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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章 杜甫一进入夔州境地，便觉得自己置身于殊方异域，连连发出“老病客殊方”（《壮游》），“出入异中原”（《贻华阳柳少府》）的概叹。这是因为自渝州以下直到夔州，古属巴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他离开渝州下江向三峡时，便说：“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渝州侯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到云安时又说：“垂老孤帆远，飘飘犯百蛮。”（《将晓二首》）如果这还是概念上的东西，那么到了夔州以后，将近两年的实际接触，他这种概念就变成了具体的形象的实体了。“异俗更喧卑”（《偶题》）、“天路看殊俗（《雪晴》）、“异俗吁可怪”（《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春农亲异俗”（《东屯月夜》）、“诛求异俗贫”（《东屯北崦》）等等，这便是从不同角度观察这个殊方异俗所得的结果。而从他对这种异俗感到“喧卑”、“可怪”，变为不得不“亲”，乃至反对对异俗的“诛求”，我们可以窥见杜甫对此地少数民族，在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和发展。然而，殊方殊在哪里？异俗异在哪里？为了了解杜甫夔州诗中描写的少数民族状况，有必要先对本地的民族状况作一简单的探索，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夔州，从西周时的巴国起，就是百蛮杂处的地方。在巴国境内，除了巴族和中原民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如濮、賨、苴、共、奴、獽、夷、疍等（见《华阳国志》）。秦灭巴以后，各族之间发生过相互混合，除迁徙别处的外，留在川鄂一带的，在汉代被称为“蛮”，魏晋时被称为“獠”。南北朝时，由于战乱频仍，外来的和本地的民族进一步融合，情况又有了变化和发展。下面几条史料值得研究： 荆、雍州蛮，縏瓠之后也。……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 豫州蛮，廪君后也。……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以上见沈约《宋书》卷97） 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萧子显《南齐书》卷58） 蛮者，縏瓠之后，族类蕃衍，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逮魏人失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称侯王，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令狐德棻《周书》卷49） 天和初，信州蛮据江峡反叛，连接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等。（《周书》卷28）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所谓蛮，其本身有縏瓠、廪君两大系，彼此又有相互混合变化的过程。（二）其活动范围遍及今河南南部、湖北、湖南西部、东部等地。（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冉、向、田三氏占据了以三峡为中心的地方，断遏水路，甚至称侯王，杀刺史、守令。这部分蛮族曾经在北周武帝天和元年举行过一次起义，其起义首领便有冉令贤、冉三公等。《周书》卷49记有北周政权派陆腾为大将前往镇压的情形： 晨至水逻，蛮众大溃，斩首万余级，虏获一万口。令贤遁走，追而获之，并其子弟等皆斩之。司马裔（陆的部将）又别下其二十余城，获蛮帅冉三公等。 到了隋唐时期，这里的部分蛮族向西南移动，《新唐书》所载的南平僚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地“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连涪州。”后来发展成为今苗、瑶族的先民。而留在本地的仍占居民中的优势，其中包括獠奴阿段。这部分蛮人，历宋、元、明、清发展成为今天的土家族和苗族，壮族、彝族等。其中冉、向、田三氏的后人至今绵延不衰。 笔者访查奉节县少数民族情况时，土家族老中医、县政协副主席冉玉璋谈到了一段有关其先人的情况可供参证： 唐宋以来，冉、向、田三氏据有上自万县，下到奉节县大溪河，北抵长江，南及湖北利川县方圆数百里范围。解放前，慑于大汉族主义，本族人多已与汉族同化。解放后，鄂西成立了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州，奉节县亦设立有独立的土家自治乡。 以上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点夔地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了解了这些，对于杜甫描写的“殊俗”就有了着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对当时夔人的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的具体描写及其对他们的基本态度。 （一）艰苦的谋生方式 杜甫见到的夔人，最先使他感到的突出的特点不是男耕女织，而是男的当船工，女的背柴背盐。所以，初到夔州便集中写了两首反映他们谋生的诗，一为《负薪行》，一为《最能行》。 《负薪行》的全文是：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有昭君村？ 这首诗，主要写了夔女背柴背盐得钱以应供给（包括家用和赋税）的辛苦劳动。同时也写了“四十五十无夫家”和男子当门女子出人劳动的风俗。这一点《新唐书》有关南平僚的风俗记载中可以得到相互印证：“南平僚”……俗女多男少，妇女为婢。”（见《新唐书》卷222）夔僚的风俗，当可视为南平僚的同类。不过，造成四十五十未出嫁的原因，我们不能单纯从风俗方面，还应该从连年战乱，男子多去应征兵役方面去找。 《最能行》的全文是：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 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 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梢濆无险阻。 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 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 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 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这首诗，主要写夔男善习水性擅于驾船，冒着生命危险与险滩恶水搏斗以营生的情形。同时也写了贫富悬殊的阶级状况和疏慢北人的习性。 这两首诗，是杜甫用饱含着同情的笔调写成的。它揭示了前人未曾得知的夔州贫苦人民的谋生情状，并且举出昭君、屈原，尖锐地批判了夔女嫁不出去是由于粗丑，以及此地没有贤才的错误说法。而王嗣奭却说：“二诗为夔州风俗恶薄而发，末引昭君、屈原，又为夔人解嘲，笔端游戏如此。”（《杜臆》）这实在是对杜诗的歪曲。 烧畲 什么叫烧畲？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专门写有《畲田行》：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 下种暖灰中，乘阳坼芽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 可知这是在下雨之前，烧去预先斫在田地里的草木用作肥料，把种子播在暖灰中，下雨之后种子就萌芽生长，这种方法又称刀耕火种。比起用牛和犁锄耕作的方法来，它是原始的落后的。在古代，许多居住山区的少数民族都是沿用这种方法耕种，杜甫所见到的也正是这种旧法。他写道：“烧畲费火耕（《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烧畲度地偏（《秋日夔府咏怀》）。但他在诗中提到这事并不多。 煮盐 夔州府城附近有盐水，杜甫在《秋日夔府咏怀》中写道：“煮井为盐速。”一个“速”字，说明煮盐的方法很简易，也可想见当时盐业之盛。唐武宗时夔州刺史李贻孙的《夔州都督府记》可为佐证：“城之右五里，得盐井十四，居民利焉。”在唐代瞿唐贾的营业中，盐无疑是一个大宗，而劳作者当然是当地的劳苦大众。直到解放后，鱼复浦的八阵图旁，仍然盐灶累累，水汽腾天，1958年以后才停制。 （二）特殊的生活方式 衣 夔州少数民族的穿着打扮，一般重鲜艳颜色，《后汉书· 南蛮传》早有记载：“武陵五溪蛮，皆縏瓠之后，……织绩衣皮，好五色衣服。”《新唐书》卷222“南平僚”风俗亦载有：“妇人横布二幅，穿甲贯其首，号曰通裙。……男子左衽。”杜甫在《前苦寒行》第一首写道：“楚人四时皆麻衣”。又在《咏怀古迹》第一道写道：“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五溪指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把五溪和三峡连在一起，正说明当时这些少数民族分布之广和他们与汉族杂处的情形。有些贫苦的妇女，除了自织的五色土布衣服外，还喜欢用野花山叶插在头上“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关于这，我们在今天的土家族中还可以找到痕迹。据与奉节紧邻的鄂西土家族人介绍，早些年代人们穿着打扮是：年老的男装，左开大襟；年轻的有领，对襟多扣，头上缠帕子；年轻的白色，年老的青色。女的上装大袖花边，下穿八幅罗裙。穿裤则裤脚上有二至三道花边。（见《恩施县土家族简介》） 食 古代三峡地段的长江多鱼，食鱼是夔人的家常便饭。他们使用网罟、筒桶等工具捕捞，小者如二寸长的白小鱼，大者如二三丈长的黄鱼都能捕到。杜甫写道：“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日日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黄鱼》）“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白小》）这些，对杜甫来说，都是他生平所未曾见而感到“吁可怪”的。然而，入乡须得随俗，所以只好“敕厨唯一味，求饱或三鳣。”（《秋日夔府咏怀》）除了这一味外，别无其它。鳣，或言即黄鳝，只图借这些东西填饱肚子。 住 “巢居”，是夔民的特点之一。杜甫写道：“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雨二首》）。“峡人鸟巢居，其室附层巅。”