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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同胡宗南集团作战期间，宁夏、青海的马家军从西面侵占了陇东、三边地区。胡宗南集团的进攻被初步遏止后，西北野战部队于 5 月下旬从安塞挥师西进，发动陇东战役。我纵首克蒋台，全歼敌 81 师 179 团，接着协同兄弟部队再克环县，给宁马 81 师歼灭性打击。 6 月下旬野战部队乘胜北上，发动三边战役，攻占定边、安边、盐池，收复整个三边地区。进入 1947 年 7 月，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 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全面进攻被粉碎之后，重点进攻亦受挫折，反动统治走向崩溃。蒋介石于 7 月间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这个“戡乱令”此后一直施行了 40 多年，并没能挽救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后来它又成为阻碍祖国统一和台湾与大陆“三通”的障碍，直到 1991 年 5 月才不得不宣布终止。 与此相反，人民解放战争在进行了一年后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央前委在靖边县小河村开会，总结解放战争一年来的形势，提出第二年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基本任务。中央决定西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晋冀鲁豫的太岳部队挺进豫西。 同时，为了统一和加强西北解放战争前后方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西北战场分为前后方两个摊子，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共同经略。西北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成立了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晋绥军区第 3 纵队在这时由许光达率领调过河西，编入西北野战军。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地方部队及后方工作。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地方党的工作。 我 1 纵队领导成员也有所变动，张宗逊去野司任职，贺炳炎接任纵队司令员。根据中央通知，我们建立了纵队党委会，进一步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我担任了纵队党委书记。 1947 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马军队的大肆洗劫，搞得老百姓生活很苦，我军吃饭也很成问题。我们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我军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叫贺老总挂帅抓后方，搞粮食，保障野战军的作战。贺老总动员晋西北人民勒紧腰带，抠出小米子，用毛驴一驮子一驮子地给我们运来。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我军北上打榆林，背的就是贺老总从晋西北运来的小米子。 打榆林前，我们迎来了南昌起义暨人民军队建军 20 周年纪念日。 每年的 8 月 1 日，我们总要搞一些纪念活动，也还要尽可能改善一下伙食。可是 1947 年的这一天，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拉上我，说：“走，我俩个去打野鸡吃。” 我的眼睛色盲，分辨不清绿树从中的野鸡。贺炳炎的眼睛好，但只有一只左手，打枪受限制。贺炳炎提议：“我来看，你来打。” 我俩漫山遍野地转了半天，总算打到一只野鸡，拿回去下到锅里，又到纵队卫生部要了一撮盐，就这样过了一个建军节。 下午，纵队直属队召开纪念大会，我在大会上讲了人民军队和我纵队的光荣斗争历史，讲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的胜利发展形势，为即将开始的榆林战役作了政治动员。 8 月 3 日，我纵出发去打榆林。 榆林城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濒临长城和沙漠，是敌人在我边区北面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部第 22 军和胡宗南部第 28 旅及保安队共 15000 人驻守。 从 8 月 6 日起，西北野战军集中 1、2、3 纵队和教导旅、新 4 旅及警备第 4、第 6 团扫除外围，包围榆林城。10 日到 11 日连续两天爆破登城，但未能成功。 榆林被围后，蒋介石飞赴延安督令胡宗南主力北上救援，敌 36 师沿长城外侧的沙漠地带避开我军阻援部队，快速插到榆林。我军见榆林一时难攻，且调动敌主力北上目的已经达到，遂撤下来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待机。 这时，贺龙、习仲勋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的晋绥边区转移，并借机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党中央和野战军主力将撤离陕北。胡宗南急令 29 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北上、36 师南下，夹击我军于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敌 36 师师长钟松救援榆林有功，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紧追我军身后，声称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野司决定抓住孤军冒进的敌 36 师歼灭它。这时党中央也从靖边县小河村转到这一地区，与野战军主力会合。 战前，野司召集各纵各旅干部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也来参加。自从撤出延安后，我们就与党中央分开活动。毛主席他们单独同敌人周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我们一直担着心。今天见到毛主席，我们纷纷上前敬礼，代表广大指战员问好。 