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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作为水浒故事虚构人物，在中国社会家喻户晓，影响很大。其形象产生之后，受到很多推许肯定，但是近20年来，很多著述激烈批判《水浒传》，而火力主要集中于李逵，认为李逵是中国暴力文化与黑帮文化的代表。
这类作者有著名学者，有青年才俊，而著述形式多样1。李逵受批判的原因在于他凶悍嗜杀，尤其滥杀无辜。他受到批判可以理解，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须要联系社会文化发展与审美思潮演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学解读方面，李逵与梁山人物曾受到太多思想家文学家的肯定。距离李逵形象问世时间很近者，如晚明清初思想家李贽叶昼金圣叹等人，都高度称赞李逵性情，称赞他天真烂漫。李贽金圣叹们还特别指出李逵故事情节方面有不少戏谑成分，呼吁读者应当关注作者真实用意所在2。 在作品接受方面，李逵和水浒故事地位独特，越是外敌欺凌、民族危难深重，李逵和水浒英雄越受欢迎。明末民族危机严重，文学家钟惺痛心感叹“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明朝灭亡刺激下陈忱作《水浒后传》，对水浒英雄倾注理想愿望。抗日战争时期，水浒戏在中国盛行，延安尤其是水浒戏中心3。 在研究方面，水浒研究面临一种麻烦：单纯的小说研究通常遵守“定本”准则，一般认为“定本”之后，研究对象不再有发展变化。有人研究《水浒传》和李逵，完全依据“定本”即容与堂本，然而清代三百年流行的却是金圣叹本，至于说唱文艺和戏曲等艺术门类，没有这类 “定本”意识，李逵形象发展变化幅度更大。 只关注所谓定本却不关注研究对象不断变化，这种研究模式其实有孤立静止的弊端。而且既然说要研究中国的暴力文化黑帮文化云云，那么这位“黑帮大佬”的新动向，总应该纳入研究范围吧。 为了客观评价李逵这个文学艺术形象，须要了解这个形象产生的土壤，了解其演变背景和过程，这须要观照“莽汉审美”的发展历程。
所谓莽汉审美指宋元以来通俗文艺中出现的独特审美倾向：一大批文学人物如张飞、李逵、朱温、刘知远、郭威、赵匡胤、郑恩、程咬金、牛皋、胡大海等人，以勇猛鲁莽为最重要特征，成为独特审美群体。 宋元以前的文艺中，从来没有集中出现这样一批人物。“莽汉审美”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时代性和阶层性特点，李逵等莽汉人物的根基土壤值得深入研究。 一、莽汉审美关联社会政治结构变化 宋元时期中国通俗文艺中兴起“莽汉审美”是前所未有的文艺现象。“莽汉审美”指通俗文艺领域塑造一批莽汉英雄，他们鲁莽率直，勇猛豪放，以粗豪阳刚、凶悍猛辣的形象风貌，成为重要审美对象，受到社会大众喜爱。宋元说话之讲史平话、小说，杂剧院本等等成为莽汉审美重要载体。 以莽汉为审美对象，是一种全新审美倾向。中国古代文化重礼法教化，举止尊礼，非礼勿动，对鲁莽勇猛并不认可。 许慎《说文解字》谓犬逐兔草中为莽，这可能隐含贬义。犬在草中追逐兔子，经常须要折返跑，远看容易被误认为没有固定方向乱跑。莽字会意为鲁莽任性，引申为莽汉莽夫。
《史记·秦本纪》载孟贲为秦武王手下诸勇士之首，他随秦武王去洛阳观看周天子之鼎，并竞相举鼎。秦武王因此受重伤而死，由此孟贲被秦国处死并灭族。《史记·范睢列传》范睢向秦昭王陈述自己的政治军事方案，指出孟贲“勇焉而死”，[1]否定孟贲这类鲁莽勇猛。 《墨子·亲士》篇也总结规律指出：孟贲之杀，缘于其勇。好勇斗狠招致杀身，成为共识。 《晏子春秋·内篇》记齐国宰相晏婴“二桃杀三士”。齐景公请来三大猛士，企图震慑齐国内外，晏婴却以特殊手段挑拨刺激三位猛士自杀。晏婴除掉猛士，可能对齐国不利，当时却被看作贤能。《史记·游侠列传》对游侠的总体评价是 “其行不轨于正义”。[2] 《汉书》之后，游侠刺客退出历代正史。古代权威观念是《论语·季氏》中孔子郑重提出的君子三戒，壮年之戒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壮年戒斗观念很有地位和影响。 决定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不在观念而在制度。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属于豪门世族政治。选拔人才，重在门第。汉代察举制，由地方向朝廷举荐孝廉和秀才。豪门世族垄断选拔，故汉末民谣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3] 魏晋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 州郡设中正官品评选拔人才。中正官由世族豪门垄断，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豪门世族层层勾连，世俗力量难以动摇。 唐太宗令人作《世族志》，想以新兴大族压倒旧世族五大姓，结果失败。唐高宗把世族七姓列为“禁婚家”,本想限制他们，反而抬高其声望。唐代士子的人生理想是：科举中进士，婚姻娶五姓女。
