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北宋诗风的三次变化

吴小如（1922.9.8～2014.5.11），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安徽泾县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先生的长子，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等，译有《巴尔扎克传》。

我治宋诗最初只是从兴趣出发，后来则为了教中国文学史。七十年代末，受北大中文系委托，着手编《宋元文学史参考资料》，乃与两位中年同事大量阅读原始资料，对宋诗逐步产生一些新看法。未几我离开北大中文系，工作中断，研究工作也就停止。直到一九八七年，北大文献研究所开始纂辑《全宋诗》，我应邀为参加全宋诗编纂工作的研究生班讲了两个月的宋诗专题课，这才又把研究兴趣转到宋诗方面。近年来写过几篇长长短短关于宋诗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宋诗漫谈》（本题作《宋诗导论》，收在拙著《古典诗文述略》第二版内，山西教育出版社印行），不久前台湾出版的一本《宋诗综说丛编》收作第一篇。此外还写过两篇短文，分别是谈对苏轼所说的“郊寒岛瘦，元轻白俗”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和对江西诗派主张“夺胎换骨”的举例，都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但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一篇是发表在一九九〇年第五期《文学评论》上的《西昆体平议》。一九九四年，北大中文系一个硕士生写有关欧阳修诗歌的论文，由我主持答辩；一九九五年，北大中文系教师张鸣写了一篇《从“白体”到“西昆体”》的论文，已决定发表在北大出版的第三辑《国学研究》上，是由我审阅的——他们都引用了我在《西昆体平议》中的论点并有所阐释发挥，同时也给我不少启发，于是形成了我这篇论文的一些不同于过去论点的看法，只是当时还没有写成较为系统的文字。一九九五年五月，香港大学中文系邀我作学术演讲，我乃第一次把它公开讲出来；半年以后，便写成这篇所谓的“论文”。我之所以不惮烦地说明原委，第一是希望读者了解我近年治宋诗的来龙去脉；第二是对于中青年同行们的新的观点、见解给我的启发影响不应略而不谈，以免招掠美之物议。张鸣的文章定稿已改订三次，其中有些看法已把我提供给他的意见写进去了。这里面根本不存在谁因袭谁的问题，因为学术成果不是任何人的私产。但我这篇文章毕竟写成在后，文章内容倘与张鸣的大作有相近似之处，显然是他的文章给了我启发和帮助，在此我由衷地向张鸣君致以诚挚谢意。

谈宋诗当然离不开唐诗，所以还得从唐诗谈起。唐代诗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李白和杜甫，这已成定论。中唐以后，恐怕就要数白居易。不过白居易是杰出的代表人物，说后人受“白体”影响，实际应包括元稹以及晚于白居易的一些追随者，即所谓“元和体”或“长庆体”。我们不妨这样说，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风从中、晚唐一直经五代而延续到北宋初年。换句话说，在宋真宗时杨亿、刘筠等提倡写“西昆体”诗歌以前，晚唐、五代以迄北宋开国后约半个世纪，诗坛上很大一部分作家都是宗法白居易的。而在海外，从唐代起，白居易的诗即已传到日本、高丽。其影响之大甚至一度超过杜甫。可见在北宋初年，诗坛出现“白体”居主导地位的现象并不奇怪。当时朝野比较有名的如徐铉、李昉、魏野等，都写“白体”诗，其中最突出的是王禹偁。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保留在杨亿《武夷新集》卷四中的一首题为《读史斆白体》的七绝，竟全效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的后半首。用张鸣文中的话说，“这样亦步亦趋地模仿白体之作，竟是出于西昆体主帅杨亿之手，其中消息，就很值得注意。”张鸣又说，杨亿也仿效《放言》诗，是“颇耐人寻味”的。我个人则认为，在中国古代诗坛上两个或几个同时或先后存在的不同派别之间并无截然互相排斥和彼此不相容的矛盾与鸿沟，而是彼此相吸收、相渗透，在经过综汇和融合之后出现了新的派别和新的诗风。这从北宋诗风的三次变化中都可证实我的这一看法确是客观存在的。

从“白体”变为“西昆体”，是北宋诗风的第一次变化。所谓“西昆体”，即宗法晚唐李商隐所写近体诗（包括律诗、绝句和排律，其中更以七律为主体）的风格和模式而形成的一个作家群体，一个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为杨亿、刘筠，如果从写作数量来看，钱惟演也是一个。他们的作品保留在流传至今的《西昆酬唱集》里。但“西昆体”流风所被却不限于《酬唱集》中有存诗的作家，如晏殊、宋祁等受“西昆体”影响已为北宋当时文坛所承认，就连主张纠弊复古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早年也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属于“西昆体”的诗篇（下面详谈），并且还对杨亿的才华、人品、政治态度推崇备至。可见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坛复古派也并未以“西昆体”为对立面，正如“西昆体”并非为同“白体”作家相抗衡、相对立而自成一派一样。

