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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古希腊经济史研究——评布赫松《古希腊经济的形成：制度、市场和城邦内部的增长》
对从事古代希腊罗马研究的历史学家而言，经济史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领域。经济活动在古代世界的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这并不是现代人对古代比附的想象，因为古典作家早就观察到了这些活动，并留下大量论述。19世纪末期，经济学领域已经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 各种经济模型和新的研究范式相互角逐。在古代经济史领域，经济史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古希腊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中引发了大量的学术争辩，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布歇尔-迈耶之争”。其实，早在19世纪前中期，德国经济历史学派就开始关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经济问题，“布歇尔-迈耶之争”即发生在此背景之下。布歇尔（Karl Bücher）是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拥趸，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是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相对年轻的一代。韦伯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是该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他根据诠释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原则，提出“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理解包括古代社会在内的社会学问题的基础。韦伯认为一个社会的形态是多样的，只有先架构出“理想类型”才能深入了解不同社会的典型特征。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韦伯实际上是在为“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假设铺路。到20世纪后半期，著名古代史家芬利（M. I. Finley）在《古代经济》一书中提出，尽管目前的史料足以让学者挖掘出古代世界的经济生产数据，还原部分生活图景，但是没人能写出一部真正独立的希腊古代经济史。受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影响，芬利试图创建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该模型以等级和地位为核心，强调古代世界的经济依附于社会关系，本质上追求的是政治和等级利益最大化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韦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现有的古希腊生产数据和已知生产现象背后并没有完整的经济逻辑支配。虽然希腊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困难重重，但这并没有阻止研究者的热情，芬利终结了一部分古希腊经济史研究的分歧，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芬利为讨论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构建了理解古代经济的基本框架，使研究者能够更加有效地沟通。正是这种交流，让一部分学者发现了芬利模式的不足之处。芬利主导了古希腊经济史研究长达数十年，随着考古材料的发掘和史料解读的更新，芬利模式开始面临质疑。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开始试图推翻芬利模式，逃离“实质主义（Substantivism）”和“形式主义（Formalism）”之争，并试着重新建立一套独立于芬利模式之外的古代希腊经济史解释范式。经过近20年的争论，困扰前人的谜团慢慢被解开，新的研究共识逐渐形成。总体而言，当代学者普遍承认希腊经济有所发展，并非停滞不前。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与挑战层出不穷，争论的焦点也扩展到希腊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增长的程度，还有现代经济学术语使用的合理性问题。布赫松本硕皆就读于里昂第二大学历史学院，1972年毕业并通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后，在中学执教六年，随后进入弗朗什孔泰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品达奥林匹亚颂诗第七首中的神话与冲突问题，1977年，布赫松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在波尔多三大担任讲师。在这期间，布赫松的研究旨趣从古典文学转移到社会经济史，开始关注罗德岛和和几个位于北非的贸易城市，致力于整理这几个区域的出土材料。或许正是在统计铭文、钱币等出土材料时，布赫松认识到了借助社会科学工具研究历史的重要性，遂于1984年在波尔多二大修读社会数学与应用计算机学位，之后迅速成为助理教授，于1994年取得正教授席位。成为正教授之后，布赫松开始以罗德岛为中心，研究周边城市的贸易活动和经济政策，并逐步将希腊与小亚细亚的贸易交流纳入视野，随着研究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布赫松发现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难以统筹古代世界经济史研究。在与意大利东方学家卡罗·扎卡尼尼（Carlo Zaccagnini）的交流中，布赫松认识到了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扎格尼尼是第一个对新制度经济学感兴趣并将之应用在自己研究中的的历史学家。