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强丨清末开明书店钩沉

摘

清末开明书店成立于1902年，其前身为王氏育才书塾，与1926年创办的开明书店并无任何关系。在其成立之前，育才书塾与东京译书汇编社已经建立了一个从日本到上海再到内陆的图书发行渠道。开明书店成立之后，开始专门从事新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并独家代理销售译书汇编社所出书籍，成为晚清新知识传播路径中的重要节点。开明书店作为晚清上海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其兴起和衰退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它的诞生既得益于清末新政形成的巨大图书市场，又受益于留日学生翻译出版的高质量图书；但是随着清政府对留学生政策的转变，译书汇编社成员大都回国担任要职，开明书店也逐渐走向衰退，最终并入华商集成图书公司。

关

清末开明书店；历史；译书汇编社

作

付永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3期。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有两个开明书店，一个是1902年由“开明书店主人”创办的开明书店，另一个是1926年章锡琛等创办的开明书店（点击超链接可查看相关文章）。对于后者，学界已有较多的关注；对于前者则语焉不详。最早介绍清末开明书店的是陈乃乾先生。陈先生认为，《金陵卖书记》的作者“公奴”就是开明书店的主持人夏颂莱，《汴梁卖书记》的作者王维泰与其侄子王培孙、王立才都是开明书店的股东，这个开明书店与1926年章锡琛等创办的开明书店仅仅是店名偶合。此后对于清末开明书店大都为一般性的介绍，如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开明书店1902年前创办于上海。创办人及主持人为夏清贻、王培孙、龚子英等。店址在四马路老巡捕房东辰字15号。业务范围既出版书籍，也发行期刊。除曾与广智书局、光明书局一起，发行过少年中国新丛书外，还出版发行过[日]尾崎行雄著、王建善译的《支那处分案》（中文书名为《并吞中国策》），冷血译的《虚无党》、汤济沧译的《华盛顿》、苏同撰译的《无耻奴》和《傀儡记》，以及《普通经济学教科书》（王宰善编著）、《世界史要》（吴家煦、吴传绂译补）。曾总代理日本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和《政法学报》在国内的发行工作。开明书店存世时间不长，大约在1909年即并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

开明书店在晚清出版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开明书店排名第四，书店主持人夏清贻还担任过上海书业公所的副董事。而且开明书店与日本留学生群体关系密切，曾代理日本译书汇编社和教科书译辑社所出图书的国内销售。同时，开明书店也是东京爱智会《教育》杂志的总经售处，还发行过我国第一本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所以，厘清开明书店的历史对于研究清末新知识的出版与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晚清的一部重要期刊——《新新小说》——和开明书店也有密切的关系。而学者对这本杂志主编的身份、停刊的原因等问题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能对开明书店的历史做一番详细的考辨，也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支持。开明书店所出版的《金陵卖书记》《汴梁售书记》记录了大量的关于晚清图书销售与阅读情况，极具史料价值，被张静庐先生收入《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但是作者生平模糊、开明书店的出版也语焉不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两本资料的利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开明书店的历史做一番钩沉梳理。

开明书店前身考

1902年7月3日，开明书店主人在《新闻报》发布《创设开明书店启》，标志着清末开明书店的诞生。根据《金陵卖书记》记载，1902年开明书店在南京乡试共售出147种书，共3012部，王之江就此指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认为此开明书店创办于1902年，但观其书目及所贩卖的书籍，选题之成熟，品种数量之齐全充实，可能要早于1902年，因为就百年前的印刷技术水平和编辑加工周期来看，成立伊始就达到这等规模，还是很难的。”笔者认为，开明书店一开始贩卖的书籍种类丰富、选题成熟，与其前身育才书塾有很大的关系。

王氏育才书塾是1896年王维泰在上海设立的，后来发展为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南阳中学，从中走出了顾维钧、钱均夫、巴金等一大批著名人物。1900年王维泰把育才书塾交由其侄王培孙经营。王氏育才书塾并不以举业为目的，而是以出洋留学为目标，以达到“他日学有成效，由官长咨送大学堂考验，用备折冲御辱之选”的目的。李传书《本校沿革概略》中称：“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校中高级生赴日本留学者五人，时中国始有留东学生，本校由此得知彼邦维新兴学状况，而有所考镜焉。”熊月之《上海通史》记载：“1899年，王维泰遣其学生吴振麟、曹汝霖，及其子侄王宰善、王守善等自费留学日本，分习工商律法专科。1901年，遣其侄王植善往日本考查学务，归而改良课程，规则悉仿日本高等中学程度，并设游学各国招待所，由是中外人士，群相推重。”1901年1月1日，留日学生早期社团励志会，在上野精养轩开新年庆祝会，曹汝霖、王宰善二人亦在其中。

