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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观展78期丨评论 展览地点 故宫博物院文华殿 展览时间 2022年1月26日-5月4日 展览单元 源、流、汇 主编推荐语：本期观展继续关注一场以宏大叙事为目标的精品展。作者问了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展览是以讲故事的目的，那么，与器物有关、但是与“主线剧情”疏远的故事，讲还是不讲？那些精彩的器物，到底是因为自身的精彩，还是因为它在一个叙事中的独特地位，才理应在被展示的时候获得特别的关照？  图 | “何以中国”展览主出入口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的问题牵扯着每一位国人的心弦，也关涉到我们对于自我和国家的认同与理解。故宫博物院“何以中国”展览集中了全国近三十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谓在新年伊始就吊足了观者的胃口。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又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单元组。  图 | 展厅导览图 第一单元名为“源”，在笔者看来主要侧重于展示中华文明早期不同文化的发展源头以及显示出的不同文化特征。在这一单元内，又分三组，分别为：第一组“天地之间”，表现所谓“文明初萌”的主旨，时段重点主要放在了新石器时代，让人想到苏秉琦先生所言的“满天星斗”式的起源特点；第二组的主题主要围绕“生作在兹”展开，选取早期人类在生产以及生活方面所使用的典型器具，侧重于展现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价值观；第三组“启蒙奠基”，从器物所代表的时间上看，该组的主体已经进入了夏商周三代，侧重于展现华夏民族人文精神以及民族性格的形成。  图 | 第一单元“源”的展览现场 图 | 第一单元“源”展示的甘肃省博物馆藏“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第二单元名为“流”，对应的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本单元的叙事并没有完全采取线性时间线逻辑，而选择了按主题来划分。单元内在强调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不同时期文化内部异质性因素产生的原因——文化交流。第一组“血脉相依”试图通过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典型器物特征，为我们展示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第二组 “和衷共济”，展现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所取得的成就。第三组“休戚与共”则试图通过展示古代器物中存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境，着力于表现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传统。  图 | 第二单元“流”展示的云南省博物馆藏“牛虎铜案”  图 | 第二单元“流”展示的云南省博物馆藏“银鎏金镶珠金翅鸟” 第三单元名为“汇”，主题内容似乎想要表达的是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策展人在访谈中表示本单元的底层逻辑在“民”，主要讲述中华文明基于生民的灿烂成就。“本固邦宁”讲民本，“格物唯新”讲民生，“汇流澄鉴”讲民智，合起来就是惠民生以格万物，聚民智以成典籍。但从所展示的器物在现场所呈现的观感来看，实际上与上述第二单元难以区分。  图 | 展示“源”“汇”单元部分内容的展厅走廊  图 | 第三单元“汇”展示的故宫博物院藏“金瓯永固杯” “好”的博物馆展览需要有一条主题鲜明的叙事主线，进而围绕着这条主线完成相关叙事语境的构建，同时围绕着这一主线应当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本展览在核心主线上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策展人通过意象化的表达，以“源流汇”的设喻形象而生动地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起源与历程，完成了对“何以中国”这一命题的解答。 但让人略感遗憾的问题也恰在于，展览在主次分明这一层次上略显欠缺，叙事的整体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清晰的展览线索和叙事结构都需要奠基于明晰的叙事逻辑上。本展览当中能够看到主题叙事（按情节推进）、时间叙事（按时间推进）、文物分类叙事（按文物分类推进）相互组合的色彩，在“何以中国”的宏观语境下，遵循时代的更迭，将文物的意义娓娓道来。不过，在同一展览甚至是在同一单元中频繁更换叙事的模式，容易让读者反复摇摆于不同的线索之中而不知所措。这会直接影响观展的连续性和展览氛围的构建。这种叙事逻辑的安排方式在跳脱出传统历史类展览线性叙事的窠臼后，也难免失去能让观者仿佛“徜徉于历史长河中”的优势。 从展览文字说明的角度看，作为策展人与观众直接对话的桥梁，好的展览说明能够补充相应的背景知识，更完满地传达策展人的意图，但本展览在图文展板的使用上也存在让人不完全满意之处。那就是，当策展人已然按照不同的单元设立了不同的支线来辅助主线的表达之时，器物上方的图文说明牌时常又引入新的一条叙事线索，这样的“补充”和“延展”是否会让观者从原来连续的叙事线索中跳脱出去。这样的情况在展览中反复出现。  图 | “生作在兹”部分的展板内容  图 | “和衷共济”部分的展板内容 从展览空间的角度看，展览空间的设计会直接影响叙事线索的建构，同时也会影响叙事氛围的营造。从导览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件器物独立于环绕殿墙一圈的展柜之外。  图 | 南部展区中心的玉龙、何尊、琮王和北部展区中心的长信宫灯 这也是本展览最为碎片化的一点。从空间上看，这四件器物似乎完全游离于叙事主线之外，并不服务于核心故事线的表达，自身又没有形成完整的支线。长信宫灯展柜的两侧甚至还归属于同一单元组。但这四组器物的设置却撕裂了原先完整的故事线。当然，策展人这样设置的原因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这四件器物不论在知名度抑或文化价值方面都是极高的，也难免策展人会给予他们特殊的待遇——刻意将其置于整个展区最中心的方位。但这便也引出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一场展览当中，究竟是器物优先，还是主题叙事优先呢？ 总体来说，作为一场文物大展，“何以中国”展览很好地实现了它的目标与定位；但是， “何以中国”的答案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时；观者也不会再满足于以第三人称的视域游离于叙事之外，而是参与到展览叙事的进程之中，共同书写这一时代答案。 作者 | 陈楠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 图1、2、4、12为丁子慧拍摄，图3为薛雅丽拍摄，图5为徐僖婧拍摄，图6和8为马岚拍摄，图7、11为郭子莉拍摄，图9、10为作者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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