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丨徐赛颖：建构社会翻译学——谢尔盖·图勒涅夫教授访谈录

摘要：谢尔盖·图勒涅夫(Sergey Tyulenev)系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翻译学教授,一直从事社会翻译学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现象,其诸多著作和论文都代表了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在翻译研究界具有较高知名度。此次访谈中,笔者与图勒涅夫教授就社会翻译学的学科起源与学科建构、社会学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的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展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促进国内社会翻译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

关键词：社会学转向;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心理学转向;

作者简介：徐赛颖,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翻译学、商务翻译、典籍翻译。

文章来源：《外语教学》2022年第3期，参考文献略。本文编辑：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本文推广：语言学通讯、翻译学通讯

1. 引言

“转向”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和演变的特征(Snell-Hornby 2006)。翻译学在其不长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三次不同的转向: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再到21世纪初的“社会学转向”和“权利转向”(Wolf 2014)。沃夫(Wolf 2014)还宣称“社会学转向”无疑是该学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转向,最终促使了社会翻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使我们认识到“翻译始终是一种社会行为”(Toury 1995:53-55);“翻译是社会调整的活动”(Hermans 1997:10)。谢尔盖·图勒涅夫(Sergey Tyulenev)作为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执牛耳者,成果丰硕,引领发展方向。其专著《卢曼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Applying Luhmann to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in Society)(2012)一书借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翻译视为一个社会系统,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构建和探究,以凸显翻译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王军平2015)。《翻译与社会:导论》(Translation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2014)作为社会翻译学入门教科书,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该书系统阐释了社会翻译学研究路径,在整合其理论模式基础上,详细解释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并通过大量案例分析,进一步夯实了其理论基础,为社会翻译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刘立胜2015)。《公共领域内的翻译》(Translationin the Public Sphere)(2018)描述公共领域的研究现状,探讨翻译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提出了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翻译与公共领域,该作既丰富了社会翻译学研究视角,又促进了众包翻译实践模式的理论化建设(李伟2019)。

徐赛颖(以下简称“徐”):图勒涅夫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与您就社会翻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作为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您的著作和文章都引领着社会翻译学的最新发展方向。近几年,您撰写的社会翻译学领域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探讨。尤其是《翻译与社会:导论》全面探讨了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以及各种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模式,代表了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王洪涛2016)。所以我今天想就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相关问题与您进行交流,希望对中国的翻译研究者有所启示。首先请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包括您的教育背景、研究背景以及您为何对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如此情有独钟等,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者加深对您的了解。

谢尔盖·图勒涅夫(以下简称“图”):感谢你对我进行此次采访,也很高兴能够与你就社会翻译学领域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我对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肇始于我从俄罗斯移居加拿大,在渥太华大学翻译学院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开始从社会翻译学视角来研究18世纪俄罗斯发生的一些翻译现象。从那时起,我开始研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这个理论非常复杂,我努力掌握其基本结构并尝试用于翻译研究。博士毕业后,我去了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开始考虑撰写专著,运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研究翻译的社会性。在翻译研究中,每当我们谈起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总会谈到布迪厄、卢曼和拉图尔的理论,并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翻译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我还研究尤尔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相关理论,所以我写了《公共领域内的翻译》一书。如今我正在写一本有关前苏联和美国情报工作的专著,内容是关于翻译在间谍和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其实这和我的过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我对翻译与其他事物的互动很感兴趣,我称这种互动为“边界现象”(boundary phenomena)。翻译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帮助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交流沟通,间谍和反间谍以及外交都是另一种边界,它们都通过翻译进行互动,说明了翻译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翻译是一项社会活动。

2. 社会翻译学的学科起源与学科建构

徐:自翻译研究发生“社会学转向”以来,翻译的社会性得到了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图里(Toury 1995:53-55)指出,如果不了解构成译者的社会活动是什么,就无法对译者进行研究,因此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韦努蒂(Venuti 1995:18)认为翻译的生命力取决于译作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西米奥尼(Simeoni 2005:12)提出要擦亮“社会学眼睛”(sociological eye)去研究翻译现象。沃夫(Wolf 2014:10)认为翻译与社会环境有关。您也曾提出,“因为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可以通过社会学路径进行研究”(Tyulenev 2014:184)。请问图勒涅夫教授,翻译与社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

