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8月10日15:00至17:10，地点在赵老师办公室，主要围绕赵老师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展开。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张艳波：赵老师，谢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今天主要想请您从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这三个方面谈谈翻译。 赵文静：嗯，好，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一起聊聊翻译。 01 冲突情形下的翻译叙事及翻译中的改写 张艳波：您翻译的莫娜·贝克(Mona Baker)的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ative Acount①（《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于2018年获得了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祝贺您!咱们就从这本译著开始好吗? 赵文静：好。这部翻译学专著的中文版能够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我感到很欣慰。获奖之前，这本译作在国内就已经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和潘文国两位教授分别为这本译作写序，后来穆雷与王祥兵两位翻译学教授于2013年在《中国翻译》第一期上联合发表文章《学术著作翻译的理想模式—以赵文静中译本<翻译与冲突>为例》，他们都对这本书的翻译质量给予高度评价。贝克是语言学出身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研究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这本书是首次将翻译叙事与战争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它的出版引起国际翻译界对战争和冲突环境下翻译叙事的高度关注，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翻译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项目研究。另外，这本书的分析模式、结构安排、论证角度以及所采用的理论框架、选择的切入点又充分显示出它的跨学科性：不仅涵盖翻译学，还牵涉到叙事学、国际政治、社会学、话语分析和语言学相关学科。这一切都加大了翻译的难度，对译者自身的背景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点，翻译这本书不是我主动请缨，而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申丹教授写信邀我做这个事。我见证了整个成书过程，深知它的学术价值，就接受了这个挑战。翻译过程中我特别谨慎，尽量将贝克所要表达的思想及其语言的妙处展现出来。我和当时带的三位研究生为此的确花费了不少精力。还好，这本书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 张艳波：说到谨慎，我能理解，受托翻译自己导师的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一定非常谨慎。那么，在翻译过程中，想必您是亦步亦趋，紧跟原文不敢有半点改动吧? 赵文静：问得好!说来你可能不信，情况还真不是这样。作为译者，我的初心正是像你说的那样，想尽量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一切。贝克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她的语言风格清新晓畅，措辞讲究恰到好处，学术英语严谨地道。书中引用的实例生动、渠道丰富：除了书本引用，还有选自荧屏的字幕翻译、美伊战争中散发的传单翻译、法庭实况翻译、直接选自互联网上的新闻翻译。这本书的引文很多，涵盖了至少14种语言。所以，原文的写作风格迥异，在语言方面比一般的学术专著更难一些。为了将语言的形式、风格和意义都尽量“完好无损”地译出来，还真是下了大功夫。  然而，译者毕竟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机器，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遇到原文中有些内容在认识方面与自己的思想尤其是与目的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冲突时，还真得改写。比如，贝克在第六章第五小节讨论“副文本的再定位”时举例说明，其中，举的例子中提到，某香港短篇小说(英译版)的主编，在前言中用颇为偏激的语言描述回归后的香港。出版社编辑与我商量，建议把整个小节删除。然而，如果全部删除就无法展示它所论证的那个学术观点。经过协商，我把这些内容做了改写，使整个小节得以保留。当然，书中有些言辞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也是不妥的，由于它不影响原作者的论证内容，就直接删掉了。 张艳波：这些改动与原作者沟通商量过吗?贝克本人是什么态度? 赵文静：还真没有专门提过，因为这里面有委托者和审查制度的约束以及译者的无奈。我的博士论文是在贝克教授的指导下做的，理论基础就是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③，是国内首次将“Rewriting”(改写)的多种形式纳入翻译研究。作为翻译界学者，想必贝克教授能够理解。不过，你这个提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改经过作者同意了吗?不少人都会像你这样质疑，译者有权不经同意改写原作吗?对于改写，不同的原作者也的确有不同的反应。