《译书汇编》是1900年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法政期刊，有“留学界杂志之元祖”之称。之后创立译书汇编社，专门从事书籍翻译出版工作。《译书汇编》第1期就把王氏育才书塾排在代派处第一位；在第9期本社告白中又称“内陆以上海育才书塾为总代派所”。育才学堂负责人王培孙名列《译书汇编社社员姓氏》，在1902年第1期《本编改良告白》中又称：“各地代派处之报资请悉汇经上海总发行所王君培孙手务，取王君收条为凭，否则与本社无涉。”

而译书汇编社成员吴振麟、雷奋、张宗祥、曹汝霖与王培孙关系密切。王培孙之父王维杰与曹汝霖之父曹豫材在江南制造局共事，甚为相得，两家联姻。1897年王培孙二妹王梅龄与曹汝霖结婚。而据曹汝霖在回忆称：“余暑假回沪，适张仲和（宗祥）、吴止欺（振麟）、陈乐书诸君在沪，因王培孙之介，得以相识。”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而导致育才书塾老师数量不足，曹汝霖也称：“其时培孙才接办育材书塾，该塾为培孙之叔柳生丈创办，因受义和团影响，师生星散，培孙愿继续接办。但教师已星散，非旦夕可聘请，遂请我及乐书、陈希贤（冷血）、雷季兴（奋）、仲和诸人，暂行代课。后教师聘定，我等即东渡矣。”由此来看，王培孙与江浙籍留学生关系密切，王氏育才书塾凭借着这种特殊关系也就成了译书汇编社的代办中心。

1902年，开明书店主人在《新闻报》发布《创设开明书店启》。同年《译书汇编》第2卷第9期总发行所由育才书塾变为开明书店。章宗祥在《任阙斋主人自述》中称，“培荪创设开明书店，《译书汇编》及其他译著皆由开明经售”。而且开明书店与育才书塾的组织均为同一批人。1903年8月17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敬告河南学堂之学生》，其中明言“上海王氏开明书店”。严修在其日记中记载，1904年5月25日午后到四马路开明书店访王维泰先生不遇。王维泰既是育才书塾的创办者，也是开明书店的经营者。1904年5月26日，王维泰与王培孙设宴款待严修，严修记载当时夏清贻和龚子英的职务分别是育才学监、育才教习。1905年8月5日《申报》所载《书业签允不买卖美货》又谓“其后开明书店龚子英君、夏颂莱君相继演说”。据此可以确定开明书店的前身应为育才书塾。

从育才书塾到开明书店，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清末新政。1902年《南洋七日报》转录《苏报》文章《论编译学堂教科书之亟》称：“近日，朝廷特颁诏旨改科举之法，废八股而用策论。又令各省府厅州县一律兴办学堂。风声所动，内陆人士无不鼓舞以应之。市肆中之所谓时务书，自戊戌八月以后无人顾问者，至是复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1902年8月29日《（天津）大公报》刊登《外省新闻·河南》：“今岁顺天乡试、河南乡试、明岁会试均在汴省开场，加以改变制科，汴中风气尚未大开，书坊时务各书多不全备，凡自上海贩运新书者，无不利市三倍。”清末新政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同年也形成了一个出版机构成立的高潮，如文明书局、国学社、蒙学书局、作新社、群益书社等都于1902年成立。所以，与留学生熟稔的王培孙也创办开明书店专门从事新书的贩卖活动。

《译书汇编》第2卷第5期版权页显示总发行所为上海育才书塾，代派所已经有29处，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地。除了位于横滨的新民丛报社需要东京译书汇编社邮寄，其他均由上海育才书塾分配。在开明书店成立之前，王氏育才书塾与东京译书汇编社已经建构了一个从日本到中国的出版发行网络，所以开明书店成立之初所贩卖的书籍种类丰富、选题成熟。

王之江认为，开明书店所贩卖的书籍是由开明书店自己编辑印刷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译书汇编社与教科书译辑社所出版的图书大都在日本印刷，育才书塾仅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开明书店成立之初，也并不以印刷出版为中心，其业务主要集中在发行销售领域，《开明书店广告》称：