小亚细亚与希腊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比较研究一度寸步难行，但是布赫松试图借助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古代世界的技术创新固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变迁来维系，那技术创新的成果将很难保存，古代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不可想象，虽然不同地区经济制度的起源各不相同，但是制度变迁是为了降低成本，即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制度的取代，小亚细亚和希腊地区经济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差异正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导致的，而制度的不断变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除了重视制度变迁，布赫松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注也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布赫松的《古希腊经济的形成：制度、市场和城邦内部的增长》 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该书最初由法语写成，分上下两册。上册介绍古希腊的公民结构、市场结构，分析古希腊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讨论古希腊经济是否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回应了古代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失败”的问题。下册强调了贸易和市场的重要性并分析其背后的制度结构。在上册提出希腊不同区域之间生产水平差异的基础上，下册指出区域分工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市场制度允许生产率增长并在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伊弗雷姆·莱特尔（Ephraim Lytle）称这两卷本法语著作注定将成为一代学者的研究指南。随着该书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从波尔多大学转至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布赫松重新整理了近十年来希腊历史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将原本的上下两册合二为一。该书随后被译成英文，于201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本在2017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著作奖，充分说明其在英语世界的巨大影响力。 布赫松的研究横跨了六个世纪，从古风时代末期即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希腊化时期结束为止。作者选择以古风时代末期为起点，是因为他认为城邦的出现为希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空间上，布赫松主要聚焦于爱琴海地区与小亚细亚西海岸，但是由于商品交易和贸易线的拓展，再加上希腊人的海外殖民活动，问题讨论的地理范畴实际上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布赫松直言整本书的重点都集中在“增长”二字。这里的“增长”不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人口增长、技术革新、制度以及法律的完善等等。在布赫松之前，学界普遍认为无论古希腊还是其他古代社会都不会刻意追求经济增长。虽然也曾有人试图列举希腊经济增长的例子，但均被下列反问驳回：这些例子能证明古代希腊世界经济有所增长吗？若是希腊人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概念也没有兴趣，该当如何？用经济增长衡量传统社会会不会有比附现代社会之嫌？布赫松直面这些质疑，他认为，首先，对于古代人没有能力观察到经济的增长和萧条，故而不会追求个人和集体财富增长的预设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次，经济增长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一现象早就存在，只不过古人没有发明经济学理论罢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布赫松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将现代经济学概念应用于古代世界是否合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经常面临的问题。布赫松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虽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增长的数据却是可以衡量的，例如人口数量的增减、普通人每日维持生活所需物资及其变化等等。尽管古代社会留下的材料并不充裕，且多为二手文献，这无疑给数据统计和问题分析带来了难度，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对古代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分析不具合理性基础，但布赫松认为，不能以获取真实数据的困难为借口否认经济增长问题是古希腊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当然，布赫松所谓的增长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增长并不总是积极的。就这个术语本身而言，增长可以分为正增长、负增长和零增长。布赫松的首要目的是揭示并分析古希腊经济的正增长情况，肯定增长在古希腊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以往的观点认为，除了有限的人口增长之外，整体而言，古希腊是一个非经济增长的社会。而布赫松认为，自给自足在古希腊只是一个神话，对外贸易和商品交换与之共同构成了维持城邦运转的基础。贸易的范围不仅限于贵族所需的奢侈品，也包括普通人的日常所需。人口的不断增长加上技术革新，使劳动力得以重新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人均经济的增长，这在前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当然，布赫松承认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的经济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与现代经济对比也毫无意义。布赫松关注的是与古希腊同时存在的其他文明，认为发生在古希腊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并没有在同时代的其他文明中出现。