比如，2006年我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报道一件事：华裔作者谭恩美(Amy Tan)的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沉没之鱼》）当年由出版社聘请蔡骏“译写”后出版。蔡骏是国内悬疑小说创作高手，自然了解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爱好，因此，对原作做了大幅度改写。当时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争议。后来谭恩美本人来大陆时，记者专门就这件事采访她，告诉她《沉没之鱼》是先找人匿名翻译，然后又由蔡骏在译文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甚至打乱章节顺序改写的。然而谭恩美表示她不懂中文，无法挑选译者，只关心译出来的这本书是否受欢迎。很显然，这位作者并不介意改写自己的原作，她所关心的只是译作最终的传播效果。可以说，谭恩美的反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原作者对翻译的态度。事实证明，这本译作是谭恩美中文版小说中最受欢迎的。其实，在国外获各类奖项的中文小说在译成英文时也多有改写。我们都知道，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把莫言、毕飞宇、姜戎等很多中国作家介绍到了英语世界。葛浩文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选材和翻译过程中他首先考虑的是读者和出版商的需求。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最初他一看故事那么长，马上就说肯定要删减，不然太厚，出版社不会出，即使出了读者也不想看!这一点与谭恩美相同，他也是更多地考虑接受效果。他在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也做了大量改写，《天堂蒜薹之歌》这本书甚至连结尾情节都改了。姜戎和莫言对译者的改动并没有表示不赞同。然而，并非所有作者都持这个态度，1946年伊万·金(Evan King)——当时的驻华美国外交官——翻译的Rickshaw Boy(《骆驼祥子》)将悲剧结尾改成了喜剧式结尾，原作者老舍就极为不满，甚至还为此诉诸法庭。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也反对译者对自己的作品做改动。但不论原作者是否赞同，改写一直都存在，而且哪种文化里都有，因为人们在用另一种语言转换时，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受众的背景知识、委托人的要求以及译者的动机等。也就是说，像其他叙事一样，翻译叙事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客观中立。 张艳波：哦，但是对改写，或者说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不时有些质疑和批评：翻译就应该忠于原作，怎么能改写呢?他们担心这会误导译者胡译、乱译。对此，您怎么看? 赵文静：我看过这样的文章。对于学术理论提出质疑、有挑战精神，值得提倡。但批评需要真正看懂了，才能批到点子上。而这些质疑，只能说，他们对所批评的对象还没读懂，只是望文生义，没有批到该理论真正的弱点上。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翻译理论都是在指导译者如何做，都要以能否指导翻译实践来评判它的正确性和实用性。其实翻译理论，有规定性的(prescriptive)，也有描述性的(descriptive)。规定性理论提出翻译应该遵循的规则或符合的标准，译者应该怎么做。然而，像改写理论这样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恰恰是从社会学和哲学层面对译作进行研究。它不以原文为重心，而是以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它并不制定翻译规范，而是从实例出发，对翻译现象做客观描写和个案分析；它通过对翻译产品、翻译过程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再现译者在翻译中的种种决策和选择，进而探索某个时期某一文化系统中制约翻译的因素。简单地说，改写理论是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将它置于目的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中去考察翻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它的目的不是为翻译制定规范，做价值判断，而是客观地描述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描述、分析翻译活动有哪些呈现方式，阐释译作改动的缘由和作用。前面提过，很多深受读者喜爱的译作都对原文做过不少改动。按照规定性翻译理论，这些改动显然不符合翻译规则。但是，几乎所有能被称作“改写”的都有其原因，是译者有意而为，而且有些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译者在关注原作/者的同时充分考虑翻译所服务的另一端：功能和传播效果；同时，译者也受到译入语政治和文化的制约。这与胡译、乱译完全扯不上。那些质疑者显然是在用规定性理论规范描述性理论。 张艳波：这说明人们对这个理论还不太了解。 赵文静：嗯，对。其实，翻译中的改写从人类有翻译活动就开始了。无论是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宗教、科技翻译还是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都伴随着改写。比如，为了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传教士的译文中加入了不少迎合中国孝道文化的元素，删除了其中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容；林纾、严复的翻译也通过增加注解和评论为读者的解读做导向。