本店开设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辰字第十五号，专代各省官绅海内志士购运书籍，以期开通民智、输入文明起见。凡各译局之新书、各学堂之课本，以及东文、英文之书均可代寄。又代各省学堂配购中英东文教科读本等书，并发行译书汇编社各书、中学教科辑译社各书、东洋留学生等所译书、育才学堂教科书。如蒙赐顾，请即开单寄交本店，无不悉心酌配妥速代办。如各地志士有新译新著之书，本店可代印代销，力为推广，以副众望。本店零趸格外从廉，庶几新书盛行而人人易于购读，特此广告诸希鉴亮。欲知本店书目，请看《中外日报》及明日《新闻报》。

所以，两本卖书记后附的书目很大一部分是贩售书目，而不是出版书目。

开明书店始末考

1902年开明书店正式成立。成立前后，书店有两次“赶考售书”：第一次是在1902年，夏清贻参加江南乡试顺道售书，并把在南京的售书情况记录在《金陵卖书记》中；第二次是在1903年，顺天会试在开封举行，王维泰赴开封售书，他在《汴梁卖书记》中也记录了这次售书的详细情况。同时借助这两次“赶考售书”，开明书店还分别在南京和开封设立了分店。1902年8月16日在《新闻报》刊登的《〈中国学术史纲〉乡试必需》末尾就出现了“南京由开明分庄及明达书庄代售”的记录。1903年8月17日《（天津）大公报》载《敬告河南学堂之学生》也有“上海王氏开明书店已分设汴省，售价甚廉，中外各报纸不十日可寄至”的记录。

1902年“开明书店主人”在《译书汇编》杂志和《新闻报》发布《创设开明书店启》，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当时购书的五种困难，以及创立开明书店的原因。

世局日新文明大启，朝廷孜孜求治，各省官绅仰体上意设立学堂，购备中外图籍以开民智，虽偏僻之地亦皆靡然向风。而海内志士又复热心爱国，锐意于新学问，凡所以开风气增智识者，无不兴举。如编译局、藏书楼、讲习社等次第设立，学堂、科学日渐讲求、日渐完备，而东英文书籍之研究传译进步益速。此虽运会使然，要非各省官绅、海内志士之提倡，曷克臻此。

顾犹有难者。文化之进步尚在萌芽，荜路蓝缕，自不能免种种困难之境。译书日多，优劣参半，未经提要，源流不明，不知何者当购何者不当购，其难一也。小品下乘，已多传述，鸿篇名著，尚未流传，其弊也，驳杂而难语精专，琐屑而不成片段，志学之士得门无从，其难二也。书贾射利，本无学识，改头换面妄行增删，慕名而购之者，往往阅之而大失所望，其难三也。东西书籍新旧迭更，流派各别，欲研究何学应购何书，未经熟悉，抉择多疏，远隔重洋，访求未便，其难四也。英文之书浩无畔岸，无论专门名家之作，从未有人问津，即学堂读本书大半取法乎下，习用其一不知其二，而其他学科无论矣。求一习字簿之佳者不可得，而其他文学之书无论矣，其难五也。原因至多不可以一言尽。

爰集同志在上海通商钜埠，创设开明书店，专为各省官绅、海内志士购办东英文书籍，及各地译局之新书、各学堂之课本，又代各省学堂配购中英文教科书读本等书，并发行译书汇编社、中学教科辑译社、泰东时务译印局、东洋留学生等所译书，育才学堂教科书。凡上海各新出之书无不全备，冀以助维新之盛治，开文化之新机，缘述大凡以告同志。