关于唐代豪门世族衰亡，史学界长期认为他们在中晚唐五代逐渐衰歇。但近年有研究发现，他们生命力极强，并非逐渐衰歇，而是直接遭受猛烈暴力打击才消亡。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 2017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谢宇荣翻译。研究方法独特，基本不作理论推导论证，而集中于墓志研究，依靠统计学方法。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都藏有大量墓志拓片，各地博物馆收藏墓志以及实物不少。 谭凯统计豪门大族墓志3000多方，从安史乱后到五代时期。墓志反映具体情况：居住地点、父母子女、婚姻关系、入仕任职，亲眷师生等。内容详实，准确性高，是墓志特点。谭凯说自己主要制作数据库，系统统计比较婚姻、亲戚、子孙、居住、生卒、职官等信息。谭凯基本结论是：
豪门世族在安史乱后依旧强大，他们以家族亲戚师生等等关系紧密连结,居住地逐渐集中于东西两京和两京走廊。生存策略是增强联系，提高竞争适应性。他们对外放节度使、任满回京述职诸多方面都遵守朝廷规矩；得失成败不争一日之短长；总体上凭借庞大深厚关系网，长期把持中枢，左右朝政与科举，群体实力总体不衰。 然而豪门世族在黄巢之乱和五代时期急剧毁灭。黄巢两次攻占长安，大量杀戮高官和世族。朱温杀戮唐朝宗室和公卿大臣极多。他杀死唐昭宗,立13岁的李柷为帝，即唐哀帝，很快又害死唐昭宗其余九子，把九位皇子都沉尸九曲池中，对外宣称失踪。唐哀帝禅位之后朱温仍然害死他。 朱温在黄河白马驿杀尽崔远、裴枢、独孤损等公卿大臣数十家族，浮尸满河。宰相崔远出身博陵崔氏，此前朱温已经杀掉出身清河崔氏的宰相崔胤及其家族数百人。崔胤父祖数代为宰相，根基深广经验老到。崔胤三次罢相四次起用，与宦官集团缠斗，韧劲十足，借助朱温的力量，杀光庞大的宦官集团，并在唐昭宗支持下统领禁军，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兼领禁军的宰相，由此可见豪门世族在晚唐变得务实坚毅狠辣。 然而朱温等武人更狠辣，不给豪门世族时间和机会，直接肉体消灭。山西李克用父子，关中李茂贞，四川王建，扬州杨行密，蔡州秦宗权等等太多军阀，都残酷杀戮豪门世族。50多年混乱中先后建立五个朝代及南方十国，竟没有一个是门阀世族建立。门阀世族被武人群体无情扫出历史舞台。谭凯说五代之后不见门阀世族墓志，其实反映社会结构变化。
二、莽汉审美的社会基础与民族背景 莽汉审美的出现，联系三种社会原因。 第一，豪门世族衰亡和平民精英草莽好汉崛起，标志社会政治结构变化。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失去土地啸聚山林者不少。周世宗柴荣鉴于军队战斗力弱,朝廷倚重的侍卫亲军也怯战,决定组建一支强悍军队,征召各地“强人”入伍，还专门声明：强人可以来自山林草莽，其实就是征召绿林草莽入伍。这支新军队即殿前军，地位高于侍卫亲军，当时出身绿林草莽绝不低贱。 汉唐以来延续的里坊制度在宋代崩溃，宋真宗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正式设置坊郭户。城市游民闲汉群体发展很快，精神面貌恣肆自雄。通俗娱乐市场形成，艺人生存状态改善，还可以自由流动。 宋代学者李觏《富国策》特地指出通俗娱乐艺人不在四民之列，其精神状态尤为俯仰自得。这些都是促成莽汉审美的社会及文化心理基础。 第二，宋元时期国家民族矛盾紧张，给莽汉审美提供了特殊刺激和动力。
宋代国防孱弱，受辽国西夏和金元欺负，年年纳贡，自称子侄。爱国志士耻辱悲愤，文艺审美愤慨激昂，呼唤勇猛强悍。南宋半壁江山沦丧，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作品大声呼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南宋和金元时期，社会上流民和游民激增,给瓦肆勾栏直接影响。文艺创作流荡着呼唤勇士莽汉的渴望，追求勇猛强悍、粗豪阳刚的审美宣泄。 第三，社会黑暗激发民众反抗行为和心理，是孕育莽汉审美的深厚土壤。宋代官僚队伍庞大，对外不断纳贡，对百姓的压榨异常沉重。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劳役压榨，使民众愤怒郁积。