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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一些朋友（包括不认识的），他们想找张承志，常常找我要他的地址和电话，甚至托我领他们去找，有的还托我将他们办的刊物给他。很多人认为我与张承志关系密切，其实我与张承志的交往并不多。电话打过六七次，见过3次面。 谁都知道张承志是当今中国最难打交道的作家，他常常暴怒地摔掉电话，拒人千里之外。他那篇著名的《撕名片的方法》1993年发表后就受到了不少人激烈的批判，认为他做作，缺情寡义不近人情。当时，我也认为这种撕名片的形式，太过激烈，大可不必。但现在看来，《撕名片的方法》是一篇深刻绝妙的文化随笔，是与恶俗的决裂。张承志从大把大把的名片中看到了名片时代的虚伪与险恶。他常常被浅薄不遵守职业道德的媒体利用和欺骗，那些人将他的话随意改变，然后发表。这让他十分愤怒。他说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名片的。 我第一次给张承志打电话，可能是约稿。那时我在《中华读书报》谋生。我怀着不安拨通了电话，谈了自己对他新近作品和文坛的看法，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他同意了我的约稿，后来寄来了两篇稿子。后来再联系，是为了出版我编的所谓的"抵抗投降书系"。我与张承志谈到了这套书的构想，得到了他基本的同意，而且他还提供了一些资料。后来这套书只出了两本，一本是张承志的，一本是张炜的。 1995年的夏天，书出来之后，我给他打电话约定给他送书。我知道他住在海军大院距我住的地方非常远，我们相约在复兴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相见。那天可能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阳光非常灿烂，我先到，不久他准时到达。他骑着一辆大而破的自行车，穿一身蓝色、非常旧但非常干净的中山装。猛一看不像一个作家，倒像一个工人，光着头，高大魁梧、形态安祥。他的装束，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带给人一种泥土的亲切，看不到任何的激烈。只有仔细察看，才会发现他一双深邃而忧郁的眼睛，弥满忧患人类命运的永远乡愁。我们谈笑了一会儿，他就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而去，我望着他与他的破自行车消失在西长安街的喧嚣中。 张承志是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泥土一般的人。 在这之前，我到过张承志家两次。 一次是去他家聊天。那时是1995年，正是中国文坛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宽容等重大问题激烈论战的时期。他的家，是一套不大的两居室，家里装饰非常普通。在他的书房里，我看到北墙上挂着一幅大草原的油画。我们非常热烈地交流了一些看法，人生的思想的。我觉得他内心非常敏感柔弱，甚至非常胆小，我当时有些震惊。这是激烈战士的张承志吗？后来我感到他的柔弱是作家的悲悯。作家只有以此柔弱直面世界的时候，才能爆发歌哭天地的伟大力量。这是终极的人文根本所在。 后来又与一位东北某杂志主编朋友去过他家一次。那是在1995年的冬天。那天，那位朋友约了另一个杂志的女编辑去了他家。那天晚上，大家聊天聊得也很愉快。但回来之后，他对我特别是那位主编朋友大发雷霆，说为什么说自己来又带了一个女的来，为什么骗我，那个女的是干什么的。我的那个主编朋友也十分委屈和不满，这么敏感多疑地对待朋友，太让人难过。当时我也很不满，太不值得了。 但这也是张承志，他总是当面表达自己的性格，不管你是否愉快。这是一个有缺点的赤子。 他这样得罪了不少人，得罪了该得罪的人，也得罪了一些朋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拒绝浅薄媒体的包围，才能不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张承志就这样拒绝炒作，拒绝媚俗、媚权，拒绝帮忙帮闲，捍卫了作家的尊严、信仰和文学的高洁。 这几年他常常在文章中反思自己这种激烈的待人性格。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去采访他，他先拒绝了，后来觉得自己过分了，又通过我表达歉意，愿意接受采访。虽然张承志不断地反思自己但张承志并没有与功利的世界妥协。 张承志对自己作品自己文章的反思和批判更是坚定不移，坦诚自己在艺术上的不足和失败，他对自己前些年一些激烈的言辞也进行了自我批判，指出了自己在激动中的浮躁。这在中国其他作家是少有先例的。 因为稿费一事与张承志发生冲突，后来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以后我反省了自己，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张承志要稿费，那是他的权利。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作家，一个完全靠写作为生的人，我为什么要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并且还与之"决裂"？想到这里，我常常感到脸红。 两三年后，听说他到三联办《人文地理》杂志，但《人文地理》杂志只出了一期。我第一次去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已人去楼空。当然，我找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他道歉，然后聊聊天，叙叙兄弟之情。 到现在已经四五年没有见到他了，但一直在关注他的行踪，阅读他的作品。当然，将自己置身与阳光与苦难之间的张承志，这几年，他一直匍匐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直在以笔为旗写着战栗自己和他人的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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