一、凡各省官绅、海内志士欲购何种书籍，请即开单寄交本店，或指明何书、或代为选购。本店无不妥速代办。

一、本店除代购外，一切东西洋应用最繁之书，无不置备。

一、代购西洋书须价值在百元以外，先付书价三分之二，方可专寄。倘为数过微，则俟集数汇购，未能从速。东洋书不在此例。

一、新译各书本店均有寄售，或零售或趸批，价均格外从廉，以期广开智识。

一、本店发行书报，如各埠有愿代售者，均照该书报代派例一律折扣。

一、各省新设学堂甚多，内陆见闻较滞，所需中英文各种读本、教科书选购极难，本店均可各就所宜，悉心酌配，无不尽善。

一、各地志士如有新译新著书籍，本店可代印代销，无不格外克己。

一、本店除售书外并随时印行书目，凡新出之书，悉为提举纲要以告同志俾便选购。

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辰字第十五号开明书店主人启

根据《创设开明书店启》可以把当时开明书店的业务范围归纳为三项。第一，零售批发各种书报。“新译各书本店均有寄售，或零售或趸批，价均格外从廉，以期广开智识”，同时，对于开明书店自己发行的书报，如果各地有愿意代派者一律折扣。第二，代购各种书籍。购书者把书单寄交开明书店，书店就可以代为购买，但是“代购西洋书须价值在百元以外，先付书价三分之二，方可专寄。倘为数过微，则俟集数汇购，未能从速。东洋书不在此例”；同时，开明书店还为内陆各学堂专门选购中英文教科书。第三，代印代销。“各地志士如有新译新著书籍，本店可代印代销，无不格外克己”。当时开明书店经营着一个活版印刷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的《印度灭亡战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的《侦探谈二》等都由开明书店经理的公利活版所印刷。公利活版所位于上海四马路东，开明书店则位于上海四马路辰字15号，这里是当时著名的文化街，时报馆、商务印书馆等都位于此。

1904年6月13日开明书店在《时报》发表《合资社会开明》广告：

出版：编纂译著各学堂教科书，及名科新书均出教育名家、学界名人之手，版本精良，定价尤廉。

发行：教科各书，教育、政法、经济、历史、地理、化学、算术、唱歌、图画、体操、手工、本国文、外国文、学报、说部，凡新出各书，除大谬者外，无不备。

代购：学堂用外国图书，凡吾国所无之本均可代为订购。

代售：海内新著，凡不背本社发行之旨者，一律可为代售，分销各省，以速文明之普及而蜚名著之声香。

印刷：本社自备印刷机器，特辟工厂，除自印外，不论巨帙零件均可代印、校对、装订，加意精善，取价特廉。

制版：无论铅版、纸版、活字版、电版、木版、彩色版均可代制、代存，其最精之版，吾国所无者亦可代向外国定制。

印书机器：一切印书所用大小各机器，一切零件以及铜模、铅字、花边、电气铜版均备订购，不误期。

学堂用品：图画、标本、仪器、风琴、誊写版、测绘器等均可代办。

四马路巡捕房东辰字十五号开明书店，上海新闸新马路福海里五百十二号开明印刷部

这时开明书店的业务比之前有所增多，除了出版发行、代购代销之外，开明书店还新增了印刷、制版、订购印书机器、置办学堂用品等业务。这时，开明书店的印刷机构也从上海四马路的公利活版所变为新马路福海里的开明印刷部。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的《印度灭亡战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的《侦探谈二》等都由公利活版所印刷；而光绪三十年（1904）之后开明书店出版的《侦探谈三》《英特战记》《印度灭亡战史》均由开明印刷部印刷。从1902年到1904年开明书店除了在业务、印刷部门上有变化之外，其所有制结构可能也发生了变化，从“上海王氏开明书店”变为了“合资社会开明”，从个人业主制变成了合伙制。

1907年7月24日《申报》刊登《开明书店迁移》启示：“本店向在四马路东首已历六年，兹迁移棋盘街同芳居对门，元字十五、十六号门牌，照常交易诸君赐顾惠函均请送至棋盘街不误。”开明书店的这次搬迁应该与并入集成图书公司有关。集成图书公司是由席裕福创办。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9月席裕福发起中国图书公司之举，但是最终因为路线分歧，席裕福另创集成图书公司，并于1907年9月禀准农工商部立案准办。在1908年6月28日《申报》刊发的《华商集成图书有限公司招股章程》中，夏清贻与席裕福都列名于发起人。龚子英也是华商集成图书公司股东之一。此后集成图书公司广告落款大都为“总发行所上海棋盘街本公司，发行所点石斋、开明书店”。

集成图书公司的宗旨是，“集中国所有之资本，编印中国所用之图书，以保中国之教育权，而杜中国之漏卮”。所以最开始大量编辑出版教科书，但是当时教科书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所出版的教科书并未畅销，转而利用石印技术大量刊印古籍，如《九通》《皇朝政典类纂》《光绪朝东华录》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建立，因其所出之书与政体抵牾导致亏损严重，最后不得不设法盘出。陆费逵在《论中国教科书史书》中称：“丁未，尚有席裕福等发起之集成图书公司，延夏清贻为编辑长。所出各书，亦未大行销。民国元年，刘成禹、张百烈等，组织民国第一书局，即系盘集成改组者。越二年，迁移汉口，无形消灭。”