《水浒传》贯华堂本第十四回阮氏三兄弟激愤议论官府黑暗、官吏盘剥压榨百姓。金圣叹评点说：“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4] 中国文化精神关注现实，政治清浊与人们的命运，是文学的长久主题。莽汉审美宣泄人们内心郁积的愤慨，也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 唐末五代是平民好汉、草莽壮士崛起之时。他们或揭竿而起，或投身行伍，地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将相王侯。五代只有李克用父子本是沙陀酋长，有特殊民族政治背景。而朱温、石敬塘、刘知远、郭威、赵匡胤、钱镠、杨行密、李昪、王建等多人，其实都是平民发迹直达权力顶峰。 五代距离宋代最近，莽汉崛起，豪杰起家，都是不久前的事情。这类记忆与说话故事融合，新鲜刺激又可信。说书艺人北宋尹常卖、金代刘敏、元代朱桂英等多人，都以说五代史故事知名。霍四究说的三国及其他讲史平话,其实都有平民发迹故事。
刘关张桃园结义起兵，刘备号称皇叔，其实他若不起兵，只能继续做卖草鞋的平民。秦琼、程咬金、尉迟恭、薛仁贵原本都是平民，竟然成为讲史故事主角。历史上唐太宗征辽变成说唱文艺的薛仁贵征辽。赵匡胤早年与结义弟兄行侠仗义、闯荡冒险的故事曾经流行。 面对社会黑暗，揭竿而起敢于抗争，是莽汉审美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平民英雄向往人生畅快，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甘平庸，勇于冒险，才能够发迹变泰。 这种精神状态和人生道路吸引力很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演说讲史平话的说书大棚中，日日听众爆满，不受风雨寒暑影响，深层原因在此。
三、莽汉审美在宋元通俗文艺中的表现 我们结合具体作品把宋元通俗文艺中莽汉分为四个群体。
第一群体指元刊《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等人。《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的作用和气势远远超过关羽，他单人独骑打败数十万黄巾军。他夜入太守府杀光其全家。他杀死督邮，大卸八块。他独自打败吕布，悍勇鲁莽至极。明成化词话刊本起源可能很早。花关索故事中张飞作用很大。张飞和花关索故事可以反映早期莽汉审美风貌。 第二群体是五代至宋初的莽汉英雄。金元刊本《五代史平话》中有朱温、刘文政、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史弘肇等。这些平民好汉皆泼皮无赖、好勇斗狠、喝酒赌博、揭竿造反、投军打仗、闯荡冒险行为不断，反映新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倾向，对儒雅温良的正统审美规范构成颠覆冲击。五代时期的莽汉故事特别容易打动宋人④。 《五代史平话》中莽汉英雄及元杂剧李存孝等故事，都是莽汉审美作品。冯梦龙拟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可能源自宋话本的莽汉审美故事。 赵匡胤和郑恩的莽汉故事曾经发达。赵匡胤与郑恩、柴荣结拜兄弟闯江湖；还有赵匡胤结拜十兄弟闯荡故事；元杂剧有《千里送京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四库全书》杂史类收《艺祖受禅录》、《飞龙记》、《景命万年录》三书，均出《永乐大典》，也是起源较早的有莽汉风格的赵匡胤故事。 明嘉靖书商熊大木编撰《南北宋志传》，载入赵匡胤郑恩的莽汉故事不少。清代吴叡编撰赵匡胤故事《飞龙全传》，有些资料的来源较早。戏曲《打瓜园》、《三打陶三春》、《斩黄袍》等风格劲爆的郑恩陶三春故事，都关联起源较早的赵匡胤与郑恩的莽汉故事。 第三群体是程咬金、尉迟恭、薛仁贵等隋唐莽汉英雄。程咬金、尉迟恭等人都具有莽汉英雄特点，元杂剧有《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尉迟恭三鞭换两锏》等作品，反映他们的故事起源较早。
