞观政要》记载，由于大臣们所呈箴言甚多，太宗“总黏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贞观十一年（637），魏徴见太宗骄奢渐起，进呈《谏太宗十思疏》。奏章提出十个方面的问题，供太宗思考。第二年，再呈著名 的《十渐不克终疏》。奏疏采取对比手法，历数太宗不能善克始终的十大愆过，语言尖刻，词锋犀利。太宗收到奏章后，“反覆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  阎立本《步辇图》 吐蕃使者禄东赞到长安朝见唐太宗 （四）任贤安邦的用人策略 贞观二十年（646），太宗就他治国安邦总结了五条成功之道：一曰不嫉胜己之善，二曰能弃短取长，三曰敬贤而怜不肖，四曰不恶正直之士，五曰爱夷如华。这五条经验中有四条涉及人才，可见所谓“贞观之治”就是任贤致治。 太宗主宰大唐江山后，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作为举国之纲，不拘一格，招揽四方贤才，荟萃八面精英。《贞观政要》记载太宗身边谋臣多达四十余人。太宗谈及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时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故而他强调要处理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他重视人才，但并非乱选滥任，而是有一定准则。 贞观名臣魏徵、王珪两人，原属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太宗的罪魁之一。可是太宗对昔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麾下德才兼备的文武将官，都赏以爵位，封以高官。太宗把各地都督、刺史等行政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在其名下记录各自的功过善恶，“坐卧恒看”，权衡称职与否；又按时派遣重臣依照为官标准，考核各地官吏。由于太宗讲究诚信、不衔私利、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故在位二十三年，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且统治集团内部人心齐整、义同一体，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行的效能。  （五）公正平允的赏罚机制 太宗治国安邦颇为重要的策略是惩恶扬善，恩威并举，借以增强大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朝中营造人心思上、邪不敌正的氛围。为了使众多贤才脱颖而出，太宗制订详细而严格的选拔程序和考核制度，将各级官员应达到的德行和政绩列为九等，每年责成吏部逐一考核京官和地方官，考绩优者晋升，劣者贬斥。贞观十七年（643），太宗特命画家绘制了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悬挂于皇宫凌烟阁，用以表扬他们为大唐社稷所做出的贡献，以激励群臣至诚奉国。 （六）依法行政的治国方略 太宗在大力推行贤能治国之时，也极为重视国家权力管理，以法安邦。首先，建立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管理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太宗态度比较开明，他甚至认为，天下不是李家皇帝的天下，皇帝也非李氏家族的皇帝。太宗建立了一种君臣各行其是、各司其职的管理模式。在处理重大军国政事时，太宗广泛征求官僚意见，决不独断专行。属自己承担的责任，决不推诿他人；属主管部门和大臣定夺的具体事情，决不越俎代庖。太宗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规范了谏官议事制度。在运用赏罚手段调动大臣积极性的同时，还在宫廷施行法与理相结合的教化制。 其次是建立相互制衡纠偏的办事机构。贞观年间，太宗完善和落实了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 此外，还有严格的审判制度，杜绝冤假错案。唐初，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尤其是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决等方面往往有失偏颇，对此，太宗颁令：今后遇有死刑，都要交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议定，以避免冤狱滥刑。因此，到贞观四年（630），全国处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贞观五年（631），太宗因发生误斩大理丞张蕴古事件，又一次诏令：凡已判死刑的案件，在处决之前，必须五次复奏，谨防冤案再度发生。  李世民与杨吉儿 （七）正身修德的为君之道 太宗平生夙愿依次是积德、累仁、丰功和厚利。不过，魏徵多次说他功利居多，唯德仁未臻于完美。太宗以为，欲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君王正身修德，以身垂范。在这方面，太宗曾做过深入的论述：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他善于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以阐明“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富有相当的合理性。“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正是受到以上思想影响，太宗在治国安邦中，注重以德治为先，力争从自己做起，从皇室做起。 首先是自我节制。在太宗看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生自本身。贞观十三年，太宗因各地旱灾严重而自我贬抑，不仅不在正殿听政，减少膳食，而且还叫停百姓无偿劳役。其次是加强皇室用度管理，躬行节俭，以奢为戒。三是不徇至亲私情。太宗对宗室中没有功勋而先封郡王的，一律降为县公。 在太宗的带动下，杜如晦、房玄龄、魏徵、温彦博等名相正人正己，为政清廉，且两袖清风，去世后家无余产，几乎难以葬身。君臣如是，民风亦然。《贞观政要》曾载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 （八）华夷合一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贞观年间，唐朝疆域日渐扩大，但这并非像汉武帝那样运用军事武力达致的，而是得益于太宗以柔克刚、宽大为怀的策略和“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的主张。太宗认为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败亡的，前代帝王往往致力于扩张，以求身后虚名，然而这并无益于当前，反而弄得国穷民困。太宗认为如果于己有益而百姓有损，他必定不为，何况是这种图以虚名而损害百姓的扩张。他以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尽力施行偃武修文、怀柔服远、华夷合一等政策，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思想，使周边部族国家竭诚归附，年年朝贡。 贞观四年，唐军大破突厥，降附者数十万人，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外夷，朝廷大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进言驱逐塞外，有的奏请改牧为农，当时就连魏徵也提出偏激的主张。最后，太宗坚持安民弭乱的思想，逐一妥善安置，有的还给予高官厚禄，在周边民族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四方君长纷至长安朝拜太宗，称臣于唐，尊太宗为“天可汗”。 太宗对于周边部族国家，无论是主动靠拢的，还是被征服的，都一律实行相对松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即不撤换当地民族所崇拜的部落首长，又不强迫他们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仅仅是就地驻军，以维持民族地区的边防安全和社会稳定。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像 为了发展对外关系，使边疆长久安宁、祥和，太宗采用与异邦首领和亲的政策，将皇妹衡阳公主，皇室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嫁给异邦首领。最值得称道的是，太宗坚决摒弃历代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敢为人先，将少数民族的将领和贤士举荐到中央和地方担任官员。太宗在国势强盛的贞观年间大力推行华夷合一政策，对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太宗与大臣励精图治，唐王朝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史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出现了“古昔未有”的繁华景象。 虽然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但当时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吏治相对清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是毋庸置疑的。太宗的许多思想、举措和功业，不仅隋炀帝望尘莫及，某些治国方略和实践效果甚至超越秦皇汉武。当然，太宗晚年恃功骄矜、疏贤昵佞、好尚奢靡、劳弊百姓等不端行为有所滋长，虚心求谏、纳谏作风未能克终，仍有可议处。但生活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及其臣僚，以其巨大智慧和无限胆识，依靠广大民众，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贞观之治，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最治平、最强盛的时代。这也是他们奉献给历史最美丽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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