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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朝花夕拾》分篇解读的末篇，也是连载末篇，只有《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两篇。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作者人生旅途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前者是现代学术老师，弃医从文就发生在两人交集的紧密时期；后者是年轻时代的至交，彷佛就是另一个自我，“我”的悼亡实在也就是一种“自悼”。这赋予了两篇作品的特殊性。《藤野先生》是篇不同凡响的名作。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中有着鲁迅弃医从文的自述，其次也许就和鲁迅满怀感情地写了自己的一位日本老师有关吧，后者成为百年间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历史佐证。作品的特殊意义常被视为超过了同样是写自己老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当然这样的比较并非必须，甚至可谓多此一举。同样，体例安排上看《藤野先生》是上篇《琐记》的下篇——《琐记》结束在作者“到外国去”的叙事结点上，《藤野先生》就是作者的外国生涯纪实了。《藤野先生》的写法、题旨、气象，当然应该有所区别于《琐记》吧，但宗旨归宿并无二致。换言之，《藤野先生》在艺术上有别于《琐记》的叙述方式，思想上则仍有强烈的呼应和重合——只是前者以已经成长了的“新人”的叙事视角，展现出了更加崭新和升华了的世界观，包括对于个人成长的自觉思考和价值关怀。弃医从文虽然是个大关节，但在鲁迅的这篇作品中，这个大关节却只是“混迹”在了作者对于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个人化记忆叙述中。不像是在有心叙述重大事件，倒更倾向于一种私人情感的表露方式。也许，这也就是文艺性作品与一般议论性杂文在审美性（特征）方面的不同品质体现吧。 
作品首句乍看之下很是突兀。看不惯或小瞧了东京的原因何在？作者用明显讽刺的笔调直截了当地拎出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忸怩丑态。厌恶之情形诸笔墨。而且，更进一步，“学跳舞”出自“精通时事的人”之口，可想而知“清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风尚该有多么的声色糜烂。同是一国留学生，鲁迅怎能忍受与这种同胞朝夕过从！但这种人却麇集于繁华的东京。勿怪他忍不住要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了。实在是不耻于与这种人为伍。就这样，开头两段的几笔就把东京的生活交代过去了。叙述简单、干脆，且不失生动、有力。紧接着，正文也就随之一带而出：“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鲁迅行文的高明处，常在关键时刻见出四两拨千斤的老辣手段。如上篇《琐记》中那句“好。那么，走罢！”令人叹服。看是轻描淡写，自然平常写出一句，实为人生重大转向的抉择和决定，起因则貌是琐碎小事如跳舞之类；笔墨内里的是作者胸襟气度、理想期待的写照、寄托和隐喻。真不足为他人道啊。如果说《琐记》是在平常中写出了为什么要离开家乡故国去南京和日本，本文《藤野先生》就是写出了为什么要离开东京去仙台，接着又为什么离开仙台返回东京？包括回到东京干什么？这些都是鲁迅人生的大关节。一如“走异路、逃异地”，鲁迅写得平常，读者不可等闲视之。行文既见修辞艺术之妙，更需体会行文心理之内核动因。去仙台的心情其实并不很好。作者回忆当年并无欢快之感。途中经过一个驿站，叫做日暮里。鲁迅说：“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1990年代中期以来，每次我从成田机场降落乘电车去上野，那是转到文京区本乡东京大学赤门的惯常路线，途中每次也都要经过日暮里站，每次都不免同样会想到鲁迅的这句话。鲁迅有诗云“日暮客愁集”，出自早年的《戛剑生杂记》：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鲁迅此言此句虽是化用了古人诗句成说，却是自家感同身受的肺腑之语，所谓“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实有冷暖自知之意。据现在所知，这也是迄今所见鲁迅的最早作品，写于1898年负笈求学南京之时。“日暮”的意象和修辞有其实在的典故依据和审美心理的支持，嵌入了鲁迅的文章行文思维中，下笔自有惯性，以旧出新，浇胸中块垒。因为后人考据说，鲁迅留学时代，尚未有日暮里一站。但我以为这并不能完全否定鲁迅当年可能看到过道路沿线有日暮里的地名；或后来知道了日暮里的站名。