当然，“西昆体”之所以兴起，与杨亿、刘筠之爱好、兴趣有关，特别是杨亿，他心折于李义山已达到颠倒陶醉、废寝忘食的地步；但在主观因素之外也有客观条件使之不得不然，或者说自然而然，走向了宗法李义山的道路。盖“白体”在北宋初年影响虽大，流弊也不少。白居易诗的好处在于浅显易晓，流畅易读，所谓“老妪都解”；因此才可能远播海外。但过于浅俗，格调自然不高，其弊一。群起模仿，内容不免贫乏单调，如白之《放言》五首已成为竞相仿效的作品，很难别出心裁，跳出窠臼，其弊二。因之陈陈相因，缺乏独创性，其弊三。苏轼所讥的“元轻白俗”，正是指“白体”末流所产生的这些缺点。就在这时，杨、刘诸家乃竞唱“西昆体”，至少是有补偏救弊的用意存在的。“白体”浅俗，“西昆”乃救之以深奥典雅；“白体”在语言上过于质朴俚俗，“西昆”乃一反其道，讲求辞章华艳，文采斐然；“白体”直而易解，“昆体”曲而多晦。尽管“西昆体”也有浮艳堆砌之弊，但在北宋诗坛为“白体”诗作所笼罩的千篇一律的氛围中，“西昆体”在当时确属一种带有独创性的诗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因此，在评论“西昆体”诗风的功与过两个方面，过去似着重强调了它的缺陷和流弊，而忽视了它当时的创新之功和继承李义山借咏史、无题和爱情诗的创作以讽刺时政的特色。如果从大的、纵的方面来看，亦即从中国文学史或诗歌史的发展走向来看，则“西昆体”之兴起尚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就又要把话回溯到晚唐诗坛。四十年代我曾耽溺于晚唐诗，乃向前辈诗翁林宰平（名志钧）老先生请益。林宰老当时有一精辟见解向我口述。他说，晚唐诗人当然以李商隐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但在晚唐当时，李的成就并未被多数人承认，影响自然也不算大。例如，后世动辄言“小李杜”，实际上杜牧的影响要比李商隐大得多。不过到了北宋以后，杜牧的影响却比李商隐小多了。林宰老这番话我相信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因我只是闻其言而未有文字上的依据，故多年来一直未把它写出来。最近仔细寻绎，已足可为宰老所教诲的意见找出佐证。说李商隐的影响在当时不如杜牧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杜牧是世家子弟，是宰相杜佑（《通典》作者）的孙子，而李义山是寒素出身，无门第可夸耀；二、杜牧历任黄、池、睦三州刺史，最后官至中书舍人，而李则长期沉沦下僚，一生坎坷；三、杜牧当时已有诗名，新进诗人每以杜牧之评骘揄扬为跻身诗坛之阶，而李动辄被人讥诮为轻佻儇薄，与温庭筠同遭物议。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牧在当时诗坛以其名声、官位远比李商隐占优势。至于受李商隐影响的人，唐末只有韩偓和唐彦谦。韩偓的“香奁体”虽沾义山膏泽，却属六朝宫体遗音。而唐彦谦倘非宋人提及，几乎名湮没而不彰，何况唐之效李，仅具皮毛。然则李商隐之所以为后世推崇，实有赖于杨、刘诸人之提倡“西昆体”。此正如陶渊明为东晋大诗人，倘无唐宋两朝诗人之抉微探赜，恐亦没世而名不称，影响决无如此之大也。且从张鸣论文中可获一旁证。据张文引《宋朝事实类苑》中的一段话，认为是转引自《杨文公谈苑》，亦即杨亿自述，其中涉及李商隐的诗篇，前后共有三个数字。一曰“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馀篇”；二曰“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三曰“故钱邓帅若水未尝留意捃拾，才得四百馀首”。这表明在北宋初年，李商隐的诗还没有正式结集，如果没有杨亿及其“西昆体”，说不定这位晚唐大诗人的诗篇竟会散佚殆尽。从这个角度说，“西昆体”在我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就不仅局限于北宋诗风的一次转变了。

