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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如（1922—2014），文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均有成就，著有《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等，译有《巴尔扎克传》。 本文原载《古籍研究》1997年第2期，转引自“古籍研究与皖派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九十年代初，我曾长长短短写过好几篇有关古书今译的文字。意谓兹事体大，必须从长计议，慎重将事。几年过去，此风不减而弊端日益突出，故作此小文以为芹曝之献，并就教于世之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 古书今译其来已久。司马迁著《史记》，对《尚书》《左传》原文有所更改而不失原意，实开今译先河。汉代传世所谓“古文经”，儒生以今文读之，即所谓“译”也。不佞读初中时，坊间已有附白话译文的《古文观止》以及白话《聊斋志异》等书出售，可见今译古书在半个多世纪前即为读者所需要。近年来今译之古书日多，有的出版家竟把今译本看成热门书，甚至部头愈大愈好，连《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也纷纷以今译问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且须研讨一下其得失前景了。 古书今译对不能直接读古书的人是有好处的。但从当前各种刊物所载文章来看，人们对整理古籍最大的意见是今人标点古书讹误太多。所幸古书原文俱在，即使标点错了，人们还不难发现问题。如果只把古书译成白话而不附原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又不尽确切，或竟出现硬伤，则势必后患无穷。故鄙意今译古书，仅能对读原著起辅助作用，即用今译当“拐棍儿”，而不能取代读古书本身。况人生有涯而所知无涯，纵使博古通今之士也难免有千虑一失之时，任何人也不敢说对古书的理解完全正确。故区区始终以为对待古书今译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率尔操觚也。 况且古汉语言简意赅，一经今译，文字便多出数倍。从经济观点看，原书部头愈大，则书的成本愈高，售价愈昂，人们购买力也大成问题。而且我认为，书的部头愈大，愈没有今译的必要。一个人真想研究历史，我看只读《二十四史今译》或《通鉴今译》是不够的。与其旷日费时读那三巨册《通鉴今译》，何如下点功夫去读司马光的原书呢？ 昔严几道论译事，提出“信”、“达”、“雅”三条原则。窃以为这三条也适用于古书今译。所谓“雅”，实指原作之精神面貌与艺术风格。当前仅《古文观止》一书，已有若干种白话译本。我曾就几种译本进行比较，似皆未能尽如人意。盖自《左传》《国语》《国策》《史记》下而至于唐宋八家，其原文的艺术特点和文章风格固然彼此互异，甚至连遣辞造句的构词方式也各不相同。而翻阅几种《古文观止》译本，其文风和句型大都从头到尾译得一成不变，那显然把古人精心结撰的作品给糟踏了。至于内容涵义是否准确无误，还有待于仔细比勘斟酌。总之，即使在通俗易懂方面能收到一定效益，可是文章的面貌却变成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说明书”，其孰为得失，不知提倡古书今译的人和从事古书今译的工作同志亦尝虑及此否？ 从我本人的体会说，平生最怕古书今译，因之亦从不强调或提倡古书今译。记得1957年，我曾奉命把《中山狼传》译成白话。当时自己书生气十足，认为把这篇传奇体寓言小说译成语体文，应当采用宋元话本体。于是仿“三言”、“二拍”文风，字斟句酌，译成了话本体。及至发表，全文竟被改成一篇毫无文采、淡如白水的大白话，使我大为失望。自己的一点心血真是枉费徒劳，从此再不想做这种于己于人两不利的蠢事了。 平心而论，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即无论西文中译或古书今译，都不仅为了达意而已，必须竭力译出原作韵味风貌，而不宜平板生硬，只做到两种文字的对应。忆童稚时从先父受《孟子》，读其首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先父问：“梁惠王为什么对孟轲说'亦’将有以利吾国？”我无以对。先父说：“当时纵横捭阖之士，前往游说梁惠王者多矣，所言无非'利’者。故梁惠王见到孟轲，以为此人'亦’同其他游说之士一样，来建议'利’国之策，故用一'亦’字。”此事距今已近七十年，而我记忆犹新。后来读到有人写的文章，对此说持异议；见仁见智，不想多所驳辩。但从此却悟得理解古书之难，即一“亦”字尚有不同讲法（当然也就会有不同译法），何况整部古书！盖读古书必须字字逐一推敲思索，体察其遣词用字的内涵之义，则古人作文著书之用心始能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夫然后今译古书，乃能绎其神理而不失古人本意。惟古书浩如烟海，如必字斟句酌而后落笔，则皓首亦译不完一两部书。故不佞始终不愿染翰为今译，亦不主张一般人轻易做今译古书的工作，正为此也。 