对于开明书店的停业时间，目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王之江认为：“1907年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合并，组成集成图书公司，夏清贻被聘为编辑长。”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则认为：“开明书店存世时间不长，大约在1909年即并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两人都认为开明书店并入了集成图书公司。1910年2月5日《申报》刊登的《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广告》中也提道：

上海石印之法权舆于点石斋，而铅印之精细宏富则以《古今图书集成》为首屈一指，三十年来早已脍炙人口矣。本公司为合群兴业、挽回利权起见，裒集巨赀，将该二局之机器铅模、图书、板片全数承购，而又益之以开明书店、申昌书局，四者合而为一，定名曰华商集成图书有限公司。禀经农工商部暨学部批准立案。

可见开明书店确实并入了集成图书公司。1904年出版的《致富锦囊》，由开明印刷部负责印刷，开明书店负责发行。到1915年《致富锦囊》再版，总发行所依旧是开明书店，但印刷所已经变更为民友社。根据陆费逵的回忆，1912年集成图书公司改组为民国第一书局，1914年迁往武汉。由此可知，开明书店并没有随着集成图书公司的消亡而消失。

《新新小说》是由新新小说社编辑出版，由开明书店负责发行的一本小说杂志，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就认为：“说是《新新小说》社编辑和发行，其实就是开明书店创办，为三楚侠民（龚子英）独立主持。”1904年《新新小说》第1、2期由作新社负责印刷，从1904年第3期到1906年第9期均由开明印刷部印刷，1907年第10期印刷所由开明印刷部变为集成图书公司。所以，并入集成图书公司的很可能是开明印刷部，而开明书店作为一个单独的销售机构还保持着一定独立的地位，因此1915年开明书店还能再版《致富锦囊》。之后在上海书业公所档案《1917年上海书业同行一览表》中却没有开明书店。我们可以推断，开明书店消失的时间可能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而消失的具体时间还有待考证。

开明书店人员考

开明书店由王培孙创办，而王维泰、夏清贻和龚子英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四人对于开明书店的成立与发展关系密切，所以下面对这四个人的生平以及和开明书店相关的事件进行简要论述。

1

王培孙

王培孙，名植善，以字行。王维杰之子，江苏松江府上海县人，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卒于1952年，享年82岁。早年从事科举，曾考取上海县秀才，之后入江南制造局支应处工作，旋辞去。1897年，王培孙曾与同乡好友雷奋、陈景韩报考湖北武备学堂，失败而后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

因为王培孙、章宗祥、雷奋、杨荫杭等均为南洋公学学生，所以译书汇编社成立后，王培孙也名列社员之列。目前学界认为译书汇编社及《译书汇编》的创办者为戢翼翚，而其主要依据是1902年出版的《译书汇编》第二卷第1期中《译书汇编社社员姓氏》把戢翼翚排在第一位，其次才是王植善、陆世芬等。笔者认为其创始者应该是和王培孙相熟稔的江浙籍留日学生。

首先，译书汇编社成立的时间明显晚于《译书汇编》。1902年10月苏松太兵备道袁为为《译书汇编》发布版权保护告示，其中称“据留学日本法科大学学生吴振麟等禀称，窃生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日本东京纠集同志创设译书汇编社”。而《译书汇编》杂志则在1900年下半年就开始发行，所以不能以译书汇编社的社员姓氏排序来确定《译书汇编》创始人。《译书汇编社社员姓氏》之所以把戢翼翚、王植善分别排在第一、二位，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在内陆的重要联系人。1902年出版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中称，“其神户、上海、天津三处均有本馆赞成员代为经理”，其中上海为“上海戢君元丞，上海新马路作新译书局，又王君培孙，上海大东门内育才学堂”。

其次，在《译书汇编》第1期《简要章程》中称“是编由同人捐资创办，尚祈同志之士慨与资助，当酌量赠书以酬高谊”，所以创始人应该不是一个人，而除了戢翼翚之外，译书汇编社社员的籍贯大部分都是江浙地区人。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同时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所以，戢翼翚并不是《译书汇编》的创始人，《译书汇编》的创始者应为江浙地区的留日学生。《译书汇编》总发行所一开始为育才书塾，后来变更为开明书店，却不是戢翼翚创办的作新社。这一点也能从侧面说明《译书汇编》的创始者应该是和王培孙相熟稔的江浙籍留日学生。