凡事都有动机和背景，翻译也不例外。目的语社会的政治、思想甚至经济背景都会对如何理解和传播原文造成影响和制约。做翻译实践时，无论口译还是笔译，我相信，译者的初心都是想忠实地再现原话或原作信息。但翻译也是在叙事，起着建构现实而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作用。正如贝克所说，“学问认识从来就不是客观的，毫无视角的，……所有的景象都是有观察角度的，完全独立和客观的叙事几乎不存在” ④，译者也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语境中。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你会发现，有诸多因素，比如诗学、思想意识、出版商或委托人的要求等制约着译者，使你不得不改写。不仅笔译，口译也不是客观中立的，比如，在国外做法庭翻译，会碰到一些中国人为了申请所谓的政治避难而说谎……很显然，这些人满口谎言。作为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就会有所取舍，因为你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内心深处就不希望这些人申请成功。虽然，作为译员，你的初心是准确无误地转达原话的内容，但在实际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你的思想观念会不自觉地反映到翻译叙事中，因此，你会恰到好处地插话、评论，以便帮助法官做出正确的判断。 张艳波：嗯嗯。您的博士论文就是依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研究新文化运动中的改写式翻译。您那本《翻译的文化操控》也是国内较早出版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各类改写式翻译的著作，可以说，您对改写理论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我们而言，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解。 赵文静：主要是仍有些误读。其实，对改写理论的质疑，主要还是受制于几百年来将原文作为中心的误导，似乎任何改动都应该加以抵制。虽然大家都认可，翻译是一仆二主(其实也不止二主，还有出版商、委托人等)，也就是原作者和受众，但一直以来过多关注的还是原作这个主，而极大地忽略了受众这端。如果从读者和效果这个层面上看，很多改写就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了。比如上面提到伊万·金的翻译，他对刚刚经历了二战的美国民众的心理非常了解，所以就将《骆驼祥子》改成喜剧的结尾。但如果只顾与原文对应，机械地忠实于原文，像老舍自译的那样，翻译有可能没人看，根本达不到传播的目的。⑤总而言之，改写更多考虑的是接受端和效果，是为适应新语境、新受众等需要而做出的必要改动。我们举个例子：近些年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国内多家出版社买了版权影印原版学术著作，版权页上都有这么一句话：“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下面配的译文无一例外都是“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不得出口。”这个译文与原文倒是完全对应，但从政治层面来看，显然是不妥的。 然而，勒菲弗尔早逝未能继续完善改写理论，加上他本人不大擅长下定义⑥，这个理论的确有待继续完善。但需要完善的并不是上面所质疑的问题。勒菲弗尔的改写在“译介”方面极大地拓宽了“介”的范围。改写理论明显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ucault)的影响，把翻译完全看成政治和社会行为，看作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关注翻译中的仿作、评论与介绍等形式产生的社会效应的同时，忽略了翻译自身的语言学和美学接受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受福柯的影响，改写理论过多强调翻译的政治、社会属性，从过去翻译只强调语言这个极端，走到完全不看语言而只强调文化的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有时甚至模糊了译与介的界限。同样是关注翻译的社会性，语言学出身的翻译理论家贝克就注意到兼顾两者的平衡。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改写理论的贡献还在于它“将多种文本实践形式归入'翻译’名下并将它们放在更宏观、更复杂的研究背景中，这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⑦。换句话说，除了狭义的翻译，“改写”将更多的形式纳入了翻译研究，如文学评论、仿作、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选读、百科全书以及外国作家小传等。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了解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恰恰是通过上面提到的这些改写形式，而不是原创。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形象也是通过大量的改写形式建立的。文学史与选读就存在选谁不选谁、哪些作品入选哪些不选的问题。这些都会对翻译文学史产生不同的效果。 张艳波：那么，经过改写的文学作品接受情况如何?受欢迎吗? 赵文静：改写过的译本多数接受效果很不错。要知道，真正的改写都不是译者语言水平低没能准确理解原作，而正是考虑到接受效果有意改动的。前面提过，当年伊万·金改写翻译的Rickshaw Boy(《骆驼祥子》)一经出版，连续几周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反而是老舍本人与另一位美国人一起重新翻译的版本(当然是“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效果并不如人所愿。