毛主席给我们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陆续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然后他用一句湖南土语形象地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象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道就好走了。 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心打好这一仗，胜利实现“过山坳”。 8 月 18 日，我军对路经沙家店向东运动的敌 36 师发动突然攻击，敌军匆忙收缩。不久下了暴雨，山洪暴发，战斗中止。 20 日，1 纵、2 纵在沙家店向敌 36 师师部及 165 旅发动攻击，教导旅、新 4 旅在常高山围住了向沙家店回援的 123 旅，3 纵和绥德分区警 4 团、警 6团阻击住前来增援的刘戡部。 战斗中，我纵接到彭总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出的动员令：“彻底消灭36 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 36 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我们把彭总的动员令传达下去，部队士气倍增，向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我军在黄昏前全部攻占了敌军阵地，敌师长钟松和 165 旅旅长李日基等少数残敌趁天黑下雨化装逃跑，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 36 师就这样一战被歼了。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战后，野战军前委在野司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沙家店大捷，研究下一步作战方向。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特意赶来祝贺。 毛主席满面春风地说：“打得好啊，同志们！” 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主席指挥的好！” 毛主席接着讲：“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陕北战争已经过山坳了。”主席称赞彭总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毛主席又乘兴吟诵了长征初到陕北时写下的诗句：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的主持下，会议讨论了反攻作战的方向、计划。我们各纵各旅的同志纷纷表示有决心、有信心继续拖住胡宗南主力在陕北，就地歼灭它。 沙家店大捷之后，太岳的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威逼潼关、西安，迫使胡宗南调其进攻陕北的主力第 1 军、第 29 军南下应急。乘敌南下之机，西北野战军沿咸榆公路两侧展开一场猛烈的追击战，从米脂一直追到延川，在关庄、岔口击溃敌四个旅，迫使敌军停滞在延安地区整补，无法南援。 乘胜反攻 1947 年 9 月下旬，西北野战军为适应战略进攻的要求，又有新的发展和壮大。原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 1 旅、第 3 旅和骑兵第 6 师组建成立了西北野战军第 4 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不久，又以教导旅和新 4 旅组建成立了第 6 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 我第 1 纵队也有所调整，358 旅原 8 团改称 714 团，独 1 旅原 714 团改称为 1 团，35 团改称为 3 团，调整后 358 旅辖 714、715、716 团，独 1 旅辖 1、2、3 团。 9、10 月间，西北野战军实行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反攻作战。2 纵、4 纵进行外线作战，出击延安以南的黄龙山区，发动黄龙战役。野司率 1 纵、3纵和教导旅、新 4 旅在延安东北进行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肃清驻守延长、延川、清涧之敌。 10 月 1 日，3 纵攻占延川，教导旅攻占延长，我纵攻占清涧南面的三十里铺。10 月 4 日 1 纵、3 纵包围清涧。 清涧是咸榆大道上的要冲，驻守着敌整编第 76 师师部、第 24 旅旅部和一个多团兵力。敌师长廖昂早就是彭总的手下败将。 11 年前红军三大主力由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进行了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部第 78 师，廖昂当时任该师 232 旅旅长，他全旅被歼，自己却侥幸逃脱了。昔日的败军之将，今天竟当上了中将整编师师长。 廖昂在清涧城周围高地构筑了以大小碉堡为核心，外壕、鹿砦、铁丝网相环绕的防御工事。 10 月 6 日，1 纵、3 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三个夜晚的连续突击，我纵相继攻克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 耙子山是清涧城的天然屏障，又是俯制全城的制高点，南北长约百余米，守敌将数丈高的天然陡壁加以人工切削，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构成我军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 日晚，358 旅 716 团、独 1 旅第 2 团协同夹攻耙子山。 716 团以搭人梯、挖踏孔的办法登上山的南端，以对壕作业一点点迫近敌碉堡和小庙，而后发起强攻，但因地形受限、火力不足，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指战员们都很着急。 从我军攻击一开始，清涧城里的廖昂就频频向胡宗南呼救。敌 29 军军长刘戡率五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接近清涧，与教导旅、新 4 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 这时，我纵接到野司打来的电话。