王培孙虽然是译书汇编社社员，但是其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担任南洋中学校长长达五十余年，多次受到清政府以及民国政府的嘉奖，是“教育救国”的践行者。同时，他作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取得的成就也不容小觑。1912年王培孙与南洋中学教员汤济沧在林荫路开设利川书店，大批购入古籍。当时人多不重视地方志，王培孙却人弃我取、尽量收购，遂成南洋中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特色。

2

王维泰

王维泰，字柳生，晚号未叟。江苏松江府上海县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卒于民国十年（1921）。幼时跟随嘉定吴小庾读书，及年长，遂为金山钱氏经营典业。1893年入京，见政治腐败，国家衰弱，遂有意创办学堂，教育青年，为国储才。王维泰于1896年创立上海王氏育才书塾。1902年继夏清贻南京售书之后，王维泰也于1903年赴开封“赶考售书”，并著有《汴梁卖书记》。1904年南翔商会成立，王维泰被推选为第一任商会总理，主持商会事务。1905年广方言馆改制为兵工专门学堂，王维泰任校长。之后，子侄纷纷成立，王宰善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被清政府赐举人出身，用为河南即补知县；侄子王守善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被清政府赐举人出身，用为商部主事。于是他纵情山水，漫游河洛京奉，民国十年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南翔王氏是当时上海的著名家族，以经营沙船业起家，因诚实守信被当地人称为“王信义”。在开明书店也有很多王氏族人的身影。如王维泰《汴梁卖书记》中称，“由朱仙镇至汴城，同伴金君颉云偕毓才侄为先导”，毓才即为王毓才。1904年开明书店出版王立才《致富锦囊》时，王毓才负责印刷和发行。王立才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很多日文著作。早在1899年他就出版了《葆精大伦》，之后又出版过《生殖器新书》《并吞中国策》《生物之过去未来》《致富锦囊》等书，他还从事教科书的编译，出版过《初等国文教授》《国文教授进阶》等书，而这些书大都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同时他也任教于育才学堂。其兄王引才也曾任教于育才书塾，后官至吴县县长。王维泰儿子王宰善，虽然不是译书汇编社社员，但通过译书汇编社出版了《爱国精神谭》《普通经济教科书》等书。王氏家族与开明书店、育才书塾、译书汇编社都有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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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清贻

夏清贻，字颂莱，号公奴，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享年六十五岁。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修业。1902年前往南京参加乡试并顺道售书，撰成《金陵卖书记》一书。之后任育才书塾学监，同时与王维泰等人一起经营开明书店。1907年夏清贻与席裕福等共同发起集成图书公司，并被聘为编辑长。同时，夏清贻还参加了上海学界、报界同仁发起的宪政研究会，并在会刊《宪政杂识》上发表《对于立宪问题之思想》《中国法制原论》。辛亥革命期间，夏清贻与廖宇春代表北军，与南方革命军代表顾忠琛展开谈判，直接推动了南北冲突的和平解决。廖宇春在《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中评价夏清贻，“热诚毅力，奔走南北，往返数次。且于大廷广众之中，神采奕奕，慷慨陈词，剖说利害，娓娓不倦。文明书局，旅泰旅馆之会议，大有诸葛公舌战群儒之概”。此后夏清贻逐渐走向政坛，后历任众议院秘书、文书科科长、国务院秘书、实业部合作局长等职，民国二十九年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二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

夏清贻文笔绝佳，《新民丛报》介绍新书专栏曾经评价《金陵卖书记》：“此书乃最有趣味之作。读者殊可以见内陆学界之情状，以此眼识可以调查国情矣。其措辞谑而不虐，可以规尽新学界、旧学界之人。其文笔优长，富于文学风味，尤近日出版界不多见者也。”他早年投身出版行业，编译过《英特战记》《十九世纪世界大势论》《普通地理读本》《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等书。他对翻译也颇有心得，提出“译撰书者，总须为内陆人计，总须为能销入内陆计”；以历史类为例，他提出，“人地名勿歧出”“和文名词勿多用译”“附图须精善”，在当时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同时，他重视小说在启蒙民众中的作用，“以小说开民智，巧术也，奇功也，要其笔墨决不同寻常。常法以庄，小说以谐；常法以正，小说以奇；常法以直，小说以曲。常法则正襟危坐，直指是非；小说则变幻百出，令人得言外之意。常法如严父明师之训，小说如密友贤妻之劝”，并在《新新小说》上发表多篇小说。他还曾根据奥山朝恭《樱井诀别》的旋律创作爱国歌曲《何日醒》，歌词畅快犀利，深受当时革命志士的喜爱。晚年曾自撰一联“二千里外，曰归已无家，留去任所如谢诸君长别矣；四十年来，相怵以亡国，后先会其适于吾身亲见之”，可见其拳拳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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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子英