在肯定了古希腊经济的全面增长之后，布赫松的第二个目的是探究成就其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的制度基础，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只有还原其复杂性才能揭开古希腊经济增长的奥秘。布赫松为了解释发生在古希腊的经济增长，将目光转移到古希腊的生态环境上，关注其可用与不可用的自然资源。同时，他还密切关注古希腊社会及人口结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劳动力的供需。另外，希腊人的消费模式以及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法律框架也被布赫松纳入研究视野，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正是由于布赫松对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接受使得他尤为关注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基础。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研究古希腊经济的综合性论著不断问世。韦伯、芬利等学者主张改变传统的研究模式，将社会科学模型引入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不过到了21世纪初期，学界的研究趋势又发生了新的转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经济史研究史料的日渐丰富，除了的传统文本之外，考古学、铭文学、纸草学和钱币学的发展也提供许多了极具价值的新史料，足以打破此前学界对古希腊经济史的固有印象。然而，这些研究的“深入”也伴随着“碎片化”，其成果往往只能惠及少数同一领域内的学者。布赫松希望突破这一困局，他将所有史料整合在一起，力图为古希腊经济史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认识。当然，随着新史料的持续发掘，古代希腊世界的经济增长、技术革新、人口增长和货币供给的研究论著也不断问世。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已经能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古代希腊经济提供支撑，这也使古希腊经济史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不过布赫松也提到，无论经济本身有多重要，都不应该将其从社会、政治甚至宗教背景中抽离出来，认为古代世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与今天无异。既然古代经济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如宗教和政治研究都有特定的方法论，经济史的研究也应有其研究范式。因此，布赫松反复强调要从“增长”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古代希腊世界的经济。除此之外，布赫松的著作与其他经济史著作最大的不同在于经典的经济史研究一般较为依赖史料解读，所有的论述都围绕史料展开。即使芬利主要使用了波兰尼的经济史理论，但其他学者仍会在史料的细节上提出质疑。在布赫松之前，史料分析始终占据着古希腊经济史研究最核心的地位。布赫松在重视史料的同时，又有强大的推理假设与归纳总结能力，这也使得他对史料的解读总能推陈出新，于常人所不见处发现问题，比如他在第9章中对定价问题的讨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法语版本，布赫松在后来的英文版中又更新了近十年来希腊古代史领域的新发现。为了通过新的研究范式重新书写一部完整的古希腊经济史，布赫松精心编排了全书的框架。首先，他在导论中对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随后的正文分为两大部分，加上导论一共十五章，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题，但章节之间又环环相扣，关联性极强。全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作物生产。虽然此前学界对于古希腊的气候和生产条件都有较为普遍的认识，然而古希腊土壤贫瘠，地中海气候夏季干热冬季湿冷，西北风呼啸，这些现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却甚少有人进行细致的研究。在第一章中，布赫松主要从人口学的角度考察了古希腊的劳动力结构，他认为希腊的劳动力供给自由度极大。亚历山大时期的希罗发明了汽转球， 这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的蒸汽机，比工业革命早了两千多年，但可惜这一发明并没有在生产活动中得以广泛运用，很多学者因此认为古代希腊世界并不追求也不存在所谓的技术革新。但布赫松本书第二章中通过对环境和气候的分析，解释了古希腊为什么没有丰富的化石燃料。随后又在第三章中分析了各种能源的使用以及货物运输的成本，并认为古希腊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风能。通过风力辅助使得希腊的海上贸易能够在保持最低成本的情况下维持大宗货物的远距离运输，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古希腊已经拥有了基本的造船技术。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城邦的结构和运作。布赫松认为古希腊城邦的独特运作方式为土地使用确立了基本格局，同时也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因此，城邦这一政治架构从根本上奠定了古希腊经济发展的基础。布赫松提到农业生产和小手工业生产中的经济创新 是古希腊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农业生产为例，从赫西俄德到罗马征服希腊这几百年间，随着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和新作物的引进，希腊的农业产量明显增加。当然，产量增加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耕地面积的增加，这主要是通过梯田开垦以及对沼泽湿地的开发实现的，而后者依赖于排水技术的发展。公元前4世纪末期，埃雷特里亚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希望将坐落于城中的一座湖抽干，遂与凯瑞芬尼斯签订合约，让他负责整个工程。作为回报，凯瑞芬尼斯可以在工程结束之后以每年3塔连特的价格租用该土地，为期十年。倘若工程失败，城邦没有任何损失，但如果成功，凯瑞芬尼斯则可以享受这块土地带来的所有经济收益。布赫松认为能够承担此工程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遂将此事与另一块铭文中的记载相结合， 推测出凯瑞芬尼斯可能曾以贵族身份接受过马其顿国王卡桑德的嘉奖。