文化积淀和个人亲历的重影叠加混杂在了鲁迅的记忆中。待到二十多年后行文《藤野先生》时，“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重要且有意味的是作者主观心理的记忆真实性。日暮里，一个激发、唤醒或呼应了鲁迅内心积淀的个人伤感情怀的地名和修辞符号。而且，这在全篇中，还将与“我”对藤野先生的缅怀之情相连接，一种复活了的人间“惜别”。鲁迅的幽情和深思也许在此啊。还有“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水户。我的记忆里，大概是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附近，还有朱舜水的纪念碑，我曾散步往访过几次。也是因了鲁迅的这篇作品，我专程去过水户，但记忆里竟然对去访细节了无印象，只记得在某处迷了路。鲁迅提及水户和朱舜水，并还记忆相对深刻，这应该是和“明的遗民”身份有关。朱舜水的“反清复明”与鲁迅年轻时在日本开始投身的“反清排满”民族民主革命，正有着共通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深刻维系。朱舜水的海外流亡命运及遗迹当会触动求学异邦的弱国子民周树人的心怀，所以留心专记了一笔。终于到仙台了。不大的市镇，冬天极冷，没有中国留学生。这是鲁迅对于仙台的寥寥介绍，也是最初的印象吧。并不见有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兴奋与好奇。中国江南人当然会敏感到北方仙台的寒冷，但这里至少满足了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没有中国留学生。他正是为了回避东京“跳舞”的同胞才远道北来的。我总感觉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并不见得愉快，这从他一到仙台就是这样了。作品对于仙台初期饮食起居的生活描述，既感受到善意的对待，同时也有明显的揶揄。但在“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之后，叙事立即进入了作品的主题部分，几乎没有过渡和引导，快速推进到了作者的学校生活，缓急之间的行文张力给人一种果断而有力的感觉。紧跟着上面的“芋梗汤”，“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而且，作品主人公藤野先生的出场极为迅速，毫不拖泥带水，几乎还是以一种人物特写、亮相造型的方式登场的。行文上可以判断，作者明显故意略过了其他课程和老师的介绍，就直奔着藤野先生而来：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按常规，接下就要叙述藤野先生的讲课了。作品下文也确实开始简述了藤野先生的讲课。但是，在此之前，鲁迅插入了一句听到藤野先生自我介绍后，“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但又并不马上解释为什么“笑起来”。这就至少产生了两个叙事效应，一是教室现场的带入感，除了藤野先生和学生，教室现场还有发出奇怪笑声的特殊人物，明显和其他一般学生不同，这使叙事空间的人物关系油然而生出了一种异样的生动性。二是悬念和期待心理的产生，到底谁在笑、为什么笑呢？这种笑声笑意一定会和藤野先生的故事有关吧？鲁迅不愧是文学写作的大手笔，看是无意的闲笔，暗藏着叙事的机关技巧。作品写到的藤野先生上课“首秀”里，还有一个可能会被忽视的细节。日本“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这句话绝不会是无意之笔。此前还有一句是，在日本的解剖学历史文献中，“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尤其是后一句，暗含了一个呼之欲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医术起步较早却后来落伍了、日本倒是后来居上了呢？一个小小的细节，指向的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大大的问题。而且，也无形中回答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我”最早对于藤野先生的了解，就源于教室后排那几个发出笑声的不及格留级生。作品先是用间接叙事的方式，勾勒出了一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落拓知识者的形象。很快，藤野先生就和“我”有了直接接触，他检查了“我”上课抄录的讲义，并且规定了以后定时提交讲义。藤野先生对“我”讲义的审改，是作品中“我”之深受感动的第一个主要情节。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这让我联想到读研究生时，第一次遵师命提交了一篇课程论文给导师。