龚杰，字子英，江苏松江府上海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卒于民国十一年（1922），享年四十八岁。龚子英曾担任作新社的经理。1904年12月31日，作新社主人和龚子英共同发布《声明告白》：“本社经理人龚子英别谋高就，自今日始与本社绝无关系；凡关于本社生意函件，请与本社直接；凡关于龚某个人之函件，径寄开明书店；特此声明。”之后开始与夏清贻一起经营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曾发行过《新新小说》杂志。阿英《清末小说杂志略》认为，“其以对翻译最有关系，创作殊少建树，故不列入'四大’之内，但'四大’之外，当以此种为主要”。目前学界对这本杂志的主编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主编应为冷血陈景韩，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主编应为侠民龚子英。《新新小说》以新新小说社为编辑兼发行者，以开明书店为总经售处。其中一些作者，如公奴（夏颂莱）、三楚侠民（龚子英）都与开明书店相关。龚子英一开始任作新社经理，其后加入开明书店，所以《新新小说》杂志的印刷处才会从作新社改为开明印刷部。之后开明书店并入集成图书公司，所以《新新小说》杂志的印刷处又从开明印刷部变为集成图书公司。而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也曾提到龚子英编辑《新新小说》，所以《新新小说》的主编应为龚子英。

龚子英在《新新小说》上发表了《中国兴亡梦》《菲猎滨外史》《女侠客》，他还用楚辞体式翻译了《法兰西革命歌琴谱》词，这是《马赛曲》在中国最早的译本。1905年他也参与了上海的宪政研究会，在《宪政杂识》上发表《论中国圆法之害》。1905年上海书业商会成立，龚子英担任书记员；同年，金业公立小学堂成立，龚子英又兼任校长，主持学校事务。1907年开明书店部分并入集成图书公司后，龚子英开始逐渐脱离出版行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财政司司长。

开明书店与译书汇编社

1900年出版的《译书汇编》第1期，其后所附的《已译待刊各书目录》已经有21种之多。章宗祥在《任阙斋主人自述》中称：“同人刊行《译书汇编》，余任编辑，汪衮甫、马君武、王亮俦诸人皆有译稿。发行数年，与学界中之最初杂志比较可谓有永久性。”所以译书汇编社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社团，笔者所见译书汇编社所出诸书有很多并非译书汇编社社员的作品，如译书汇编社发行过严一的《进化要论》、王宰善的《爱国精神谭》、陆规亮翻译的《日本维新活历史》等。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而学堂的设立导致对于教科书的需求陡增。译书汇编社趁此机会成立了分支机构——教科书译辑社，专门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而开明书店则专门负责译书汇编社出版图书的国内发行工作。1903年开明书店在《政法学报》刊登《开明书店代售各种新书告白》：

本店专经售各种新学书籍，与日本留学生诸君订有特约，凡译书汇编社及教科书译辑社所出各书均由本店一手发行，并代购日本文及西文各种原书。邮寄凡速，价格克己，赐顾诸君幸垂鉴焉。