彭总焦急地对纵队司令员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大、进攻受阻而伤脑筋，他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他俩在电话里吵起来，贺炳炎把话筒也摔了。 彭总摔下电话，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 358 旅指挥所，他叫上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到前沿观察，指示部队调整部置，重新组织攻击。 10 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战斗中 716 团团长储汉元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 战后，彭总带着旅长们察看敌军防御工事又一次来到耙子山前，感慨地说：“象这样坚固的工事，象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以后，清涧人民为了纪念为解放清涧而牺牲的储汉元团长等烈士，将耙子山更名为“汉元山”。 10 日下午 4 时，我纵和 3 纵同时向清涧城发起总攻。清涧城东高西低，西城墙依清涧河陡峭的石堤而筑，竖梯、爆破都受地形限制。担任主攻的 358旅 714 团主动提出改向北门爆破，他们在独 1 旅 3 团和 3 纵独 5 旅配合下成功地炸开北门，我纵由此突入城内，协同已从东门入城的 3 纵全歼守敌。 敌师长廖昂可没有当年在山城堡那么走运，想跑没跑掉，被 3 纵俘虏。 刘戡率援军赶到清涧时已经晚了，连城都没进，只在山头上宿了一晚，接出孤立于绥德、瓦窑堡的守敌，退回延安。 敌军撤走后，我们重返清涧住了两天，又到了绥德。绥德分区主持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还为我纵队一名绥德籍的新兵举行了庆功会。部队在这里 总结延清战役：此役共歼敌 8000 余人，收复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瓦窑堡 5 城。与此同时，在外线出击的 2 纵、4 纵攻克黄龙、白水、韩城等地，取得了黄龙战役的胜利。 延清战役的胜利使延安东北只剩下榆林一地孤悬北线，胡宗南部第 28旅从榆林空运西安，剩下邓宝珊第 22 军及地方武装孤守榆林。野司决定乘胜北上，第二次攻打榆林，扫清北线，巩固后方，进一步保障驻佳县的党中央的安全，创造大军南下的有力态势。 10 月下旬，野司率 1、3、6 纵队和绥德分区两个团分路北上，突然包围榆林城。 27 日向外围发动进攻，我纵担负从南面攻击的任务。358 旅 714 团占领了飞机场，敌一架运输机满载枪支弹药糊里糊涂降下来，714 团战士郝宗耀等操起 60 迫击炮击中油箱，飞机被烧毁，驾驶员被俘。 在我纵攻击正面有三义庙、凌霄塔两处敌军阵地，是榆林外围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凌霄塔高高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塔下由 10 多个碉堡环绕护卫，塔身坚固，设置多个火力点，居高临下控制着城南。我们令 358 旅、独 1 旅攻击这两处要地。 30 日夜 358 旅 714 团攻占三义庙，独 1 旅第 2、3 团经连续爆破攻克凌霄塔阵地多个碉堡，于 31 日下午攻占凌霄塔和南关，拔掉了最后的障碍。 11 月 2 日晚，野司令 3 个纵队向榆林城发动强攻。我纵在城南担负主攻。 经过一夜激战，攻城部队都未成功。野司遂令一面围城一面挖坑道爆破。5天后坑道挖成了，随着一声巨响，500 公斤炸药把城墙炸坍 20 多公分的缺口，准备从爆破口突击的独 1 旅 2 团却以为没有炸开，被敌人用火力封住了，痛失良机，6 纵队的坑道爆破也失败了。 在我军围攻榆林时，宁夏马鸿逵的整编第 81 师等部十个团的步骑兵从西面驰援而来。野司决定撤围打援，在榆林西南的元大滩迎击宁马。我纵 358旅首先与敌骑兵遭遇，敌骑兵在飞机支援下向 715 团 1 营散兵线猛烈冲击，团长罗坤山负伤。我军在沙漠中顽强抗击，打退了敌军。第 2 天，我纵配合3、6 纵队向敌军阵地进攻，敌军退却后与榆林守军会合。我军二打榆林遂告结束。野司率部队撤下来，回到绥德、清涧一带休整，转入冬季整训。 永恒的记忆 我和第 1 纵队的战友们，从奉命保卫延安开始，就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下，在彭总的率领下作战。在转战陕北的一年中，我们亲眼看到陕北战场的形势，从我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之日起，就一直按照毛主席的预定战略意图，沿着一条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轨迹迅速地发展变化着。 首先，我军经过一场预有准备的延安保卫战，我中央机关从容撤离延安，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之后，仅一个半月，我军接连三战三捷，使不可一世的骄狂之敌损兵折将，气势汹汹的进攻势头颓然粉碎。 不到半年，沙家店一役，即宣告了敌军重点进攻被粉碎。我军以此为转折，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 不到一年，我军共歼敌 6 万余人，用敌军俘虏补充了自己，用敌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兵力扩大了两倍。敌我力量的对比由战争开始的 10 比 1 改变为5 比 1。更重要的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已取得战略主动，内线防御转为内线进攻，并即将开始外线进攻，敌人则由重点进攻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然而，在战争开始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却是极为悬殊的。从总体上看，开始进攻陕北的敌军有 34 个旅，25 万人，我军却只有 6 个野战旅，2 万余人；敌军有飞机大炮，装备优良，我军却只有小米加步枪，装备低劣。在如此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我军何以能够步步走向胜利，而敌军步步走向失败呢？是什么力量推动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呢？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呢？我认为，其原因和力量就在于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在于彭总的正确指挥，在于西北我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在于陕北人民和全国人民坚决支持，在于各解放区军民的战略配合。 