遗憾的是，“西昆体”的作家们对于他们所崇拜的李商隐只局限在或者说只停留在摹拟阶段，而且他们所摹拟的又仅属于李商隐诗的一个局部，尽管这一局部是李商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像李商隐本人那样博采众长，然后集众长而自出机杼。因为李商隐是在学李（白）、学杜（甫）、学韩（愈）、学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学梁陈宫体诗，也学元和长庆体，能入能出，这才形成具有李商隐本人鲜明个性的诗风的。此李商隐之所以终能分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李贺等人之席而成为晚唐一大诗人；而“西昆体”不过是北宋前期一道绚丽多姿的闪光，转瞬即逝。至于“西昆体”的功过得失，则拙作《西昆体平议》一文言之已详，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必须指出的是，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复古派（实际是以复古为创新）从来没有把“西昆体”当做对立面来进行抨击（道学家石介在《怪说》三篇中大肆贬斥“西昆体”，并不代表多数人的意见）。相反，欧阳修本人在早期的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遵循“西昆体”风格的。甚至在欧阳修四十三岁时，还写过一首题为《梦中作》的七绝，基本上属于李商隐无题诗的风格，算得上一首朦胧诗。诗如下：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这一年是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任所。当时由范仲淹、杜衍倡导，为韩琦、富弼、欧阳修所拥护的“庆历新政”已失败了好几年，欧阳修本人也从滁州贬所先移知扬州，然后又移任颍州，因乐颍州西湖之胜，打算终老于此。而《梦中作》即于此时写成。根据上述背景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梦中作》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朦胧诗。这是因为作者人到中年，阅历增多，对人情世态的理解也更加成熟，故诗中的政治内涵表现得比较深沉隐晦。这正是欧早年学李商隐而善于变化所形成的诗风。诗的前二句是梦话，所写亦梦中境；后二句则近于醒语，所写之境亦在半梦半醒之间。然即使写梦境，第一、二句也各有侧重，首句侧重于听觉，次句侧重于视觉。“夜凉”月照千山，乃佳胜优美之境，而重点却在笛声响徹幽静的夜晚，可以说是一种超现实的理想境界。第二句便稍有不同。“百种花”当然绚丽多姿，可是这引人入胜的花丛却隔着一段“路暗”的距离，如去赏花，须走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可见“百种花”虽迷人，人乃可望而不可即，那段昏暗恍惚的路的彼端究竟是花团锦簇的“迷人”美景还是幻想中的假象，真使人迷惘莫测。这正是作者在经历过一段政治风波之后的惝怳心态。

至于三、四两句，“棋罢”句用《述异记》典故。相传晋人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童子给王一物如枣核，吃了再也不饿。局终，童子对王质说：“你的斧柯（斧柄叫'柯’）都朽烂了。”质归乡里，才知已过去了一百年。欧用此典显然不是说梦话，而近于醒语。但仔细玩味，《述异记》的典故不过是表面借用，真正的涵义须从杜甫《秋兴》中去找答案。那就是：“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才是诗的实质性所在。盖一局棋终，人已换世，千山笛响，百种花迷，不过梦中一时所见而已。这时自己始悟及宦海升沉，天下无不散的筵席，酒阑人散，真是“不如归去”了。夫“酒阑”之际，正诗人“梦醒”之时，作者所以用了“无奈”二字，正说明其宦途失意原是被动的，这就把一个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后的无限怅惘之情表露无遗了。二十多年后，欧阳修真心告老辞官，寄居在颍州，曾有诗追赠已逝世十五年的杜衍（杜在年辈上是欧的前辈，政治上是欧的同道），其诗后四句说：“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此言今始践，知不愧黄泉。”正是“客思家”一语的最好注脚。可见此诗语虽简短，内容涵义却相当复杂。至于作者用“酒阑”字样，亦有出典。梁简文帝诗云：“酒阑嘉宴罢，车骑各西东。”欧用此词汇，不亦有“曲终人散”、“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慨乎！