（《赠李十五丈别》）《新唐书》说：“南平僚……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比《新唐书》更早的《北史蛮僚传》也说：“（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此种形式的住房，在今土家族中仍可看见，他们的住房，“一般是一正一厢或两厢房，一边是火铺。火坑中置三脚架或上悬梭筒，梭筒上悬炕架，这间屋以木条或竹条代替天楼板，既通风，又便以炕东西。两厢是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置猪牛圈。吊脚楼又叫'干栏’。干栏建筑是土家住房的一大特点，这种建筑遍布全县。”（见《恩施县土家族简介》）按：今奉节县境的土家族与此相同。 （三）崇尚迷信 焚山求雨 杜甫在《火》一诗中写道：“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自注云：“楚俗，大旱则焚山击鼓。”这种以为放火烧山，便可惊动龙蛇，兴云作雨的旧俗，是相传已久的迷信活动。《水经注·江水》注云：“广溪峡（按：即瞿塘峡），乃山峡之首，其间三十里，颓岩倚木，厥势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天旱，燃火岸上，推其灰烬下秽神渊，则降雨。”又《华阳国志》也有“县有山泽水神，旱时鸣鼓请雨，”又《华阳国志》也有“县有山泽水神，旱时鸣鼓请雨，必应嘉泽”的记载。烧山的结果如何呢？老天爷还是不下雨，照样热，毒热；有时虽然打雷，可就是不下雨。“雷霆空霹雳，云雨竟虚无。”（《热三首》）杜甫对此是否定的，并认为应对主其事者进行谴责。有的文章把这个“大旱则斯举”的“楚山经月火”，当成烧畲，恐是误解。（见《草堂》1984年2期《杜甫夔州诗中反映的民族问题》）。 鞭石求雨 杜甫在《雷》中写道：“暴尪或前闻，鞭石非稽古。”所谓“暴尪”，就是把有沉疾的人弄到太阳下暴晒，祈得上天哀怜而降雨。这种求雨方式，《左传》早有记载：“（鲁）僖公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礼记》也记有“岁旱，（秦）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所谓“鞭石”，就是鞭打石头。《初学杂记》说：“宜都郡二大石，鞭阳石则晴，鞭阴石则雨”。庾信有“鞭石未成雨”的诗句。杜甫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暴尪或是以前听说过的事，但鞭石则不是考古的事，乃是眼前亲自看见的。可见“暴尪”不一定是夔俗，而“鞭石”则是。有的文章把“暴尪”当夔俗（见《草堂1984年2期《杜甫夔州诗中反映的民族问题》，值得商榷。 瓦卜 杜甫《戏作俳谐体遗闷》第二首中写道：“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所谓“瓦卜”就是请巫师击瓦，看其文理分析以占吉凶。这两句诗连在一起，我们不妨理解为瓦卜和畲田有关，亦即畲田之前先来个瓦卜。这恰与前面所举刘禹锡《畲田行》中的“钻龟得雨卦”相类似的事情。钻龟就是先钻龟甲，再用火灼，看其裂纹，以定吉凶，吉则行，凶则止。烧畲也要瓦卜或龟卜，这就是夔州少数民族迷信鬼神的又一表现。 （四）奉行秦历 杜甫在大历二年写有《十月一日》，其诗曰： 有瘴非全歇，为冬亦不难。 夜郎溪日短，白帝峡风寒。 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 兹辰南国重，旧俗自相欢。 这个被南国之人看得极为隆重的“十月一日”究竟是什么日子呢？仇兆鳌说：“杜集中，凡诗题记日月者，皆志节气也。”这是什么节气？黄生注云：“秦建亥，以此日为岁首。”夏代以孟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代以季冬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仲冬建子之月为正月，秦代则以孟冬建亥之月为正月。汉初仍用秦历，武帝时始改用夏历，后代一直沿用。那末，这个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正月初一，正是夏历的十月初一，可知这一天是夔俗的新年佳节。所以，人们喜气洋洋，大办蒸裹得十分讲究的焦糖之类的食物来庆祝。在杜甫的时代，夔州少数民族以夏历的十月初一为新年佳节，证明其可能是实行的秦朝历法，这是和汉人很大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杜甫常感到的“殊俗”、“异俗”的另一重要方面。难怪他在这前一天就写了《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这个日子当是夔人旧年的最后一日，是夜即为除夕），诗中透露出“年年小摇落，不与故园同”的心情。 （五）善歌 杜甫自渝州到夔州，三年时间里，时常听见当地人民唱的歌曲，而且屡屡写入诗中。“竹枝歌未好，画舫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其一）；“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二）一个“饱”字反映出了处处有歌，处处得闻，同时也反映出诗人“久嗟三峡客”的苦闷。这些歌，杜甫或称之为“竹枝歌”，或称之为“巴渝曲”，或称之为“夷歌”，如“夷音迷咫尺”（《夜二首》等等，总之是指少数民族唱的歌，唱歌者是些什么人？杜甫听见的是舟人，是渔子：“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滪》）是樵夫，是巴童：“谷口樵归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浑不寐，半夜有行舟。”（《十六夜玩月》）还有南翁：“南翁巴曲醉”（《社日两篇》）。南翁，指南楚老人。