等发回我手上时，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像鲁迅一样“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导师已经细细地全文订正了我的文章，布满了红笔。最使我意外和感愧的是，导师把我文章中的引文也做了订正，添加了脱漏的文字，还将引号内外的句号位置做了订正。这一定是核对过引文的原文才能这样订正的。从此，一旦我有所懈怠，彷佛导师就会站到我的面前。藤野先生订正过的讲义，对“我”显然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巨大鞭策作用。作者获得的是一个人生的榜样和一种人格魅力的感染。这或许也成为作者写作本文的一个基本动因。而且，藤野先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对“我”的“太不用功”和“有时也很任性”的表现，他的态度仍是“和蔼”的。对比之下，作者的反省也说明了“我”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医生或科学家；照着一般眼光看，“我”也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好学生——在寿镜吾先生的私塾里，“我”也并不安分。循规蹈矩正是文学者天性的天敌。作者注定要做革命的文学家尤其是杂文家的。
“我”的考试成绩总算还好，“我”和藤野先生的关系又近了一层。作品对藤野先生的记述也进入到了更直接、更深入一点的精神领域。那次藤野先生“很高兴地”召见了“我”，他之所以高兴的原因是，“我”能够不受“鬼神”观念的束缚，敢于解剖尸体。藤野先生的这段话，既表扬了“我”，其实也是指他对于中国人文文化的了解和兴趣。这是一种文化观念层面的交流，同时暗含着鲁迅的一点言外之意，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陋习的批判动机。思想的启蒙革命是鲁迅最为强烈和自觉的使命意识。这也就能理解作品接下来的叙述行文了，藤野先生提到过中国女性的“裹脚”，“我”为此感到“很为难”。无疑，中国的“小脚文化”使“我”深感耻辱。鲁迅后来曾用杂文对于中国女性历来受到的摧残和压迫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和愤慨，当然同时也就对传统性别陋习予以了猛烈的抨击和诅咒（如《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等）。这其中恐怕也有他的自家隐衷之痛——家族长辈就有深受小脚之苦的女性，父母之命的妻子也是一位小脚女性。从身体观念看鲁迅的价值观，“天足”才是符合人性的健康标准，也是文明标准。最早激发鲁迅思考这一观念的人，恐怕就是教授解剖学的藤野先生吧。医学和科学的专业观念也就是文化和文明观念的具体化。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学成绩：解剖学 59.3分，组织学 73.7分，生理学 63.3分，伦理学 83分，德语 60分，物理 60分，化学 60分。平均65.5分！全班第68名（班上同学142人） 这些都算是对于藤野先生的正面铺垫描述，接下去就进入了作品的高潮部分，也是由藤野先生引发出来的。这先是考试题目泄密的“漏题风波”，而后便是“幻灯事件”导致的弃医从文。“漏题风波”可谓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猜忌、中伤和污蔑。从作品叙述来看，“我”虽然最终还了自身的清白，但内心的冲击影响并未消除。“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郁闷、幽愤之心溢于言表。此刻，也能联想起郁达夫作品《沉沦》的主人公沉海赴死时发出的悲哀、伤痛和绝望的呼叫：“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我们后人能理解百多年前最早几代走出国门、投身异域、寻找前程的中国留学生的内心苦衷和精神世界吗？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上有着前辈的人生创痛代价。“漏题风波”究竟是叙实还是虚构，是史实还是创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学真实和心态真实，回忆还原便是对这双重真实的确认和强化。我们依稀也能见出一点作者敏感、自卑于被伤害的心理倾向。家国民族情怀和个人自伤自悼混杂一体，纪实和虚构的交织缠绕提升了作品的情绪感染力。更有甚者，“幻灯事件”使“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作为旁观者的“我”的内心风暴终于形成。个人意识的主观代入，“我”倒成为事件的主角。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这段叙述不止于让读者明白了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缘由，同时也呼应了作者一生创作和思想表现中的许多相关特点。