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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文人杨亿一首七律《汉武》,讽刺前人句句用典,其风格可称宋诗的先导(该文内还有李商隐《贾生》)

 qiangk4kzk8us4 2022-08-14 发布于云南

宋初(本文指北宋建国以后的六十余年间),是唐向宋过渡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有三种风格(三个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称“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白体学习白居易,晚唐体学习贾岛、姚合,西昆体学习李商隐。

其中声势最盛的一派当属西昆体。

“西昆”一名来源于杨亿所编的一本《西昆酬唱集》。杨亿又是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神童级人物,传说他七岁能文,十岁能赋诗,以少年有才而名动京师,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授秘书省正字,也就是说他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官了。

杨亿学识丰富,才思敏捷,他任史馆修撰期间与刘筠、钱惟演等诗人有许多往来唱和的诗文,杨亿将二百五十篇诗稿结成集子,取名《西昆酬唱集》,为何叫“西昆”呢,因为他们的酬唱活动多是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秘阁中进行的,而《山海经》中有记载: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为帝王藏书之府。杨亿根据此记载将诗集命名为《西昆酬唱集》,“西昆体”也由此诞生。

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也是“西昆体”的代表人物。

杨亿关心政治,关心国事,心怀天下,主张抵抗侵略,反对宋真宗对道教的迷信,在政治上风节凛然,深受后世推崇。

杨亿一派,选择学习李商隐的诗风,这是因为李商隐的诗“雅丽密致,富于才调”,写作这样的诗歌才能与他们的学养相衬。当然,西昆体诗人学习李商隐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艺术风格,同时还有思想内容上的追求。

杨亿特别欣赏李商隐《贾生》这一类咏史诗,诗中寄寓了政治上的感创,这类诗也是西昆体诗中成就最高的一类。这也说明了作为杨亿等刚直之臣在政治上的追求和寄托。

我们先看李商隐的《贾生》

贾生

唐·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宣室:是汉宫未央宫前殿的正室。

虚:徒然。

前席:在席上移膝靠近对方。

诗的前两句说汉文帝求贤若渴,将贬谪在外的贾谊召回都城,而贾谊的才学当是天下无匹的。

李商隐用十四个字盛赞了贾谊之才,又通过“求”、“访”两个字描绘出一个君臣知遇的美好场景。

第三句忽生转折,汉文帝深夜召见贾谊,倾听高论,不自觉地移膝靠近,这是一幅多么虚怀若谷的神情啊,但是李义山在句首用了一个“可惜”,于是涌出可悲可叹之情,如此认真讨教与聆听其目的不是“问苍生”而是“问鬼神”。

诗中这一情节记载于《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李商隐选取这一事件表面上讽汉文帝,实则是对晚唐当时统治者不顾民生,寻仙访道的激刺,同时也包含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伤。

《贾生》是李商隐咏史诗中的精品,宋初的西昆体诗人正是看到了这类咏史诗的深刻于是宗法。

《西昆酬唱集》中收录了几首《汉武》,是几位诗人分别以汉武为题创作的咏史诗,我们一起来看杨亿的这一首。

汉武

宋·杨亿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本诗以“汉武”为题,一目了然,这是咏汉武大帝的一首律诗,但咏的不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而是写汉武帝迷信方士,寻仙访道这样的荒唐事。

杨亿之所以写这些是有他的现实的观照。当时宋真宗沉迷道教,相信福瑞,而杨亿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文士,他通过一首首诗作表现出了自己的批判态度。

本诗全部叙述史实,在叙述中暗含了诗人对历史人物的褒贬。

本诗开篇即写蓬莱仙境。蓬莱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之一,汉武帝派人出海寻访仙山,欲求神药。仙境虽好,但是“浪漫漫”、“欲到难”,想要到达仙境实在是太难了。

颌联两句: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音团)金掌费朝餐。

竹宫即甘泉宫中的祠宫,相传汉武帝曾在甘泉宫建通天台,拜“神光”,等候天神的降临。还在建章宫外建承露盘,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来承接天露以供饮用。

但是拜神光也好,承天露也罢,都是徒劳夜拜、白费朝餐。

我们看诗人前两联,虽说是陈述史实,但是“欲到难”、“劳”、“废”这样的语词已表现出其褒贬的态度。

颈联两句是本诗的核心。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此两句的句式极富特点,前半句与后半句各自形成了一个转折,用句法、语义的跌宕来表现诗人的讽刺。

“力通青海”指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这是一则壮举,但是其出发点不过是求得好马。“龙种”指良驹。

“死讳”一句是汉武帝杀死方士(术士、道士)却假托他误食马肝而死以此来蒙蔽世人,这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信方士又杀方士的行为。

本诗尾联: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待诏先生”指东方朔,“索米”即要饭。

汉武帝只让东方朔“待诏公车”,没有重用,东方朔上书说臣身长九尺,目若悬珠,齿若编贝……齿编贝是说牙齿白而整齐。东方朔还说如臣可用,就请礼遇,否则罢之,不要让我在长安城里要饭。

诗人以此典故结尾,讽喻汉武帝亲近方士、术士,对于有才学有能力的人却置之不理,这同时也是对宋真宗迷信术士,相信“福瑞”、“吉兆”,为“封禅”而劳民伤财等一系列荒唐行为的暗讽。

像这类咏史诗在《西昆酬唱集》中还有很多首,这种诗歌的批判性也是“西昆体”诗人学李商隐学得最好的一面。

虽然“宋初三体”还没有形成宋诗的独特面貌,但是他们已经预示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比如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疾苦。“西昆体”尤其以诗歌所体现出的才华和学识,令诗坛耳目一新。

“西昆体”也和白体,晚唐体一样,都是以中晚唐的诗人作为学习的对象,它不仅是对当时浅俗诗风的反拨,更是重视诗人主观的学识修养、重视作品的文化品味,它已显示出“以才学为诗”的这种宋代诗风的端倪。

而宋诗在艺术上的创辟之一就是以才学为诗,从这一方面来说“西昆体”诗歌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也可以说它已经拉开了“宋调”形成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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