图:我想先从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谈起。翻译与我此前提到的群体间的边界有关,不同群体之间要跨越边界必须依靠翻译。如果个体间或群体间没有交流,翻译也就不存在,所以翻译总是在两方或多方之间进行,这也是为什么翻译总是与社会结构相关。“社会”一词来源于拉丁词socius,意为朋友、伴侣或与我有关的某个人。沟通是社会的基础,翻译就是一种沟通行为。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交流都是通过翻译实现。作为社会中的不同个体,我们需要翻译别人向我们传达的内容,以便相互理解。我们说不同的语言,因此不同的国家需要翻译从其他国家接收到的信息。即使身处同一种文化中,我们仍需要翻译。因为只要涉及两个不同的单位或不同的群体,就一定会有翻译。因此,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门,如果不考虑社会因素,就无法理解翻译的作用。在口笔译研究这门学科中,基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兴起是完全符合发展逻辑的。这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或者也有人称是21世纪初,我们所看到的“转向”。社会性已然成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翻译的一个不可缺少因素。

徐:假如将翻译研究的发展进程看作是一系列的转向(Snell-Hornby 2006),“文化转向”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Lefevere&Bassnett 1990:11)曾指出翻译研究应该“文化转向”,因为翻译研究已经摆脱了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关于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本存在于两种文化,所以应该将翻译研究的对象转向“深嵌于源语文化符号与目的语文化符号的网络之中的文本”。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9:19)提出了翻译研究的三分法,包括文化、社会和认知;他还指出应该划清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沃夫(Wolf 2007:4)也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实践,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内容有关。但是我关注到您在《翻译是一种社会事实》一文中谈到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时,借用了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观点,指出目前还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划分文化和社会学的界限(Tyulenev 2014)。您为什么说文化和社会不用划清界限?能否请您再谈谈文化、社会和翻译之间的关系呢?

图:我认为,“文化”一词在有些研究中的定义并不明晰。对“文化”的理解相差很大。我们所说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因此,大家也不是很清楚“文化转向”中的“文化”指什么。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于1990年出版的《翻译、历史和文化》通常被认为是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标志。在此书的引言中,他们给出了自己对文化的定义。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文化是文化研究中所称的“歌剧院文化”(Opera House culture,指“高雅文化”),所以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所说的“文化转向”其实是指文学翻译领域中的翻译研究。这两位学者都具有文学研究背景,因此对他们来说,文化,例如文学,就是人类活动的最高产物。当他们谈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时,实际上是在研究文学翻译。然而在社会学中,文化的定义并非如此。社会学中的“文化”是指在特定群体和特定系统中的个体能够建立互相链接的一套传统的规则和原则。换句话说,我们所谈论的“文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群体中存在的一套原则、规则、习俗和传统。切斯特曼指出在翻译研究中应划清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界限,但我不明白如果脱离社会,如何去研究文化?除非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的最高成就。用社会学路径来研究文化,文化就是一种机制,特定社会群体的传统和习俗通过这种机制传递给下一代。

徐: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所宣称的文化包括权力和意识形态都是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斯·韦伯等主要的社会学家都有论述(Tyulenev 2014:193)。自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兴起以来,它已成为国内外翻译学界瞩目的焦点,学者们对社会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内容进行阐释,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译本进行分析等。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可以说,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正吸引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对此,不知在西方翻译研究界中,是否认为社会翻译学已然是或将成为翻译学中的一门子学科呢?

图:在西方,可能有学者认为社会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但据我所知,它通常被视为是一种“转向”。因此我们谈论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还有当下的社会转向或社会学转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转向”这个术语称谓,但这恰好证明社会翻译学在整个翻译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与翻译研究的其他方法分割。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基于其研究主题来界定的,无论是从语言学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认知视角还是其他视角来研究翻译,研究的本质不会变,都属于翻译学研究。所以,我们研究的都是同一个主题,这也是我认为社会翻译学不能单独分离出来的原因。当我研究翻译的社会性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还会深入到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因为在我看来,翻译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徐: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目前一片欣欣向荣,但也逐渐暴露出来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学科称谓不统一(王洪涛2016:7)。我们都知道最早提出社会翻译学这个名字的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奠基人詹姆斯·霍姆斯,他在《翻译的名与实》(1972)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两种截然不同的称谓,但并没有对此做出评述,更多的是对未来翻译研究的展望(Homles1988:72)。我发现translation sociology (Snell-Hornby2006; Chesterman2009)、socio-translationstudies(Simeoni2005)、socio-traductologie (Gambier2007)、sociology of translation(Wolf 2007:25)等几个称谓在国外相关的文献中都出现过。在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类似:一部分学者使用“社会翻译学”的说法,如赵巍(2013)、汪宝荣(2017)等;而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使用“翻译社会学”的说法,如武光军(2008)、仲伟合、冯曼(2014)、王运鸿(2014)等。傅敬民(2014:102)认为,用“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o translation)来指称这一研究旨趣或许更为合理。我注意到您在文章中使用了“社会翻译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这个术语。在我看来,社会翻译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和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of sociology)两种称谓互相矛盾,翻译到汉语更容易产生误解和截然不同的阐释。沃夫(Wolf 2007:25)也承认,“该研究领域的学科称谓非常不一致,说明该领域还在'建构中’”。您对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有什么看法?您觉得哪个称谓最合适?

