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问题去格物——— 文艺复兴的西方哲学 带着结论去格物——— 以朱熹为代表的东方理学家 注定了中西的差距越来越大，西方文明如天空之耀眼星曜，一代代巨夫伟人为解决一个个人类智慧提问而喷薄而出,创造出亘古未有的现代文明，虽然有血肉牺牲，但是从人类整个格局来看，其助力是远远超越其他文明存在的！ 反观东方理学家一直都是人格上不独立的，有奴才人格的存在，小心翼翼地寻找孔孟经典论据，将孔孟之道运用分析封建皇权的合理性，天赋神授，论证社稷即天下，皇帝就是社稷的天然代表，孔孟之道有意被片面，人为僵化地作为结论，得出全是禁锢人心，如何保住皇权及衍生出来的附属物，根本不问为什么，强调经典即天理，似乎山呼万岁即是正义与天理！ 至于元之后的更为甚，因为汉文化相对断层，经过近百年汉族群体性自卑心理，急需在孔孟经典中寻找新的汉人的自信，相比异族统治的元，朱明统治的压抑有过之无不及，并以理学结论，八股取士，禁锢人心。 终明一世，都无法达到宋之高度，相比元，因其统治方式更专制，由于其是汉人统治，所以天然合法性更正义所以导致认为明朝的正当性更强，即使明的思想更禁锢，史料上也很少提及。 所以明终清继，汉族统治者都如此，满人就无理由更把权力更加放松，更无理由放松思想控制，所以，明清事实上是相对大退步是无疑的！ 自秦以后的2000多年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繁荣的最大值在隋唐宋，我们拥有了这段所谓历史，当然本质上也就只是几个统治家族的历史。 没有历史年代，都是标记了统治者年号的纪年，所有一切只与统治者相关，本纪，世家，列传……，哪里有老百姓什么事，真实地与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纵使老百姓占了99%，也不过是史家里的一个字“民”，至于是顺民，刁民，还是驭民，就不得而知了，也就有了后面清末救国图亡中，不知有国，何来救国之说，滥觞流传，因果不爽，这王朝兴替无思想层次地跃迁，仅仅是换个人来当皇帝，周而复始，跳不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从思想史来讲，是没有任何进化的，鄙认为，中国的思想史只能叙事，而没有逻辑递进进步的意义，实在是不知进步为何物，相比孔孟时代的经典思想，我认为是相当倒退的！ 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先秦儒者有着明确的“道统”意识以与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后来“德”与“位”相待而成的观念就由此而起。理想的儒者是君相师儒。孔子将君臣间相互关系原则区分开来，在说“君君臣臣”的时候，还强调的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说明君与臣是对待的、互为条件的。在孔子那里，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样，就把君臣关系统摄于更高的“道”这么一个价值理想上。“道”成为君臣关系存在的前提，丧失了这个前提，臣的一方完全可以终止君臣关系——臣是有主动权的。郭店儒简《语丛一》云：“君臣，朋友其择者也。”《语丛一》云：“友，君臣之道也。”即是说君臣关系是一种朋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语丛三》还说：“父亡恶，君犹父也，……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都把君臣关系看成与父子不同的朋友关系。 思孟学派把“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具体化为“道”与“势”、“德”与“位”的分立，认为“道高于势”、“德尊于位”。《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认为礼乐的制定需要德位统一，也就是儒者与君主的合作。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竟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又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他还把这种态度表述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样的原则贯彻到底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夫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显然，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的，可惜后世，越往后越用之孔孟经典越狭隘，越禁锢，走上穷途末路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学界普遍认为欧洲中世纪如何黑暗，教权和王权犹如利剑压在老百姓头上，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其实中国封建两千多年前何尝不是，只是中国只有一个君权，其他所有天地亲师的权都是用来解释和依附在君权之上的，君主本质上是没有什么敬畏之心的，因为有一大堆偏颇的经典给之阐释，经过2000年的专制进化，君权越来越庞大，以致明洪武后相权被剥夺，本质上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毫无独立性可言，只是中国的史家都是一家之言，根本没有独立性，所以也就没有客观性，实际史实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而老百姓一定程度上依赖家族本位结成的小社会对抗君权撕裂处而苟延残喘，在裂缝中的寻阳光，另外隋以后的科举制，让有一点理想的老百姓金榜题名，也就有一丢丢希望，但这也能喘息2000多年也是奇迹，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忍耐与光明心性，欧洲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首文艺复兴先驱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原旨教为己任，先后冲破宗教束缚，开启点亮西方现代文明，反观东方，除了清末的拿来主义的文化运动，其实对自己文明的真正探究，还是相形见绌，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发展的终极问题，更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华学人有底气，有担当去追问的！ 当然一个不期而至的收获是禅宗佛学，即佛教的中国化，这算是一个唯一的正果，佛学的教义普遍是出世，这与入世的现实还是有不同步的地方，但也直接地影响了明朝阳明心学的发展与臻善，另外的收获是文化上的一些伟大诗人，作家，书法家，画家，艺术家等等。 这都是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树上的果实，实在是璀璨夺目，这可能是现实中过于压抑而产生的艺术性的成果，其背后的哲学逻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与探索，现存的作品都是国宝存于全球各大博物馆供后人鉴赏，也算是薄得一点点宽慰。 即使几个世纪后，其深层次的东方落后于同时代西方哲学逻辑，我们中华学人其实仍然未解开，依然让我们蹒跚不前，就是百年后依然也有重蹈覆辙之隐忧，忆百年之前梁任公忍辱负重，东奔西走，上下呼号，开报著文，踯躅裹行，冀后辈负抱薪之志，浩成启蒙气魄，此任重道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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