我们可以见出《药》里面争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们的影像，《野草》里兴奋围观嗜血决斗的一众看客的嘴脸，甚至，《狂人日记》中的“我”也在里面现形——因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一点尤其深刻，此时此刻，“我”也几乎成了双重可能的同谋：在外人眼里，“我”也是被鄙视的中国人，被砍头和围观同胞被砍头的中国人；在“我”自己的内心自省，同样是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形同看客无异。沉默、绝望，不在沉默和绝望中灭亡，就在沉默和绝望中爆发。“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鲁迅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最大抉择：“弃医从文”。他要先于身体而救治中国人的精神，而这首先也是对自己的精神拯救。只是如此宏大的主题思想却并没有继续展开宏大的叙事渲染，作品行文紧接着就回落到了极具个人情感色彩的私人性叙述：“我”专门去向藤野先生报告，自己将放弃医学的学习，并将离开仙台。显然，“我”并没有将“弃医”的真实原因告诉藤野先生，因为后者的“悲哀”和“凄然”的神情，使“我”甚至还想着要用善意的“谎话”来些微地安慰一下自己的老师。而藤野先生的反应也充满了师生间的私人情感色彩，至少作者是这样描写和叙述的。尤其是这一句，藤野先生听了后，“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他是真心关心和留恋这个“清国留学生”的。作者显然感受到了这一点，笔下还原出的师生间的简单对话，真是伤感至极。所以也才催生出了20多年后的这篇作品吧。“弃医从文”当然重要，但异国师生的人间情怀也深埋在“我”的心底，一直在萌动、发芽、生长，最后以文学的方式破土而出。“惜别”的时刻要到了。藤野先生对“我”的关爱，通过几个小细节表露无遗。我以为这是作者的纪实之笔。先是邀请“我”到家，送给了“我”一张写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还嘱“我”也送一张照片给先生。“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如此细腻而多情，藤野先生对“我”的惜别之心，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但有意思的是，作品后段写了自己与藤野先生一别之后，“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的原由，实在就像是一别两宽，从此相忘啊。或者也有点像是学生愧对先生的心理吧。只是从《藤野先生》这篇作品，我们却能看出作者的内心深处已经烙下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和精神气质。某种程度上，藤野先生堪称是鲁迅的现代知识人格、科学思维、人间关怀情感的启蒙导师。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每次读到鲁迅的这段话，我都会有一种震撼感。一是鲁迅对于藤野先生的充满了真挚感情的评价之语，二是这种评价的深刻理由。“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鲁迅将自己的超越性情感和价值思考立场赋予了自己对于藤野先生的升华性理解。这一段也是本文在全篇个人化叙事中几乎唯一的直接关涉宏大题旨的明确正面表达。我只能说，作者太爱他的异国老师了。这种师生情在鲁迅一生中，也只有章太炎可以相比了。那是在鲁迅告别了藤野先生、离开仙台返回东京之后大约两年，他遇见并结缘、一生师事之的中国学者宗师。太炎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革命家，且有功于中华民国的建立；鲁迅后来撰文评价太炎师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绝笔之作也与太炎师有关，名为《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相比之下，藤野先生只是寂寂无名的普通教师，并无功名事业可言，但在鲁迅眼里和心里都视其为“伟大的”恩师。这篇《藤野先生》也足以和鲁迅悼念自己中国老师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名文相比肩。前者主要是私人情感的表达、理解和感恩、自省，后者用心彰显的是社会、时代、政治、学术文化的价值公论，写作的立意出发当然大有不同。但两者贯穿一致的是对两位老师的人格精神和性格意志的高度褒奖评价，都视之为自己成长和生命中获得巨大激励的价值楷模。从藤野先生、太炎先生到鲁迅，伟大的文化人格和献身精神一以贯之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生命底蕴和生活主线。