图:任何特定学科的统一命名都需要时间,社会翻译学也是如此,我赞成沃夫的观点,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一个正在形成的研究领域。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我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所以我会尽量避免称其为“社会翻译学”。当我们谈论社会翻译学或者翻译社会学的时候,听起来似乎我们想要创建社会学领域的分支,因此我尽量规避这一说法。当我运用卢曼的理论时,我只运用了其中一些与我的研究相关的部分,但我可能会错过他理论中潜在的其他有趣的点,因为想要完全理解他的理论,还需要对社会学有更深入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

3. 社会学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徐:我同意您的看法,就像沃夫(Wolf 2007:31)所说,只有对翻译的社会环境和翻译学本体的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后,或许将来我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学术称谓。我认为目前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贯通社会学理论并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您指出,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翻译研究者们应熟悉一些社会学理论(Tyulenev 2014:193)。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翻译学研究中,主要借鉴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三种理论模型。但这三种理论之间不仅缺少必要的关联,甚至还有彼此冲突的地方。社会学理论往往比较抽象,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基于此,社会翻译学的后续研究急需实现理论创新。那么,能否请您谈一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创新并更好应用于翻译研究呢?

图:这正是我写《翻译与社会:导论》的初衷,在书中我尝试对这类问题做出回答。我了解到,翻译研究者们之所以选择卢曼的理论,是因为德国文学学者运用了其理论,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布迪厄的理论和ANT会如此受欢迎,我想其他的社会学经典理论对研究翻译同样具有重大价值。所以,为了能让学者们更好地探究各种翻译现象,我在此书的每个章节都会回顾社会学理论,给翻译研究者提供参考。请原谅我这么说,我认为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这样,许多学者都喜欢应用布迪厄的理论,用得太多了,完全是在赶时髦,是一种狂热(fad)。许多翻译学者和学生之所以选择布迪厄,是因为他们阅读了很多运用布迪厄相关理论的论文,却没有批判性地思考这个理论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他们的研究案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熟悉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社会学文献呢?这是因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比翻译学历史更悠久。社会学理论可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告诉我们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们也尝试运用这些社会学文献去研究翻译如何存在于社会中、如何建构社会并影响社会。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探索他们已经研究并解释过的理论,探究这些理论如何应用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翻译研究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对其他社会学领域持开放态度,不能局限于一两种社会学理论,也要思考其他理论的适用性。社会学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的理论可用来解释不同的翻译现象,选择哪种理论完全取决于我们要研究什么。在确定研究问题后,我们可以选择社会学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工具和理论。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学者只局限于这三种理论而不愿去借鉴其他的社会学理论,如此就错过了很多有意义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其实社会学中还有很多理论都可以应用于翻译研究,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目的。

4. 社会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

徐:我同意您的观点,应用布迪厄、拉图尔的理论成了一种流行趋势。目前国内翻译学界,也大多用布迪厄的理论和ANT等来阐释中国文学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译者惯习形塑等。但有学者认为,这些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纯属描写性翻译研究,缺少实证分析,因此,研究结果并不可靠。比如,我们以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基础,从译者的个人经历等方面入手,追寻译者的“社会轨迹”,从而探究译者惯习;或者通过分析译者传记等,发现形塑译者惯习的因素,这种后观式的研究对实际过程与未来很难做出预测,所以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会在描写方面比较突出,而在实证方面比较弱(武光军2008)。您对此怎么看?

图:我认为描写性翻译研究就是实证研究。描写是规定的反义词。描写是基于我们在研究中的发现而进行的,我们是在进行描写而不是教学。只有教授他人如何去做才是规定性研究方法。图里也说过,翻译研究需要描写性研究方法。我们需要理解翻译的过程与翻译的作用,只能通过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的实证结果才能理解翻译现象。没有实证就无法描写,实证意味着实践。换句话说,进行描写性翻译研究,需要处理原始数据,描写它们、研究它们,从而理解翻译在社会现实中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5. 社会心理学的翻译研究

徐:埃德温·根茨勒(Gentzler 2008:180)曾宣称,翻译研究中的下一个转向将会是社会心理学转向,您同意吗?