谭恩美的小说经蔡骏写译后销量很好。莫言的小说进入英语世界之前在情节上也经过很多改写，有的甚至结尾都改了，但接受效果大家都知道了。动画片《花木兰》也是个很好的旁证，它是经过改写改编的，但在国外很受欢迎。正如勒菲弗尔所说，非专业人士大多不看written forms(原作)，他们更倾向于看rewritten forms(改写形式) ⑧。这一点对目前提倡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策有诸多启迪。对外译介中国文化的形式可以更多样化，而不只是狭义的翻译，可以考虑采用改写理论所包含的形式对外介绍文学作品、文学史、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中国文化等。另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传播方式与渠道的多样化，可以节译、摘译后做成链接，做成twitter(推特)，或者改编成TV series(电视剧)，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 张艳波：哦，原来翻译中竟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改写，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今后就不必跟学生过多地强调忠实于原文了? 赵文静：问得好!这一点需要特别澄清。不是这样的!给学生讲翻译实践时，必须强调忠实于原作，因为这时候我们是在培训译者做翻译实践，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运用规定性翻译理论训练学生如何能够尽可能准确地把原文内涵展现出来，而不是在做描述性翻译研究，对吧? 02 口笔译中的趣事 张艳波：您有多年的口笔译实践经历，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儿与我们分享? 赵文静：我有出版记录的翻译实践开始于1989年。我参与翻译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刚好赶上毛泽东研究热，销量很好。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北大哲学系叶郎教授的美学著作。我还为外教做过一年口译。我在口笔译实践中还真经历了不少趣事儿。仔细想来对跨文化交际不无借鉴和启迪之处。我对影片《叶问》和《翻译风波》中的故事似曾相识。那是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刚开始聘请外教，学校还没有外事办这样的机构。所以，每年会选派青年教师给外教做口译。1983至1984学年我被选派做口译。一次，我陪三个外教出差，中午在一家富丽堂皇的大饭店用餐。其中一位美国老太太点了“鱼香肉丝”。等菜端上来后，她很不高兴，指着菜单上的翻译“Delicious Fish with Sliced Pork”质问：“这个菜里边怎么没有鱼?”服务员过来跟她解释说这里面本身就没有鱼。但怎么解释都不行，她坚持说她要的是鱼。其实，多数饭店根本不重视翻译，菜单的英文翻译一般只是做个样子，望文生义的翻译比较常见，因此就引发了上面的问题。此外，还有很搞笑的翻译。 2009年4月，我和一位美国学者去少林寺附近一家饭店用餐，进去之后照例先看菜单。这位美国学者是做翻译研究的，他一看菜单就发现问题了，指着其中一个问：“这个是什么?”我一看就笑了：中文是“糊涂面”，被译成了“stupid face”(傻脸)。我跟他解释，这是一词多义引起的。“糊涂”可以作名词，意为“玉米面熬成的粥”；还可以作形容词，指“脑子不清楚”；用在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里面，就成了“大智若愚”的意思。“面”这里是指面条，但却被译成了它的另一个意思“face”。他立刻拍照并诙谐地说：“我今天就点这个stupid face。”这类趣事特别多，每次想起来都忍不住大笑。 03 翻译专业教学 张艳波：您多年从事本科和研究生翻译教学，在您看来，本科翻译专业的教学应该侧重什么?学生应该注意什么? 赵文静：这个问题我感觉几句话还说不好，似乎牵涉到培养方案的制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十三个二级学科调整为五个学科方向，翻译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这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还不是十分明确。咱们谈点实际的吧。本科翻译专业的教学，总的来讲就是夯实双语和双文化的基本功，训练学生双语之间转换的基本技能，也就是准确理解原文和地道表达译文的能力。说来容易做起难。高中阶段由于高考的压力，学生自由阅读的空间很小，双语底子普遍薄弱。翻译专业又必须有海量的阅读，所以应该帮助新生制定阅读计划，从易到难，还要具体到每周基本读什么。不仅仅是英语文学名著，还有政论文、历史、科技以及学术科普类，都要读。大量的阅读就是打基础，既增强语感又普及背景知识。当然，这个阅读计划需要落到实处，阅读之后要有反馈，需要督促检查。另外，英语语法通常都有相关课程，但汉语语法，或者对外汉语语法课却很少开设，其实咱们的学生在这方面很薄弱。还需要给学生开设双语写作课的讲座。难以想象，写不出逻辑层次清晰文章的人能够译得好。学生还需要搞清楚两种语言之间有什么差异?在转换时哪些词需要译出来，哪些不需要，因为有些词放在那儿只是语法的需要而不是意义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译出来。例如，英语的名词很少是“零修饰”，前面一般需要有形容词、不定代词、代词所有格、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等修饰语；而汉语名词“零修饰”的情况则很常见。举个简单的例子，英文句子“He put his hand into his pocket.”译成中文时，只需要说“他把手伸进口袋”，两个所有格都不需要译。同样，很多不定冠词也经常会误译为数量词。 学会如何使用词典也很重要。我总是告诫学生：做翻译时如果你不懂怎么用词典，它就会把你带到沟里。