分手后虽然一直没有给藤野先生寄过信和照片，但“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鲁迅的深情和长情，也在这“纪念”的方式里表达得极尽真挚了。不仅如此，藤野先生当年惜别赠送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待作品临近结束，深切动心的怀人题旨又折返到了冷峻严肃的现实世界。藤野先生“黑瘦的面貌”“抑扬顿挫的话”，促使“我”“良心发现”“增加勇气”，成为“我”不屈不挠、直面现实的韧性写作的精神动力和不懈鞭策。记人之作的文体修辞归结于刚猛激烈的鲁迅式杂文风格。现实世界再次浮出在了历史记忆的行文之上。也许这才是鲁迅回忆藤野先生并写作此文之际同时觉醒、动荡着的深刻现实心态。正所谓“我不愿意想到目前”，恰是“目前”的不能忘怀；“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故事新编·序言》）。回忆者，现实的替身耳。现实植入了回忆，回忆印证着现实。回忆成为作者和我们诉说现实的一种文学方式。
最后一篇是《范爱农》。《朝花夕拾》集中写人、怀人之作占了大半，虽然有的篇名并不以人物为题。而且，因为是写作者切身的回忆之作，“我”作为作者、叙事者、作品人物三者，往往三位一体，同时产生文学叙事的文体修辞功能。唯独这一篇《范爱农》，我把它特别读作作者的自伤、自悼之作。范爱农形同另一个鲁迅的身影，用现在的网络概念说就是人设——范爱农是鲁迅的一个人设。全篇以“我”与范爱农的情景互联、交织叙事的对写推进行文。写“我”连带着范，写范也多有“我”的在场。在情节连贯和推进功能上，“我”常常可以和范互相置换，并无违和，相反倒更增添了别一种自由、敞开的笔调氛围。这对一种具有悲剧色调的作品来说，或许也更能在不同段落处相应起到些许或节制、或强化的技术性调节作用。开篇并没有写范爱农。几大段都用叙述的方式交代了本文的历史背景和氛围形势，留日学生反清排满运动的革命气息渲染、铺垫得分外强烈、鲜明。比如，开首就说留学生早上起来就“看报”的习惯，连带后文所说的“不专看教科书”之语，就把留学生关心时局更胜于学业的日常状态写得很分明了。期间，大家“容光焕发”的神情，更是对于情状氛围的画龙点睛之笔，非常传神。而革命形势之激烈，政治斗争之残酷，则在关于徐锡麟的行刺及被杀的转述中揭示得淋漓尽致。对于作品而言，这些只算是引言，一种时代和环境的氛围烘托，更是为范爱农的出场做下的铺垫。同时，“我”也在现场。本篇的“惯技”就是写范而时时有“我”在，且由“我”写。果然，范爱农的出场似乎就是专和“我”做对的，这在行文修辞上也明显是一个悬念。而且，范出口的第一句话就很糙，不合情，不耐听，不受用。接着是对范的外形描写，印象深刻的是“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尤其是“看人总像在渺视”“我发言大抵就反对”。范爱农就此和“我”关联纠缠“杠”上了。“是谁呢？”“有那么冷？”范爱农是因行刺而被虐杀的徐锡麟的学生。作为读者，我们也会有此一问。无怪作者“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两人发生了直接争执。这是一次积怨已久的短兵相接的冲突，而且还是连续的难解难分的争执。范爱农的出场形象可谓糟糕透顶，非常负面。出言不逊，孤僻犯众；桀骜不驯，偏执极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极其低下，拉黑一切地怼天怼地怼世界，十足一个孤家寡人。最后穷途末路的悲剧命运也就埋下了先兆伏笔。从这第一次冲突的描写和叙述，看出“我”对范的印象和评价实在是极低的。以至于还这样专写了一段：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作者的这段话，或者说当初“我”的这种想法，应该是越写越“出格”了，甚至很有些失去分寸感的出界了。一般表述和修辞上都是如此。固然也是一种幽默，夸张行文，但总感觉有点用力过猛，刻意为之，又何至于此呢。我写下这几句话，忐忑着，这就算是我对鲁迅的一点小小的不敬、不解和批评吧。但作品的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就是“我”和范的严重不睦与交恶差评由来已久。随着两人的交集多年疏远，彼此后来也就淡忘了吧。到底也谈不上曾经有什么厚谊深交。直到回国后在故乡再次邂逅相见。毕竟是故人，而且是革命时代海外留学生涯的同乡故人，两人瞬间就认出了对方。这一霎那，表明了两人其实都留在了对方的心底里了。“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这一句话写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境遇，不仅是生活，还有“我们”的思想和内心。如果熟悉鲁迅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就会明白其中意味。“嘲笑和悲哀”，其实就是自嘲自怜和自伤自哀。“我”和范爱农过的是一样的人生。彼此对视的笑，正是同类同道中人的内心苦楚，尽可意会心传而不必言喻。接着，鲁迅用几个细节的描写和生活情状的简略转述，透露出了范爱农的潦倒困境，尤其是心里的苦闷。如依稀增多了的“白发”，“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等，最后一句“显得很寒素”，这就是作者在描写后的主观视野了。转述的是范爱农的诉说，异国留学和故乡谋生，都是“几乎无地可容”。气闷之余也进城散心吧。实在是穷愁落魄得很。看过了两人在日本时候的争执冲突，不免对于范爱农的性格遭遇不会感到意外。一个和世道格格不入的自视清高的知识人，不被俗流所喜而受到排挤，郁郁不得志于当世，实在也是社会人生的常态。