图: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当我们研究翻译的不同领域时,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认为翻译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各种研究路径共存,虽然不是一个转向接着另一个转向,但这种转向是有可能的。目前,社会学和心理学是不同的学科。心理学家不是心理社会学家,反之亦然。社会学和心理学都研究人,但研究方法不一样。社会学注重集体行为,心理学则更关注个体行为。比如,我是一个个体,但现在我正在和你交谈,所以我是一个社会个体,这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可以对我进行研究,这两个学科针对我的一些研究可能会重叠,重叠的研究领域就是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同样,我认为这也适用于翻译研究:我认为翻译是一项社会活动,这正是为什么我运用卢曼的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卢曼对个体不太感兴趣,他认为个体很复杂:个体是生理、心理和社会领域的重叠。社会学关注的是交流的内容,不是个人的想法。在《翻译心理学》一书中,塞维琳·哈布舍尔·戴维森(Severine Hubscher-Davidson)发表了一篇关于翻译心理学研究方面的文章,讨论了不同的心理类型,并从心理学视角观察译者如何处理不同的翻译问题。她关注个体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也有人感兴趣的是,在一个翻译行动者系统里,不同行动者的心理类型是如何合作的,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翻译研究。在这类研究中,既会应用社会学理论也会应用心理学理论。但我必须指出,社会学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和心理学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上是不同的。换言之,一个学者可以对一个独立的领域或不同领域的交叉点进行特定的研究。他们应该明确了解自己正在进行多个学科交叉点的研究,因为不同学科常常不经意间就混合起来,会带来方法论上的混淆,最终导致不可靠的研究结果。

徐:您说得很有道理。翻译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翻译研究又是跨学科的;因此,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多视角,是翻译研究的基本特性(傅敬民2014:109)。我们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种有利于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其他学科研究成果。您是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我想知道目前您正在关注什么?

图:就我个人而言,目前主要对两个方向感兴趣:一是通过重新定义翻译来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比如我们正在筹备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特刊。我们收到了大量论文摘要,都在探讨如何重新定义翻译并调整学科研究方向,这说明我们不是唯一考虑要拓宽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我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则与语际翻译相关,研究重点我称之为“翻译的隐藏方向”。我一直在关注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的翻译。在翻译研究中关于这一方面涉及不多,因此这是个“翻译的隐藏方向”。初步研究表明,这种翻译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有很多文件就是这样翻译的。例如,《维诺那计划》这本书收集了将俄语译成英语的加密电报。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工作的苏联间谍将不同主题的电报发送至前苏联,大多电报内容都与原子弹相关,因为前苏联当时想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书中收录的密报数目巨大,多达2900封。这些电报的翻译过程很有意思,因为你得先理解这些代码,看懂这些代码并解码后,才能对解码后的文件进行语际翻译。但是因为你不一定能全部理解这些代码,所以无法破译整个消息。因此,这类翻译非常碎片化。对密报的翻译研究甚至能考验译者的人格,我刚在《译者》(The Translator)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翻译伦理的文章,探讨了情报和反情报翻译工作中的译者伦理问题(https://www./doi/full/10.1080/13556509.2021.1992892)。

6. 社会翻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展望

徐:您的研究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沃夫曾说:“一方面,我想促进翻译社会学的发展,并且通过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化以及实证研究来使其融入翻译学之中;另一方面,使翻译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能够更好地融合,我认为第一个目标已经很好地实现,而第二个目标仍旧处于萌芽状态”(转引自张汨2017:50)。您认为社会翻译学发展到今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未来在社会翻译学领域的研究应该怎么做?

图:我认为未来还要再深入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目前的研究时髦和狂热,要超越前面提到的三个社会学理论。未来应充分探究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不同案例中。当今翻译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并不多见,部分学者和学生只是盲目地运用布迪厄和拉图尔的理论,而用卢曼的学者就少多了,因为卢曼的理论更为复杂。如果你再仔细研读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你会发现,即使他们应用了布迪厄的理论,也只是用到其中的一些概念,如场域、惯习和资本等,而布迪厄的理论远不止这些。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入研究这些我们现在正使用的理论,同时发掘其他能帮助我们研究翻译的社会学理论,且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对语际翻译的研究上。简而言之,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还不够深入。

徐:最后,请问您对中国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有什么建议吗?

图:我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因为我在疫情发生前曾去过北京、武汉等地。我也曾收到过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但由于是中文原著,我很难对其做出具体评价,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认为中国的学者们有着十分富足的文化资源,希望我们这次的对话能够对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们有所裨益,在未来能够尝试运用更多的社会学理论开展翻译研究。

7. 结语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蓬勃兴起,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现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翻译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社会翻译学研究大有可为,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活力。但是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也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和真知灼见,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谢尔盖·图勒涅夫教授在本次访谈中对翻译作为社会现象的理解、对文化的阐释、社会翻译学的学术称谓、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和应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区别和联系等都做了建设性阐述,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为推动国内社会翻译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