要知道词典的编撰者永远都不可能穷尽每个词所能用的所有语境，换句话说，词典给你提供的只是词最基本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译者会感觉词典帮不上忙，或者是用了词典上提供的意思反而出错了。所以，学生只有根据词的基本意思，再结合具体的语境才能想出合适的译文。例如，高考中“上线的人”如何翻译，很多学生译错正是因为他们紧扣字面意思，无论如何也想不出those valid applicants这种译法。 张艳波：刚才您提到翻译专业学生需要扎实的双语和双文化基本功，新生一入校就开始有计划的阅读。我感觉这个挺好。您能再具体说一下实际怎么操作吗? 赵文静：我在学期初总是给学生列出一部分阅读和实践用的资料，除了文学名作名篇，还有一些语言学类的书籍。比如，由H. G. 威多森（H. G. Widdowson）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那套“剑桥语言及语言学入门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莫娜·贝克的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换言之：翻译教程》）（已经出第三版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Open to Language: A New College Rhetoric（《大学英语修辞学》）等。这些书籍虽是专家所著，但因为预期读者是为初学者，所以语言浅显易懂，篇幅也不太长，适合本科生。另外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的Cohesion in English（《英语的衔接》）也在推荐的书目内。我想让学生在课外阅读的同时了解语言学。好的译者需要双语、双文化。双语就涉及语言学知识，而双文化就需要了解作品所涉及的著名人物、事件、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此，他们需要做的事儿很多。这不是急功近利的事儿，需要沉下心来，广泛阅读。 仅仅读还不够。我还要求学生每读一篇材料，顺手写几句，不仅看作者写了什么(What)，还要看这些内容是如何写出来的(How)。写作过程中他就需要关注文字表述的逻辑层次、句子以及语篇之间的衔接与连贯。正因如此，每次修改翻译专业的培养方案，我都极力推荐开设中英文写作课程或讲座，因为写作基本功是翻译最基本的保障，如果不能很清晰、有条理地表达，就很难说，你能做好翻译。 张艳波：读写不分家，都很重要。据我了解，本科生翻译课一般是高年级阶段才开设，但如果在低年级阶段没有任何准备，开课的效果肯定会受影响。基于您的经验和每届学生的反馈，您对低年级学生的预备学习有什么建议吗? 赵文静：是的，目前本科翻译专业学生一般是到三年级才开始有翻译实践课。但一、二年级时，他们就应该注意打牢基本功，扩大词汇量，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还是海量阅读。我们前面说过，为了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导向，老师最好开个书单，让学生阅读各类文学名著，尤其是如果将来做汉英翻译，学生最好多读一些英文原著，这样不仅能增加词汇量，还有助于培养语感，从而使翻译更生动形象，表述更顺畅地道，避免像把“Home Office(内务部)”译成“家庭办公室”的笑话。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考试有一门百科知识，其实也是为了督促有志于翻译的学生广泛阅读，通过阅读获取广博的知识，减少或避免翻译中闹笑话。 要学好翻译，低年级学生不仅要学好英语语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并学好(对外)汉语语法。虽说汉语是学生的母语，但由于这是自然习得的，很多同学对汉语语法知之甚少，完全是用英语语法来套汉语。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问学生：“'今天星期二’这个句子有谓语吗?”全班异口同声且很肯定地回答：“没有!'今天是星期二’才有谓语。”他们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汉语中名词、形容词等都可以单独做谓语。显然，这个问题还牵涉到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如果对两者之间的差异缺乏了解，在翻译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语言表达不地道，出现翻译腔。针对这个问题，我通常会推荐学生提前研读刘宓庆先生的《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为将来的翻译课做好铺垫。 张艳波：能简要地谈谈您翻译课的具体情况吗?比如怎么批改和评讲作业等? 赵文静：翻译教学要以大量操练为基础，以批改和讲评为依托呈现和解释翻译思路。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要以大量实际操练为主。有了操练而缺乏到位的讲评，翻译能力提高还是空话。我每次课都给学生布置作业，一个学期安排他们做不同题材和专题的翻译。批改和讲评作业是翻译课极其重要的环节。我都用Word的修订功能来辅助批改作业，也就是在修订状态下批改，这样学生就会对批改中删除与增加的内容一目了然，理清老师批改的思路。对每次作业，我对学生的要求是：自己先做，然后5-6人一个小组进行讨论，形成一个以小组为单位的最终版提交给我。也就是说，我批改的是他们经过讨论的版本。这个讨论过程如果认真对待会很有收获，常见的语法错误可以得到更正，这样，批改作业时遇到的问题就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仔细批改后我会选几篇有代表性的到课堂上讲评。仔细批改对教师的双语基本功也是一种挑战，教师可以从中学习，有更深刻的体会。很多时候，改动的虽然只是一两个词，但效果却差别很大，的确是小改大变化。同样的原文，但改出的译文版本却都不一样，因为都是在学生翻译的基础上顺势而改。有时两种说法都对，但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只有一个最合适。