薛仁贵普通平民从军而立功发迹的故事影响很大。赵万里在伦敦图书馆从《永乐大典》辑出《薛仁贵征辽事略》，当是宋元作品。明成化词话《薛仁贵跨海征辽》编排混乱，可能存在更早的旧刊本。在整个隋唐故事中，这些莽汉英雄地位重要，甚至有成为故事主人公的趋势。 第四群体指南宋产生的莽汉英雄。罗烨《醉翁谈录》所说“中兴名将”张韩刘岳故事中，牛皋可称莽汉英雄。小说类说话名目中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大虎头等多人，都颇有莽汉英雄特色。总体看来，宋元通俗文艺中兴起莽汉审美，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文艺现象。 注释： 1水浒人物研究特别李逵形象研究是近些年研究热点，参与研究的著名学者与青年才俊很多。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是暴力文化与黑帮文化，李逵是其典型代表。这类著述已经出版很多，如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三联书店，2010年；无斋主人《黑话水浒——梁山的黑帮岁月与江湖法则》，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十年砍柴《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韩立勇《宋江是怎么当上老大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郭帅《揭秘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沈阳出版社，2018年；辛可《逼下梁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仓土《李逵日记》，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等等。因为《水浒传》李逵有具体故事和生动形象，上述否定李逵的观点影响很大。 古代小说研究界很多人不赞同上述观点和研究方法，认为应当深入历史文化与文艺思潮研究，深入挖掘水浒文化演变线索及规律，为此曾举办过多次会议。 菏泽学院水浒文化研究院是山东省重点研究基地，2015年4月14—16日，菏泽学院水浒研究院与山东水浒学会举办高端论坛，复旦大学黄霖、福建师大齐裕焜、《明清小说研究》萧相恺、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南开大学宁稼雨、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山东师大杜贵晨、山东大学王平、扬州大学董国炎等人集中讨论《水浒传》文化价值和人物性质，认为李逵形象研究已经成为水浒研究一个“死结”，须要作为典型深入解析。笔者认为 “莽汉审美”研究是理解文艺思潮发展与李逵形象演变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水浒小说文本发展过程中，戏曲与说唱文艺发展演变中，李逵形象不断变化提高,受到各类艺人和文人长期修改加工。这个艺术形象的演变与社会文化发展进步是同步进行的。 2.见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怀林《水浒传一百单八人优劣》；第188页《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评》；第206页李贽《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第284页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第290页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回评》等文。 3.见董国炎《论水浒文化两重矛盾碰撞与起伏式传承》，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1期。 4.见董国炎《论<水浒传>对<五代史平话>的承袭》，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 岳麓书社1988年版《史记》第622页。 [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史记》第944页。 [3]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张松辉 张景注《抱朴子外篇》上册，第389页，中华书局，2013年。 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五《后汉桓灵时谣》，中华书局1979年版《乐府诗集》第四册，第1224页。 [4]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水浒传会评本》第2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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