于是便一起喝酒。鲁迅是这样写的：“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潜台词便是“我”早已是“爱喝酒”的了，所以才能“于是我们便喝酒”。而且常是喝醉的。“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原来两人的“相熟”还是在这回国后的再相遇，只是风华正茂的年轻意气已经消磨殆尽，彼此都已是失意不得志的“边缘人”“多余人”了。更重要的暗示是，这种酒醉的生活正是作者当时的实况写照。范爱农的生活遭际成为作者镜像中所见的自身的影子。无限的哀伤和自怜，借酒一吐而快啊！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疯话”。这也才搞清楚了当年范爱农为什么要“故意”“专门反对我”。原来竟是“我”的失礼冒犯在先了。鲁迅用较大篇幅回顾了当年冒犯范爱农的旧事，看是对于范的一种追忆方式，本文就是追忆范的。但也有些微言大义、刻骨铭心的情思深埋其中。“我”的冒犯表现主要是不满范爱农们的“摇头”，而且至少“摇头”了两回。注意到两次“摇头”不满的原因，一是小脚绣花鞋，二是在火车上的揖让跌倒。看得出“摇头”不满的原因还是文化观念的冲突。思想支配了身体言行的表达，其时的“我”已经是接受现代文明启蒙了的新青年，对于历史传统遗下的陋习自是鄙夷不堪形于言表辞色，身体语言不能不有所表露。这就引起了孤高愤世的范爱农的不满。这还只是一种实际原因的真实揭露。令人感伤的是，被“我”摇头不满的人中间，还有真正的革命的志士，并且已经在革命中洒血抛颅捐躯成仁了。“摇头”的追溯里夹杂了长歌一哭的壮怀激烈感情。都是自己的已经牺牲了的革命同志啊！这又是“我”所不能不感同身受的自伤。然而，又仅是这样吗？搞清了原因，作者约略延续了一下绣花鞋的情节，问清楚了绣花鞋是“师母”即徐锡麟夫人的。这就有了一种文化隐喻的可能，徐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其夫人则是传统守旧的妇人，可谓新旧同体的隐喻。这种同体到了新文化运动高潮前后才开始了普遍性的瓦解，如鲁迅、朱安、许广平的婚姻关系方式。那么更深一步，作为回忆性作品，鲁迅也可能借此提出了一个更加引人思考的问题：革命或革命者牺牲的意义究竟何在？历史和社会改变了吗？旧思想是否寄生、复活在新身体中呢？就这篇作品而言，我觉得鲁迅的回答是倾向于悲观的。再想前文那几位壮怀激烈英勇牺牲的先烈，鲁迅在情感上不能不产生一种悲凉之问：牺牲和生命的价值何在啊？就在景况不佳、依然苦中作乐的无聊生活中，忽然就发生了真的革命。而且是地覆天翻的革命。辛亥革命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帝制，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起义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带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而且，也不喝酒了。对鲁迅那一代人来说，“光复”是对于异族统治政权的革命颠覆，即反清排满革命推翻了满清异族帝制统治，夺回了国家政府的正统权力。鲁迅范爱农们的民族主义革命理想终于获得实现。这一代人的留学生涯与排满革命直接关联，本篇开头就直接进入了这一革命氛围。现在革命终于成功了，范爱农的激动和兴奋当然是从未有过的，这也正是鲁迅自己的亲身体验。然而，兴奋的激情未过，革命后的现实真相被“我”一眼就看透了。“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新政权首领也架不住权力的腐蚀，“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作品用几个细节评价了大革命大历史，贯穿了杂文笔法的叙述，以表入里、由外及内，写出了一个大时代变迁的真实风貌。由此就不难理解下文的“我”和范爱农依旧只能是“边缘人”而已。前路的抉择是作者写作此篇时仍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篇中范爱农的命运则是一种悲剧的结局吧。革命后的范爱农和“我”同事搭档，办事教书都很勤快。然而，和新权力的冲突还是势不可免地产生并激化了。这里相关的几段，作品的叙事方式就很有意思了。本篇名为《范爱农》，但在行文叙述中，很多处并不主要着墨于范，而是在写“我”；“我”是作品人物和叙述人，最后又落实到范。换言之，“我”的叙事角色十分显眼，有时还承担、发挥着全篇结构和修辞的重要功能，而范则居于其中的关键枢纽。