通过大胆假设，布赫松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希腊化时期政治精英投资行为的精彩案例分析。介绍完诸多经济创新之后，布赫松以增长的内在逻辑作为结尾，否定了希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以往持此观点的学者往往会辩称市场仅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边际作用。布赫松承认，尽管已经证明了古希腊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社会，若按照现代标准，人们可能会认为古希腊的经济仍然十分原始。不过他同时指出，我们应该根据特定的制度背景来判断经济的发展程度，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下，希腊经济的确出现了较为可观的增长，第一部分最后对制度的分析显示出布赫松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贯彻。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贸易和市场相关的主题。其中关涉的两个核心问题分别是，希腊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古希腊经济是市场经济吗？他认为任何关于古希腊经济的讨论都离不开这两个主题。布赫松从私有财产、商业交易以及合同等概念切入全书第二部分的探讨。首先布赫松提出，包括奴隶在内的私有财产受到古希腊城邦社会的保护。换言之，城邦制度是私有财产存在和得以延续的根基。这一体系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任何公民或者自由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与古代近东国家有着根本的差异，后者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贡赋，其经济活动产生的财富归于国家或城邦的比例远远高于古希腊城邦。在希腊城邦中，自由人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生产物品，这也就直接导致希腊世界的货物流通是基于商业交换的。在这种商品交换过程中，新的制度和规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650年左右开始使用的货币为商品在不同区域间流通创造了基础。新制定的法律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保障，给市场（agora）和港口市场（emporion）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条件。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具体城邦或者行业的经济发展，但布赫松却认为，由于商品交换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仅仅关注一个城邦并不能概括希腊世界的经济增长，只有将眼光放到整个希腊城邦社会甚至整个地中海区域，了解区域间的经济互动，重现贸易网络，才能揭示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商品交换的全貌，进而理解希腊世界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该书第二部分中最具特色的讨论应该是古代希腊世界的价格控制和港口市场的重要性这两个主题。以雅典为例，布赫松为我们呈现了从商品进口到零售的完整交易链，其中市场和港口市场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节点，他认为批发商和零售商可以在港口市场上直接商谈价格，再由零售商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上下浮动，制定零售价，并在城内的市场出售给市民。港口市场作为希腊城邦对外贸易的关口，将城邦与地中海东部世界相连接，而位于城内的市场又通过陆地运输与各个村社的市场相联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贸易网络。随后，布赫松讨论了维系这一贸易网络的制度基础。为了确保这两个市场正常运转，雅典设立了市场监察官（agoranomoi）、度量检验官（metronomoi）等职位，甚至还为某些特定的贸易设置了专有的监察官职，比如谷物监察官（sitophylakes）。此外布赫松认为除了日常的制度规范，希腊城邦的商业法庭也是商品贸易得以正常运转的保障。布赫松由此建立了一个以研究经济增长为核心，以分析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古代经济史研究模式。在布赫松的模式中，经济行为的主体既不是韦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也不像芬利模式中那般致力于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一群面临“有限选择”的“有限理性人”。布赫松认为古代社会的大多数经济活动都是逐利的，每个人都渴望财富的增长，即使是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这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但是布赫松也认为，如果税收制度过于严苛，比如农业税高到即使农作物产量提高，农民被剥削的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的话，那农民便会失去劳作的动力，即他们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制度的限制，当然，除了制度，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古希腊人的理性选择，比如人对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认知的有限性。整体而言，布赫松认为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围绕资源配置展开，但是受限于自然环境、技术水平和既有制度，正是由于这些限制，加之信息获取的局限性，他们的理性选择和自由意志是有局限的，这也是布赫松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应用的反思。布赫松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反思体现在他对制度的定义上，从本书的第二部分来看，布赫松讨论的制度不仅是狭义的法律和行政制度，还包括传统、风俗、血缘等人或组织之间的行为准则和互动模式。在研究方法上，面对古代经济史研究史料数量较少的问题，布赫松在强调个案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三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拥趸，布赫松习惯于将现有材料高度抽象化，并大胆假设，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制度基础。