第一，从敌人向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党中央、毛主席与敌消灭或驱逐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的图谋针锋相对，决定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我党我军的最高统帅部，留在陕北战场，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战争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采取这样一个决策，不仅使西北战场以很少的兵力吸引和歼灭了大量敌军，支援了其它战场的解放战争，而且以其巨大的力量，鼓舞了陕北乃至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信心。 当时毛主席坚持不去黄河以东，要留在陕北，不要野战部队护卫，只带领几百人的机关和警卫人员，化名昆仑纵队，独自与敌周旋，这是何等的胆略和气魄！是毛主席的这种胆略和气魄，给了我军克敌制胜的巨大精神力量。记得自周副主席在祝捷大会上公开宣布“毛主席还留在陕北”的消息后，“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句话就成了激励我军粉碎敌人进攻的战斗动员令。 第二，主动放弃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战局上投下的一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妙棋。它使我军迅速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轻装上阵，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而蒋介石、胡宗南从占领延安之日起，就背上了包袱，先骄其兵，后疲其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步。 毛主席的用兵之道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着眼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敌人的进攻一开始，他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棋高一着，占居主动。对这一点，反动而又愚蠢的敌人是根本不可能明白的。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当初对党中央放弃延安的意图也不十分明确。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着棋的作用日益明显的表露出来，大家才认识到：没有当时延安的放弃，就没有后面的胜利。 第三，陕北我军在作战中，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关于以打运动战为主的思想，关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区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陕北作战采取“磨菇”战术的思想。可以说，我军的作战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毛主席战略战术原则的生动体现。我军一方面始终牵着敌军鼻子，在陕北战场上转圈子，大游行，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之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补给困难，疲于奔命，处处扑空，挨打饿饭，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在运动中抓住孤立之敌或敌军中薄弱的部分，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从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期间我军每一个战役的胜利，都无一不是贯彻毛主席的作战思想、作战方针、作战原则的结果。 毛主席在给野司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把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形象地定名为“磨菇”战术：“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人在现地区内周旋一个时期，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条必经之路走向胜利的。 第四，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撤离延安前后，有许多同志为了安全起见都主张毛主席转移到黄河以东的晋绥解放区去。毛主席则坚持留在陕北。他说：“这个地方群众好，地形好，十分安全。”我党我军紧紧依靠人民，人民始终心向我军。相互间真正形成了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关系。如果没有陕北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全力支撑，没有晋绥军民的大力支援，没有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我们要想取得转战陕北的胜利、粉碎敌人的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在彭总的亲自率领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扭转了陕北的战局，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创造的经验也是丰富的。陕北战场就是一个我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课堂，我有幸得到了在这个大课堂里学习的机会。 毛主席运筹帷幄，用兵如神，高招迭出，妙着横生。彭总临危受命，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部队英勇奋战。 陕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这些，都给我以巨大的教益，给我留下永恒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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