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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上)

 大白兔ai胡萝卜 2022-10-23 发布于湖北

文/张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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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 月25 日,刘少奇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1949年3月,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适时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规划蓝图。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心系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军事思想,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规划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与新疆和平解放、云南起义和解放海南岛的重大决策

1949年4月下旬,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基本瓦解。

参与新疆和平解放的重大决策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共在北平召开新的政协筹备会议,就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等事宜进行研究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以争取苏共中央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刘少奇从天津回到北平后,便开始投入到紧张的访苏准备工作之中。

6月21日凌晨1时30分,一列专列缓缓地驶出北平清华园东站,刘少奇、王稼祥等带领随行人员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行程,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秘密访问苏联之行。

6月27日,也就是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并就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苏联对华贷款、派遣专家等问题进行交谈。在谈到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问题时,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由于路途遥远,途中要经过沙漠戈壁等地区,希望得到苏联空军支援。斯大林表示同意派1个空运团帮助运送部队到新疆,并就中国方面派出有关人员先行秘密赴新疆做好联络工作,尽可能早日解放新疆等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其间,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还就组建新中国空军的问题,商谈了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等具体事宜。

此次会见结束后,刘少奇及时将上述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他在谈到进军新疆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时间紧迫,从国内派人已经来不及了,建议由随同访苏的工作人员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从苏联直接去新疆,联系和协商新疆和平起义的事宜,并拟订了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具体方案和建议,为后来新疆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后,找邓力群谈话,说:新疆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决定派你带一部电台和三名随行工作人员,去新疆与三区革命力量建立联系,以牵制国民党,为解放新疆做准备。此去任务重大,一定要严守工作纪律,多向中央请示报告,不要随便讲话,轻易表态。

随后,邓力群等人于8月14日从苏联乘飞机秘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与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会面,共同商定了新疆和平起义的具体方案和行动步骤。

9月25日和26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后率所部军政人员通电全国起义,宣告新疆和平解放。这也是送给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最大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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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 刘少奇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

参与西南追击作战和云南起义的重大决策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下午3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这一盛典。此时,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9日,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以丰富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开始投入到建设巩固新生政权的浩繁工作中。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毛泽东赴苏联访问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正是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准备和平解放云南的时期。在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国民党的部分军政机关和残余部队,在1949年11月开始蜂拥进入云南。此时的昆明,已经成为国民党军政机关云集西南的重要基地。

为防止和截击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从云南省南部的中越边境地区逃窜到境外,刘少奇在12月8日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给林彪、谭政、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就两广战役结束后陈赓率部由广西进军云南追歼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及争取云南和平解放等问题作出战略部署。

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卢汉是一位受国民党当局排挤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人物,已经与中共云南省委有了秘密接触。因此,积极争取卢汉在云南起义,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发表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

12月11日,刘少奇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复电卢汉,对他的起义表示欣慰,要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入滇。

云南起义后还经历了一些波折,关键在于两个问题:一是成立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二是继续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为了及时处理这些起义的善后问题,刘少奇以军委名义多次起草电报给予明确指示。

12月15日,刘少奇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对云南事件的分析及处理办法是正确的。用你们前线将领名义批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任命各将领与中央政府组织法亦无冲突。目前我军既无法进入云南,一切只好让卢汉自行处理,以免引起紊乱。”

为指挥人民解放军在云南省南部聚歼国民党军,12月26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电报,命令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率部迎击云南国民党军:敌第26军和第8军一部正准备集结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第151师、第114师应由你们下令并在陈赓率部入滇后即归陈(赓)郭(天民)指挥。

为号召国民党军迅速脱离反动统治,12月31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代刘伯承、邓小平起草了关于号召余程万等部起义广播的电报,并说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日以你们名义向余程万、李弥部发出号召他们起义的广播。”

刘少奇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期间,以军事大家的谋略,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保证了云南起义的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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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图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前坐者右一) 在协议上签字

参与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依仗其空中优势,多次派出空军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妄图破坏大陆经济建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南沿海地区。

刘少奇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极为关注海边防的对敌军事斗争。早在渡江战役结束后,他针对国民党空军对大陆沿海一些重要的城市,特别是针对沪、宁、杭等城市狂轰滥炸的情况,就城市防空部队的配备和作战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解放东南沿海的作战行动更为重视,并根据实战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重大的战略方案和建议。

1950年1月11日,刘少奇因舟山等地作战需要空军协助问题,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的作战”等问题提出建议。4月17日,第四野战军渡海部队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协同下,实施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发起海南岛战役,一举突破琼州海峡天险,战役行动迅速取得重大进展。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野战军部队与琼崖党军关系问题的电报,指出:“我大陆野战军部队在冯白驹同志领导下的琼崖纵队配合之下,已在琼崖大批登陆,战斗正在进行中。……双方的领导同志与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向自己的干部和党员切实说明两方同志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在彼此的关系上采取谦虚、谨慎和学习的态度,鼓励对方,帮助对方,以便建立双方亲如兄弟的友谊与合作。”