这是布赫松有别于此前古希腊经济史学者的优势。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有时他的推论又显得过于大胆。譬如，在第十二章中，他仅仅凭借吕西亚斯的一篇演说词， 就认为在粮食进口贸易中，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存在垄断集团。实际上，这是一种相对陈旧的观点。自从凯里（Carey）的新校勘本出版以来，史蒂芬·托德（Steven Todd）等学者早就对此提出质疑。吕西亚斯在演说词中控告粮贩购买超过50单位的粮食时用了συμπρίασθαι一词，该词字面之意是“一起购买”，以前的学者一般将之翻译为“垄断”，认为是粮贩组成的垄断集团，但是托德认为此处应该是囤积的粮食超过50单位。还有比雷埃夫斯港市场关于的肉价的铭文之例， 布赫松直接将其拿来印证自己对雅典商品定价的猜想。然而，由于这块铭文颁布的时间难以断定，且在并无旁证的情况下，很难证实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雅典的定价模式。当然，布赫松的著作时间空间跨度极大，涵盖众多社会科学领域，想要在每个领域跟进最新动向的确不易，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细节处理不当会影响其论证的说服力。对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而言，十几年的误差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古代社会发展本就缓慢，但是这恰恰正是布赫松本人所反对的观点。他所强调的希腊技术的革新和经济的增长，要求他必须以更小的时间尺度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 从布赫松的写作愿景来看，他的确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他极尽所能地收集了与希腊经济增长相关的材料，证明了在技术革新和制度支持下希腊的经济的确是增长的。他的研究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以市场为点，以货物运输路径为线的贸易网络图。但笔者认为，布赫松仍忽略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即使是新制度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忽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布赫松大量着墨于古希腊的生产和供给问题，却很少谈及需求问题。比如有关雅典妇女的家庭纺织经济问题，布赫松只是从根源上说明雅典的技术革新将妇女从研磨谷物的辛勤劳作中解放出来，却没有从需求的角度，分析雅典妇女从事纺织活动的原因。其次，本书主要探讨古代希腊经济，聚焦于希腊人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经济与周边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非希腊人在布赫松的论述中是缺失的。第三，虽然布赫松证实了古代希腊的经济增长，但是他的论述过度概括。正如前文所述，在经济学的概念里，增长并非总是积极的。在古希腊，战争时有发生，经济不会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一定会在特定时期呈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虽然由城邦构成，但是城邦时常会以同盟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古希腊经济的发展？布赫松似乎也并没有将古希腊不同形式的城邦同盟纳入研究视野。 全书逻辑缜密，环环相扣，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多，经济增长这一主线不足串联所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布赫松的著作不像是一本系统的希腊古代经济史研究专著，而更像是一部希腊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百科全书，或者说是一份希腊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指南，任何想了解古代希腊经济史的学者，都可以从本书入手，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古希腊经济史研究者能从这份指南中得到多少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研究路径。布赫松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想要推翻芬利模式的意愿，至少他认为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以探究希腊经济增长为目标，是完全不同于芬利所建构的另一种希腊经济史研究范式。因为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影响深远，布赫松认为从嵌入到脱嵌是现代化的必经之途，而在芬利眼中，古希腊经济是嵌入式经济，希腊人并非理性经济人，他们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他们追求的是更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经济只是附着品。布赫松承认芬利的理论源于波兰尼，但他不觉得芬利是波兰尼的追随者，因为波兰尼已经注意到古希腊经济的独特性，然而芬利并没有对其加以分析，仅仅认为它们是希腊人追求社会地位的产物，是古希腊嵌入式经济的突变，但这种突变不足以改变希腊经济的本质。而布赫松却认真对待这些突变，并将之视为希腊经济的“脱嵌”，认为古希腊开始走向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可见，芬利和布赫松面对相同的史料，却选择了不同的解读模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史料的匮乏一直困扰着古代历史研究，故而很难评判二者孰优孰劣，也不存在芬利模式是否被推翻的问题，所以布赫松的潜在目的似乎并未达到。布赫松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希腊古代经济史的另一种路径。正如布赫松在总结“布歇尔-迈耶争论”时感慨的那样，为何面对同样的史料，两位学者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许他们立场本就不同，虽然面对相同的材料，但思考的却不是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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