前面说过，今译古书必须先为古书进行正确句读。句读一错，面目全非。这种事例屡见不鲜。今但举我自己所亲历的二例。其一，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是名篇，凡为此文断句，开头几句都如此读：“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独程全造（建为）先生的读法与通行本微异。忆数年前程老健在时，于致不佞函中读此文，在“可”字断句，作“故山殊可”。然后“过”字连下，作“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当时我因积重难返，先入为主，一时想不通。思之既久，乃心悦诚服。“故山殊可”之“可”，犹古汉语言“可人”、现代汉语言“可心”之“可”，极言故山之美，十分可人心意。今成语有“适可而止”，“适可”犹言恰到好处，“可”义亦与此相近。而“过足下”一语，则尤为近理。盖王维在归辋川以前曾访裴迪，值裴正在温经书用功，故王维“不敢相烦”，邀其同游耳。至于“故山殊可过”，本亦可通，只是细玩上下句，文义远不及在“可”字处断句有神理。夫断句犹费躇踌，况今译为语体文乎？ 其二，尤侗《答黄九烟》小笺，实隽永小品。昔年先父玉如公曾做为试题命诸生标点。今节引其文如下：“……人苟知己，则行之可（称呼其人排行第几，如说老大、老二或三哥、四弟之类），字之可，名之亦可；即呼之为牛、呼之为马，亦无不可（此暗用《庄子·应帝王》及《天道》中语）。苟非知己，则称之为先生也，直叱之为老奴耳；尊之为大人也，犹骂之为小子耳（此“大人”、“先生”盖出自阮籍《大人先生传》）。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断句难点在此），则其人为何如人哉！……”当时有人读为“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则赘一“说”字无着落；又有人读作“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亦近滑稽。先父当时嘱我阅卷，乃据丁福保医学书局线装排印本《尤西堂尺牍》所断句，以“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为标准答案。顷见近时坊间新旧选本，凡选此文者，都沿袭此种标点方式（如《历代百字美文萃珍》即选本中之佳构，亦不例外）。其实这样断句仍属似是而非。按，宋人曾憶（类说》卷49引《籍川笑林》云：   可见尤侗所引实冯道事，断句应在“非”字前。医学书局排印本的句读虽似古汉语句法，却并不正确。如依其断句而进行今译，自然亦属“将错就错”了。 昔年所撰诸短小文字，曾引《后汉书·范滂传》滂母之语，以说明今译之不易达意；又引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说明“熟视无睹”的主语究应属谁；更引《史记·廉蔺列传》与《宋史·梁灏传》，说明译史之难。今悉收入拙著《读书拊掌录》，此不复赘。更于一泛论今译的拙文中引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以见译笔之极难把握。今不惮烦複，再申此意。先看《游褒禅山记》中的一段原文： 这一段话，首先要指出，作者在“然力足以至焉”以下省略了“而竟不至”这一层意思。其次，关于“可讥”和“有悔”的主语指谁，也应该弄清楚。北京出版社早些年出版的《王安石诗文选》把“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两句”，译作“这在别人看来是可笑的，而在自己看来则应感到后悔”。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文观止译注》则译为：“这在别人看来是可以指责的，而在自己则应当感到后悔。”而1983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古文观止今译》（1991年第六次印刷）则译成：“那体力充足可以到达而中止的，旁人就可以讥笑他，但是自己若这样就该悔恨了。”而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则认为应译作：“这样的情况落在别人身上就成为可讥笑的事，而落在自己身上则成为值得悔恨的事。”同理，“尽吾志也”以下，似应译作：“如果尽了自己的力量而终于未能达到目的，那么事情落在自己身上可无须后悔，而落在别人身上，谁又能讥笑他呢？”关键在于“尽吾志也”的“吾”是兼人和己两方面而言的，并不专指“吾”；因此，“其孰能讥之乎”一句也就不专指自己讥笑别人，而是说不论落在谁的身上都不应受到讥笑。上述三种译法在这一点上似乎都未能吃透原文，因此他们的译文也就各自不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可见今译古书是很难做到丝毫无误的。 短短数语，其难译尚且如此，况以一二人之力去译上百万字的专著乎？《荀子》说：“今之学者为人。”我看“为人”并非坏事，但必须先具有“为人”的条件和足够的本钱，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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