我之所以不惮烦地举出欧阳修的一首名作来加以剖析，目的只想说明北宋的诗文复古运动并非反“西昆体”，其实质则是这些作家竞相探讨摸索，如何从唐人诗境中走了出来，另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用我在拙作《宋诗导论》中的词语来说，即如何从“宗唐”转向“变唐”。欧本人写诗以李白、韩愈为宗，梅尧臣则以六朝陶渊明为宗，苏舜钦乃兼宗李白、杜甫和陈子昂。风气虽变，而诗风却未形成统一的局面。到王安石以后，有人认为北宋诗风开始受杜甫影响，客观上确实如此。但如仔细研究或者粗粗浏览一下这一时期诗坛上的作家作品，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宗法杜甫的诗风在这一时期几乎遍及当时大小作家。王安石之外，二宋（宋庠、宋祁）、二刘（刘敞、刘攽）以及不大为人注意的属于第二、三流的作家，诗风都受杜甫的影响。姑举一例。如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也是宗法杜甫的诗人之一，黄庭坚的学杜，实受其家学影响。这一诗风的转变，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从北宋诗坛发展过程来看，写白体诗的人宗法白居易，写“西昆体”诗的宗法李商隐；而白、李两家都是受杜甫影响的，追根溯源，自然追溯到杜甫。这是因素之一。欧阳修诗文都宗韩愈，开宋诗“以文为诗”之风，而“以文为诗”乃杜诗突出的特点之一，如果想走“以文为诗”的路子，自然会以杜诗为依归。这是因素之二。从北宋诗人本身看，写白体诗最有成就的应推王禹偁。王禹偁不仅写白体闲适诗，也写白体讽喻诗，而白居易的讽喻诗所以杰出，正由于他是学杜甫的。这一点王禹偁本人已认识到了，所以王诗有“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的说法。可见王禹偁不仅仅停留在做白居易的继承人这一点上，而且要上踵杜甫之武，同时也做杜的接班人。“西昆体”的代表作家杨亿、刘筠借咏史、作宫体诗来讽喻现实，这是近承李商隐，远绍杜甫的；李商隐的成就在写讽喻诗方面很突出，尤其是七律，其宗承老杜衣钵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王安石称誉李商隐的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学杜甫学得最好、最像的。这一点，即“西昆体”亦自老杜出，我想，杨亿、刘筠也应认识到。然则写白体诗的名家也好，写“西昆体”诗的名家也好，虽殊途而实同归于杜甫。这是因素之三。宋祁、刘攽的近体诗，多得力于老杜，只要一读便知。甚至连人们所公认受杜甫影响较小的大诗人苏轼，也对老杜赞不绝口，这有苏轼的《次韵和张安道读杜诗》为证，可见杜甫流风遗泽之久远，覆盖面之广阔。这一宗杜诗风到黄庭坚、陈师道，由自发的变为自觉的，终于形成了江西诗派，直到南宋初年，还在主宰着诗坛的趋向。

从以上两次诗风的变化可以小结出以下两点：一、宋诗的特点在于由宗唐而变唐，即从某一诗体或诗派入而不自某一诗体或诗派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风格。二、如果过分追求某种诗歌的形式技巧方面的特徵，如“西昆体”和“江西诗派”，自有其成功的一面，即诗人在形式技巧方面加强了基本功训练；但也有其失败或产生流弊的一面，那就是走进了千篇一律的羊肠窄径，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活力。白体诗、西昆体诗和江西诗派以宗法杜甫为导向的古近体诗，都是如此。

谈到北宋诗风的第三次变化，实际是应当另写专文来进行研讨的，那就是苏轼诗风的形成。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两宋诗人中没有苏轼，几乎就无法承认宋诗之区别于其它时代诗歌的特徵。在拙文《宋诗导论》中曾指出宋诗的三方面的特点，即：一、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二、受儒家理学思想的束缚较为明显；三、更多地注意到诗歌的创作技巧。但鸟瞰一下北宋诗坛，绝大多数诗人虽具备这三方面的特色，却总有不足之处。如欧阳修学李白，显得气魄不足从而导致欠紧凑、过于松散的缺点；学韩愈，简直过于散文化，不像诗了。又如与欧同时的梅尧臣、苏舜钦，梅瘦硬而苏粗犷。王安石以下的学杜诗者，包括江西诗派的诗人，都有生硬造作之处。江西诗派诗人其实也是在诗中堆砌典故的，但不像“西昆体”那样讲求文采，而强调在技巧上烹炼字句则过之。惟独苏轼，他同样以文为诗，在诗中也发议论，却形成富有“理趣”的哲理诗。尽管后世有人批评苏诗缺乏“情致”，我却以为苏诗倒是诗如其人的，故走笔如行云流水，不大有矫揉造作的习气。故苏诗看上去并无多少雕琢斧凿痕迹，其实其创作技巧十分熟练，这一特点更直接影响到南宋的范成大和陆游。尤其难得的是，苏诗不大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更多地存在着佛老思想。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向海外流传的覆盖面来看，在宋代，只有苏轼足以同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相媲美。总之，宋诗的特色或者说宋代诗风的成熟，是在苏轼手中完成的。没有苏轼，宋诗就不易形成在唐诗之后的另一高峰。

现就以上所谈再简单作一小结：宋诗从宗唐到变唐，诗风凡三变：自浅俗的白体诗一变而为典雅华丽的“西昆体诗”；以复古为创新，诗风再变而走上以杜诗为依归的道路，最终以江西诗派为结穴；诗文革新运动自欧阳修创始，而至苏轼乃臻成熟，是为诗风之三变。

本文所阐述的异于前人的观点有三：一、“西昆体”的出现乃是北宋诗坛一次创新的局面，它不仅使李商隐本人的诗歌在诗坛扩大了影响，让多数诗人认同了义山诗的价值，而且使北宋诗风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并未给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造成一个对立面，相反，倒给诗文革新运动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对“西昆体”应做出新的正面的评价。二、诗坛以杜诗为依归并不始于某一个诗人，而是诗坛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向。三、对苏轼的评价应重新考虑，他是整个宋代诗坛的突出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