语法错误一般就给学生标出来，课上不讲解，除非很有代表性的错误。讲评的内容主要是译文语法没毛病，但在具体语境中要么不太地道，要么没能表现出原文的语气、衔接、暗含的意思等。比如，“It’s the moment that made me realize…”和“It’s at this moment that I realized…”似乎都可以，但当时的语境主要是凸显第一人称“我”的主动意识，因此后一个更好。老师不仅自己要具备这种能力，还要帮助学生领悟到这一点，这很关键。所以课堂上我会让学生讨论错译的性质或出错的原因以及更好的译法，然后再进行反馈和总结。如果是研究生，我还会让学生进一步总结翻译实践中所反映或隐含的理论知识。老师引导学生将所犯的错误进行归纳并且上升到理论层面，这样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度比较高，收获比较大，才能够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我已经连续多年坚持这种批改和讲评模式，效果很好。 在评讲作业时，还有一点我比较重视，并反复跟学生强调。阅读的过程都是阅读者不断加入自身的背景知识帮助理解所读内容的过程。作者创作时潜意识里装的是预期读者的所知所想。比如，英美人的作品中涉及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内的习语时，都不做任何铺垫，因为作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对于预期读者(英语读者)是不言而喻的，但译成中文时多数读者(中文读者)不一定知道，这就需要做特殊处理，比如文内添加内容或加注。我总是提醒学生，心中要同时装着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我把他们称作读者1和读者2)。作者创作时心中只有读者1，但在翻译时变成了读者2，译者需要清楚读者2在已知信息方面与读者1有哪些差异，这样就知道什么地方应该添加或标注出背景信息，什么地方应该删除原作中的冗余信息。目前在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策下，对外翻译量增大，尤其应该特别注意这些。例如，“这是《诗经·卫风》诞生的地方”这句话，95%的学生译成：“This is where Shijing weifeng was created.”对于读者2(英语读者)，这显然没有多少信息，需要在书名前加上“the ancient poetry”(古诗)来补足背景知识。中国学者的英文学术论文被译成中文时，原文中有些针对英文读者的解释性内容就会成为冗余信息，可以不译。此外，从语用学角度来看，语境变了，原文语篇中所关联的事物在另一语言中与新读者的关联度有时会减弱或增强。这样一来，译者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确定原文信息对新读者的关联度有没有变化，如何处理。这也是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比如，几乎每个高校都有英语版的简介，在译成英文时，多数都是将中文版内容忠实地翻译过来，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对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关联性并不大，这时就需要译者依据其关联度决定取舍。有些简介对学校所在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对学校周边地理情况不那么熟悉的新读者来说关联度就不那么大，所以，翻译时就可以适当简化，只将地理位置特征点出即可。此外，为了显示师资力量强，不少学校会罗列出比较有名的学者，但这些名字对读者2的关联度较弱，没必要一一译出。可以用文字描述来说明本校师资力量雄厚，或者是改译为对方知晓的学者，如某某省的爱迪生、巴甫洛夫，这样才会达到预期效果。同样，翻译论文摘要也不需要逐字逐句对应着翻译。 张艳波：嗯，这倒是值得注意。另外，作业批改和讲评会给教师提供不少讲解理论的机会，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关键是能否充分利用，对吗? 赵文静：是的，教师讲解理论很多时候是借着作业中出现的问题临场发挥的。例如，翻译某大学的中文简介，副标题是“八十年辉煌历程”。所有同学都照直翻译。在国人看来，这个办学历史或许够悠久，然而，对于英美国家的读者来说，八十年不能算是值得炫耀的历史，所以，英文版中这个“八十年”是否还作副标题就有考虑的余地。我建议学生将副标题译为“A Brief Introduction to…”。也就是说，那个“八十年历史”的信息就没有在副标题中体现出来。我借这个机会跟学生讲，像这样在一处没有译出的内容，需要在更合适的地方补译出来，这种方法称为“compensation”(补偿)。针对这个例子，我建议学生在第一段结尾处补出信息：“[The university] witnessed a splendid history of eighty years.”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给研究生上课，我就会提醒他们多加关注，可以继续研究。 张艳波：关于翻译课是否应该全英授课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文静：翻译课，像语法课一样，描述和解释性很强，需要学生从中“悟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一向不主张全英授课，除了讲术语时，其他时候我更倾向于用英汉双语或汉语讲解。老师给学生解析原文，然后告诉学生如何翻译，为什么这样译而不那样译，为什么选这个词而不用其他词，这样译有什么好处等的时候，如果用英语讲，学生课上就会因为一直在转码，而不一定真正完全消化所听的内容(老师也不一定真的能讲清楚)。如果用学生的母语来讲就有效避免了这个问题，接受效果最好。这是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那还是我给外教做翻译的时候，有段时间每周六晚上央视都要播一集《霍元甲》，两位美国人很喜欢，就让我给她们做同传。这个过程中，我脑子高度集中，把演员的话全部都译出来，并且基本上同步。借助我的翻译，外教对剧情了解特别清楚，非常高兴。后来，每周六都让我给她们翻译电视剧。