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紧密团结,密切配合,突破敌军的海、空封锁,抢占敌人的沿岸要点,迅速与敌激战。先是分割围歼琼北国民党军,随后攻占了海口。与此同时,进攻部队也先后攻占琼东、琼西。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制定进军西藏的重大决策,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约有人口120万,藏族约占94%。当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地方反动势力,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加快分裂活动的步伐,于1950年1月派出“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活动,以谋求支持。同时,他们成立以达扎为首的地方政府应变机构,任命总管噶伦,积极扩充军备。将藏军的14个代本(相当于团级建制)扩充为17个代本,又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雇用外国军事教官训练藏军,囤积粮草,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针对西藏的现状,如何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访问苏联时起草提交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一份文件,其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就在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就是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必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这也是我党我军在解放西藏问题上首次提出使用“和平解放”的方式。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期间,正值毛泽东在苏联访问。其间,有关进军西藏和中共中央与西北军区、西南军区的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刘少奇及时作出决断。其中,有关保障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安全问题,刘少奇极为关注。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对此非常感动。1950年1月31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所属的堪布会议厅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切盼迅速解放西藏。同时谴责拉萨当局分裂祖国的行径,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涉及藏族居住区的政治、宗教、民族等复杂问题。为了最广泛地团结西藏各方面的力量,1950年元旦,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西北局、西南局,要求注意处理好藏民部落等少数民族事务问题。1月17日,刘少奇又将他审定修改过的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发电报给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审阅批准,其中将拉萨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即和平解放西藏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形式公开提了出来。

1951年2月12日,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和谈

经20多天的协商,5月21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3日,在朱德总司令的主持下,双方代表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从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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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 陈赓(右二) 在越南高平附近越军总部制订作战计划时, 与胡志明(左二)、 罗贵波(右一) 等交谈时留影

筹划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加强与巩固西南边防

谈到刘少奇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不能不提到他筹划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战争。其间,刘少奇发挥的重要领导和决策作用,不仅为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也为进一步加强与巩固我国的西南边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越南民主共和国仍是一个在丛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流动政权,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给予外交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公开宣布支持他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这让胡志明看到了希望。同年12月下旬,越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建立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电报被呈递到刘少奇的办公桌上。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如何谋划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是涉及国际外交的重大问题。12月2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以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的名义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

当天,毛泽东回电明确答复了相关问题。12月28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回电胡志明:中共中央同意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

1950年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8日,中越两国正式建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同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在中越两国宣布正式建交几天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辗转来到中国。他此次来华的使命就是拜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进一步商讨越中两党、两国关系和越南正在进行的抗法战争等问题。

1月30日,胡志明一行乘坐的专列抵达北京。当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主持欢迎宴会和谈话会。刘少奇、朱德等对胡志明提出的要求均给予了令其满意的答复。刘少奇表示,尽管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着很多困难,但一定尽力向越南提供援助,支持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法战争。同时,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前往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的机会,进一步争取苏联的援助。胡志明同意这个建议,当即请求刘少奇为他联系,并很快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答复。

此前的1949年12月底,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一事确定下来。刘少奇物色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联络代表。1950年元旦刚过,刘少奇就找罗贵波谈话,就驻越代表的任务与工作方针等问题作了指示。

1950年1月底,罗贵波和随行人员动身赴越南,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于3月9日到达越南北部。这时,胡志明已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到了越南。

在越北山区的密林深处,有一个用竹子搭建而成的草棚,这就是胡志明的“官邸”。在这里,罗贵波见到了胡志明,递交了刘少奇草拟的中共中央的介绍信。随后,胡志明邀请罗贵波参加了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向中国请求的军事、经济、财政援助,以及派专业干部到中国培训、建立双边贸易关系等问题。

会后,罗贵波研究了越方提供的有关材料,并深入实际进行了考察,又与越共中央协商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越共的一些要求和急需中国援助的相关情况。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对他提出的意见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行了及时的安排和落实。援助越南的工作与广西、云南两省密切相关,因此,3月26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广西、云南两省政府,明确规定了中国“对越南工作以广西为主,云南为辅”。

在中国向越南提供大量无偿援助的同时,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与胡志明商定了向越共中央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援助事宜。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团一事仍由刘少奇负责协调中央军委落实。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由韦国清担任。

1950年4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将韦国清召到中南海,说:中央决定向越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这个军事顾问团的团长,我们考虑你比较合适。打仗自不必说,谈判你也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你又是广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方便的一面。中央分工我管这方面的事,现在要赶快进行军事顾问团的组建工作,最重要的是选调一批适合做顾问的干部。我给你写了一封介绍信,拿着去找在京的几位野战军负责同志,同他们当面商量,干部要他们选调。

4月17日,中央军委向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下达组建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命令。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顾问选调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选调了营以上军事干部59人,加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共计281人,于5月底集中到北京学习。

7月下旬,韦国清率团进入越北山区。在越南人民军总部建立军事顾问团,向越军的3个主力师派出顾问组,营一级单位派出顾问。随后,向越南的政府机构中也派出了中国政治顾问,帮助建设新生的政权。

这时,越南抗法战争还处于法军进攻、越军防御的阶段,越北东段的重要城镇仍由法军控制。因此,越军领导人提出发起边界战役,以打通中越交通线。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同意派遣专家到越南协调进行边界战役。为此,经与越南方面协商后,刘少奇决定选调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入越协助指挥。

1950年6月中旬,陈赓准备动身赴越,指导中国军事顾问团和帮助越方发起边界战役的工作。在临行前,刘少奇致电陈赓:你去越南,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及我们可能的援助,拟订一个大体切实可行的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进行作战。你去越南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主要任务是在军事上帮助越共中央处理援助越南的各种问题。罗贵波及韦国清均受你指导……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赢得了越共中央和胡志明的肯定。胡志明在1950年12月致信刘少奇,感谢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以及传播的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其间,刘少奇还先后多次电告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和顾问团,就援越的工作方针和原则等问题予以及时、具体的指导。

(未完待续)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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