“我”的笔墨说到底还是为写范服务的。后几段写“我”与年少革命者的言语冲突，也是衬托出了所处时代社会的一种难言的苦涩意味和难堪境遇，或多或少渗入了作者个人历来遭际的体验与痛苦。因为有过一点阅历“世故”，“我”知道是没法再和少年革命者说清楚世道人心之凶险的了。甚至，言之过甚，“我”也会被革命的。（鲁迅百年前的这一点考虑，使我尤其联想到现在的自媒体中最多发生的对于无辜个人的攻击和抹黑，以致所谓“社会性死亡”或“休克”几乎成为不可预料的常态现象：借助革命正义和崇高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对他人实施不择手段的暴力迫害和打击。）鲁迅当然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但是，范爱农有此“世故”之心吗？作品此处没有写到范，但文字的空白也许正是范爱农失败的地方。所以当“我”要去南京的教育部任职时，范会“颇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革命后也无非如此。“我”走了，范爱农也接近了他的末路。果然，接替“我”的“后任是孔教会会长”，真是一语褒贬，春秋笔法。革命后，不仅政治上无多进步，而且文化上更是堂皇开起了倒车。真可谓“内骨子是依旧的”。更有甚者，报馆也被武力捣毁了，年少的革命者终于付出了代价。对此暴力流血事变，鲁迅的笔法则是冷嘲和幽默。“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还怕要被禁止的”云云，一是对现实的悲愤冷嘲，同时也不失为一种行文的修辞——泪眼中的幽默，只有经历过革命实践的残酷和鲜血才能有如此笔法。这是带血的幽默，落笔实在是千钧之重，并且也将对于当下荒唐的讽刺顺笔带入了历史的记叙中。范爱农当然也很快倒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当初作者回国在故乡重逢爱农，后者是一副凄苦之状；革命后作者离别爱农，后者的人生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革命前后的范爱农并无真的改变。失败的幻灭腐蚀了他的生命和灵魂，这何尝不是鲁迅的自况。看五四前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的日记，就能明白范爱农的心境衷曲和生命轨迹。范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境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最后无处寄身，“便在各处漂浮”。终于传来了失足淹死的噩耗。范爱农的死，相比于常年栖身在未庄土谷祠里的底层无产游民小人物阿Q，实在是一个曾经风流的真的革命者、知识者的更加悲凉的结局。鲁迅的郁愤能用什么样的文字才能真正表达！多年后，作者对落魄潦倒而死的故友仍难以释怀，回忆说的很直白，“我疑心他是自杀。”是的，阿Q不会自杀，范爱农却是会的。他们活在两种精神层面上、两个精神世界里。也只有深解范爱农的精神内心生活，如冷暖自知者，才会出鲁迅此言。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不仅是在悼念故友，实为自伤自悼也。我一再说本文将“我”与爱农对写，尤其是写“我”处甚多，而写爱农处，也是在写“我”。文学性的说法，我以为爱农也是“替我”而死的；“我”在爱农身上已经死过一回了。这才有了本篇回忆爱农的自悼之作，一般意义上的怀人悼亡之旨恐在其次。
作为对故乡故友的回忆，该文还继续还原了有关爱农之死的生平细节。也算是对“自杀”之疑的一种补充。是的，爱农已经到了世俗人生的穷途末路，唯一的幻想只是老友“鲁迅”的召唤。生无可恋，死也不甘，最后水中的尸体也是“直立着”。悲乎哉！“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呜呼哀哉。友情、性格、时代、历史、命运……尤其是关于人性和革命的缠绕情思，在这一篇《范爱农》里淋漓尽致了。但还是没完。作品终结前又“伤”了我们一下，徒然地把不确定的安慰留在了虚空里。范爱农死后的族人争产一节，也有着鲁迅自身的体验。在他父亲死后，就有周氏族人欺负寡弱，前来谋夺争产。这是鲁迅的切肤之痛。“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作者终究于心不忍，结尾不甘凉透，多少留下些余温暖意。这种悲情中的温暖，毋宁说也是一种自伤自悼中的自慰期待吧。范爱农死了，“我”还在继续着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世上毕竟还留下了“绝望的抗战”精神的鲁迅的文字。这是别一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文学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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