但每次翻完之后，我都没记住故事情节，她俩就非常积极地再给我讲一遍。这个经历使我意识到，整个过程我虽然听懂并准确地翻译了，但由于我主要是在转码(code-switching)，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效果其实不好。这个与学生听全英讲课的情况很类似，效果应该也差不多。所以，讲翻译课或语法课时，我都不主张用全英讲就是这个道理。 04 翻译专业教学的前景展望 张艳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发展比较迅速，您认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应该如何来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 赵文静：随着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以后有些翻译任务可能由人工转为机器翻译完成，并且是由团队集体完成而非像以前那样由个人翻译。如果我们对机辅翻译这块了解不多，就会被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所以，翻译专业除了开设传统的翻译课程，很有必要开设翻译软件的应用、机器翻译的基本原理和项目管理等相关课程。有翻译专业的院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学生实现这个目标：第一，聘请行业人士如翻译公司的专业译员给学生讲授翻译软件应用、机器翻译或者做专题讲座；第二，派自有教师进修，学习翻译技术，从而可以承担这方面的教学任务；第三，充分利用学生喜欢网上探索和学习的特点，介绍一些有关翻译技术的网站供学生自主学习。总之，翻译专业的学生要积极勇敢地拥抱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浪潮，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一定要让学生明白：机器翻译只能辅助人工翻译，却不能完全取代它，因为目前机器毕竟还没有思想和情感，理解字里行间暗含的意思时还是与人有一定差距。翻译专业的学生，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翻译的根本，要不断加强双语和双文化的基本功，以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张艳波：您的阐释澄清了不少问题，谢谢您! 赵文静：谢谢! 注释：①Baker, 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ative Acou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②粗体为受访者所加。 ③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④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8. ⑤赵文静，孙静.从翻译规范视角解析《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中的语际改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28-230. ⑥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9. ⑦Baker, Mona. Foreword // Zhao, Wenjing. Cultural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u Shi’s Rewriti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ultur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6: VI-VI. ⑧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2.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赵文静，教授，师从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教授，是首位获得英国翻译学博士的大陆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学会理事；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英语语言文学省重点学科带头人。被澳门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被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研究论文散见于Perspectives: Translatology、Occasional Paper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和论文集。代表性专著《翻译的文化操控》（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被国际翻译界最权威的《劳特里奇翻译学百科全书》第2版引用并收录为参考书目，并获200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省社科基金项目。2011年翻译出版了莫娜·贝克的翻译学理论专著《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该译著于2018年获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 访谈者简介 张艳波，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19-202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翻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