《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亦有“西蜀灾长弭，南翁愤始摅。”有的文章说“南翁”是指杜甫自己（《见草堂》1984年2期《杜甫夔州诗中反映的民族问题》，殊非。他在《最能行》不是自称“北客”吗？怎么又变成了“南翁”？可见不管是推船的，打鱼的，砍柴的，放牛的，也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歌。他们不仅是劳动时或休息时唱歌，而且在祭余喝醉了酒也要唱歌。兴之所至，旁若无人。 但是，他们唱的些什么内容？怎样唱法的？杜诗并没有交待。这里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刘禹锡和白居易的《竹枝词》来。刘在《竹枝词九首》的序言中说：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这里说明了里中儿唱的歌，其声音虽然有些听不惯，但其思想内容有淇濮（指西周时郑国、卫国）之艳，即多系男女恋爱之事。而其唱歌时，有笛鼓伴奏，歌者还扬起衣袖，跳起舞来。这就是竹枝歌的特点。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间是唐穆宗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时间是宪宗元和十三年至十五年（818－820），比刘早几年。他们相距杜甫在夔州（766-768）只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间，夔州少数民族的变迁，是不会太大的，其烧畲的耕作方面，仍如杜甫所见的相同，其他的风俗习惯也不会有多大改变。那么，杜甫听见的歌和刘、白听见的应该说是差不多的。这些歌，其音调可能比较凄清哀婉，一些迁客骚人听来自然另有一番感觉。所以，白居易的《竹枝词》说：“竹枝若怨怨何人？夜唱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江楼病使君。” 巴人除了平日唱歌外，可能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唱歌时间，这就是劳动较为空闲的冬季。刘禹锡的《踏歌词》第四首说：“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至三春花尽时。”白居易也说：“巴曲春前尽。”(《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现在鄂西和奉节一带的土家族，仍然是山歌之乡。他们当中有所谓“歌师傅”，“歌口袋”，有成本成套的歌词，男的女的唱起歌来讲究几天几夜不唱重复的歌词。秋收季节，特别是撕包谷(玉米)坨的时候，自昏达旦，此伏彼起，绕梁不绝。 这就是杜甫笔下夔州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形。这些完全可作风俗通视之。自古诗家描写夔地风俗如此翔实者杜甫是第一人。对于这里的民情风俗，杜甫是既同情，又厌恶。他同情四十五十无夫家的负薪女，他同情无食无儿的扑枣妇，他同情绝轻死的峡中丈夫，他同情诛求已尽的哀哀寡妇，他也同情拾穗的村童和自己的仆人阿段、信行等等。这是他可以堪称为人民诗人的伟大崇高的一面。但是，他又用了许多厌恶的诗句来表面自己对这些尚处在落后状态的夔俗的看法。“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谁矜坐锦帐，苦厌食鱼腥。”(《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巴罗倦剽劫，下愚成土风”(《赠苏徯》)；“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俗薄江山好”(《续得观书》)等等。把夔人视为“下愚”，把他们的风俗视为“薄”的，“恶”的，他们唱的歌曲也听够了，听厌了，还要不得不跟着他们吃鱼以“求饱”。因此，他感到“斯人难并居”了。一方面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示了厌恶的情绪，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柏茂琳的屋檐下“苦摇求食尾”感到过不去吗？不，这个“斯人”分明是指当地百姓，而不是官们。是不是当地百姓有侵害杜甫的恶行？也不，从他的诗中看不出来。事实上，当时夔州的民风很淳朴的，这可以李贻孙的《夔州都督府记》为证，他写道：“其人豪侠，其俗信鬼神，其税易征，即知其民不偷。长吏得其道者，治之如反掌云。”这是李怡孙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任夔州刺史时写的，离杜甫在夔时间不过七十多年。直至南宋，夔州民风也还是很淳朴的，王十朋权知夔州时，有《题易治堂》诗云：“风俗无难易，治之端在人。古夔尤易治，风俗本来淳。”又有“夔峡民淳狱讼稀，使君无事只吟诗。”(见《梅溪先生后集》)那么，究竟是何原因？我想，归根结底，是由于杜甫大汉族的和封建土大夫阶级的意识在作怪。无独有偶，两百多年后的苏东坡也曾有类似的思想。他在《入峡》一诗中写道：“遗民悲昶衍，旧俗接鱼蚕。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坛。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叶舟轻远沂，大浪固常谙。矍铄空相见，呕哑莫与谈。蛮荒安可驻，幽邃信难耽。”这些都是应该扬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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