1904年《中国白话报》的《文明介绍》专栏介绍开明书店：“这书店也开过两年了，里头教科书，也有几种好的，就是译出来书，却也比别的书局好些。如政法等类的书，好的也很有几种，内陆交通机关也很灵便。”这些教科书、法政类的书籍主要就是出自译书汇编社和教科书译辑社。而“内陆交通机关也很灵便”则体现了开明书店高效畅通的图书发行渠道。在开明书店成立之初借助两次“赶考售书”，分别在南京和开封设立了分店，拓宽自己的发行网络。除开设分店外，开明书店也致力于发展代派所。《译书汇编》就打出“有愿代派本编者，乞函告上海总发行所，自当按址寄送。代派处至五份以上者，提一成半为酬劳；十份以上者，提二成为酬劳”。包天笑和友人合办的东来书庄就是《译书汇编》代派所之一，地址位于苏州元庙观西。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称，“我们每天看上海来的报纸，见有什么新出的书籍、杂志，连忙写信去接洽，要求在苏州推销”。江南地区传统的书船也是书籍销售的重要方式，所以“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一排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译书汇编社、开明书店和内陆的各种代派机构，建构了从日本到上海再到中国内陆的图书发行网络。《译书汇编》杂志以连载翻译为主，1903年改名为《政法学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法学的刊物。梁启超曾称赞《译书汇编》，“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诵”；冯自由也称，“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然而《译书汇编》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其优质的内容，开明书店灵便的内陆交通机关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章宗祥回忆日本留学时称，“在日华时，同人聚谈国政，革命之思想，发达甚速。每星期日，与成城同人之维新派会合（自湖北来者，有思想极旧之人，当时目之为顽固派，不相往还）组织励志会”。励志会会员戢翼翚、秦力山、傅慈祥等回国参与汉口唐才常起义，梁启超、孙中山还在红叶馆设宴送别。章宗祥当时暑假回国亦想参与，而被黎科劝阻，“君年尚幼，宜回东读书，此时任我等为之”。王培孙也曾为起义失败逃来上海的蔡锷、范源濂置备行装，转往日本。然而自1901年废八股、改策论后，清政府开始有酌用东西洋毕业生之议，“留学生之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而译书汇编社成员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等以稳健自命，凡遇政府官员赴日考察，辄为之翻译引导，逐渐与官场接近。金邦平曾参与章太炎、秦力山发起的革命团体——少年中国会，旋即被章宗祥以明哲保身相劝告，于是宣告脱会。1904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提出了由学务大臣统一举办海外归国留学毕业生考试的办法，同年，译书汇编社社员大部分回国，译书汇编社解体，《政法学报》停刊。在之后的考试中，译书汇编社社员金邦平、曹汝霖、钱承志、戢翼翚给予进士出身；陆世芬、王宰善、王守善授予举人出身。而章宗祥则在之前被肃亲王善耆保举赐进士出身。之后他们在晚清政坛上崭露头角，其中曹汝霖、章宗祥、汪荣宝和陆宗舆被称为“四大金刚”；而进入民国之后，金邦平、曹汝霖、章宗祥、汪荣宝，又和陆宗舆、梁士诒、张一麐、施遇分别出任财政、交通、教育、司法、外交等要职，而被时人称为“八仙过海”，成为手握重权的政治人物。

译书汇编社解体后，开明书店在《时报》发表《合资社会开明》广告，拓展业务范围。然而失去译书汇编社和教科书译辑社的支持，开明书店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之后虽然代理过日本教育杂志社的《教育》和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但是持续的时间都非常短，《教育》杂志停刊时间不详，但是现存仅有2期；而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仅出版1期就已停刊。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新新小说》原定12期为一结，但从1904年到1907年一共仅刊行了10期。在最后两期的《本报特白》中说道：“自八期出版后，编辑同人或随使出洋，或孑身远引，以致九期迟，而十期愈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开明书店的出版情况。随着清政府对留学生政策的转变，译书汇编社成员大都回国任职，开明书店也逐渐走向衰退，最终部分并入集成图书公司。

结  语

1902年夏清贻在《金陵卖书记》中称：“自志士东游以来，译本书如风发云举，一切学科日见进步，政法诸书尤辟浑茫，欧西巨子之学说，滔滔焉飞渡重洋，竞灌输吾同胞之意识界矣。然内陆人士之性质，毕竟尚含大陆气候，文明空气未易骤吸，要其所购新书，皆其导火线也。”同年年底，蒋维乔在日记中总结了其一年中所看的书，并称“要而论之，是年者，余之学术之思想大改革之年，不可不留纪念也”，查其所阅之书，绝大部分都存在于《金陵卖书记》所附的书目之中，其中还包含一部分译书汇编社所出书籍。而开明书店作为译书汇编社独家代理机构，作为“专卖新书”的一个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在晚清的文化变革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外的新知识生产中心，另一方面又通过高效的发行网络把这些书籍发往内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的目的，成为晚清新知识传播路径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在清末民初，类似于开明书店的文化机构还有很多。张仲民先生曾指出：“这些文化机构一样在晚近中国的变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因为相关资料的不易见到以及对之的研究成果不多,才使得我们对其重要性缺乏具体而微的认知。故此,潘光哲教授就建议学者们一个一个报纸、杂志、书局来做研究(潘和我交流时没有说及书局,我这里再加上书局),积少成多,慢慢我们就会对晚清的出版市场、文化市场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对于开明书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一些出版史实，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晚清社会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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