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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代从命名到大面积地铺开，时间跨度不到一年。现在，几乎已到诗界无人不知中间代，无人不说中间代的地步。以黄礼孩和我微薄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这个境况的，一切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间代的提出是适时而有意义，是广大中间代诗人认可并愿意为之尽心尽力的一项诗歌事业。 新世纪以来，由广东诗人黄礼孩发起的70后诗歌运动借助整整两大卷《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而赢得了主流刊物《诗选刊》《诗林》《诗歌月刊》《诗刊》的大力支持，终于修成正果。70后诗群成功地进入中国诗歌史，成为继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一个诗歌链条，被广为评述。那么，在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代人到哪里去了？（中间代理论家潘友强曾在2002年元月1日的第十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期间如此问到。）当所有的理论综述文章在细数中国诗歌史的文字中理直气壮地写道“朦胧诗、第三代、70后”时，所有既不属于第三代，又不属于70后的出生在六十年代的诗人们强烈地感到了一种失落和痛苦。这一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诗坛的中坚力量们因为自身的骄傲和维护个体写作的自尊而沉默地不置一词，但内心的困惑是明显的。横空出世热热闹闹的70后正如他们的代表性诗人康城所说的：“目的明确，不讲客套，有着推广自己的勇气和自信。”而被绕过去的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批诗人却或自愿或心有不甘地保持着李德武所说的“命名不是必须的”这一所谓的信仰而使自己置于貌似超脱实则虚幻的艰难处境里。任何一个对中国当代诗歌史有过了解的人都清楚如下一个事实，即无论是朦胧诗还是第三代的出笼，都是借助诗歌运动或诗歌事件而确认下来的。因为被确认，所以留了下来；因为留了下来，所以被关注；因为被关注，中国的诗歌才不致于断了线，失去解读依据。这是大的道理。从个人方面来说，只要你进入了某一个诗歌时代，你就有可能葆有继续写作的动力，你的写作才能更大范围地进入阅读视野。否则，混杂在芸芸写作者中的诗人在才思枯竭的时候就自然地被淘汰出历史，换一句话，即使你认为自己的诗作是天才之作，但在这样一个浮躁而冷漠的时代，要读者自发地来读到你的天才之作是概率很微小的，要评论家自觉地发现你这样一个天才也是概率很微小的。单粒的金子在时代的洪水涛涛中难免不被冲走，倒不如团结成一座山来得雄伟和实在。更何况介于第三代和70后的这一批人本身具备金子元素的就已那么多，更可以集结起来形成一座金山。现在，问题是，谁来集结，怎样集结？ 我作为出生在1969年的诗人在70后诗群风起云涌的时候是欢欣鼓舞的，一方面因了天生的热心肠，另一方面也觉得诗歌的传承如果注定要70后出来，我又何妨做一个顺应时势的推波助澜者，至少我自己出不去，70后诗人们在回顾自己的创业过程时还能想到有一个不是他们一代的人在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尽力。正是基于包含以上两种因素和其余莫名其妙的理由，我成了70后诗群出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并在具体的穿针引线、推举介绍过程中与黄礼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早在2000年4月，我到广东肇庆参加第十六届青春诗会时就向礼孩建议做一部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本。礼孩初步应允并向我要了我们这一代优秀诗人的名单。但以后礼孩因为继续把精力放在70后诗群，这事就先耽搁下来。 2001年5月的某个夜晚，我接到了黄礼孩的电话，说他决定做一部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本，要我全权负责一切工作。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兴奋极了，开始了中间代历史的第一步。我在脑子里一个个地翻阅着全国各省市诗人的名册，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个人都经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诗歌写作的历史，发表了无数的诗作，取得了个体上出色的声名。那么，如果我一骨脑地把他们的诗作收集成册，就会出现既不全面又杂七杂八的情况。到时候大家也不一定叫好。倒不如精精当当地选一些代表性诗人，通过过硬的质量使这部书成为入选者自豪，没入选者也因为里面的强大质量而无话可说或引为同行的效果。主意一定，我就开始苛刻地定人选，以省为界力求每个地方都有代表性诗人入选，有的地方因为入选者太多了只好割爱，有的地方却因为想不出具体名字而出现空缺。但无论如何，我相信优秀者几乎都已被我网罗进去了。我把名单传给礼孩过目，礼孩只做了小部分调整，其他的大体尊重我的意见。 现在就是约稿了。事实上最初我是有点惶恐不安的，其时经过盘峰论争，这一代人或者归之知识分子或者归之民间写作或者保持中立，但分化的倾向已很明显甚至已到互相攻击不相往来的地步。以我和礼孩一个小女子一个70后小子能够请得动这么多大家吗？当时真是有种初生牛犊的傻劲和猛劲。我先拟好一份稿约，明确提出了这一部书的编选意向就是要为沉潜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代诗人作证，并且在约稿的内容中还写进了征求命名这一条。我们要求每一个被约者寄相片、评论和自己的诗学随笔，份量相当强大。我们一定要把它做成一部中国诗歌历史上最辉煌大气的民间诗刊，礼孩和我都暗暗地这么想。为此，礼孩拼命挣钱，因为预算将达到2万。（而最后，书出来后包括邮寄等礼孩已投入了3万。） 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全部约稿都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对方信箱，没有上网的诗人才用电话联系或委托转告的方式，几乎没有使用传统手写信件。第一个把稿件寄来的是70后诗群不遗余力的推动者赵丽华，此后，稿件陆陆续续抵达，许多稿件通过的还是网络的方式。这一点我的合作伙伴康城可就帮了大忙，因为他是网络高手，而我却网络水平极低。于是，康城承担了下载、跑印刷厂等活计。相比于黄礼孩的心慈手软，我在对诗人和稿件的选择上是比较挑剔和心狠的。于是，这一部书就被我拿到漳州做，从5月发出约稿邮件开始，诗人们几乎都是在截稿的7月把稿件送达。这让我们觉得十分欣慰和有干劲。现在，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一代人要怎么命名，命什么名？ 前面说过，我曾在约稿信中把命名问题作为一个点提出，但收到的诗人反馈寥寥无几，大家都说应该命名，至于怎么命名没关系，你们自己定吧。我和礼孩绞尽了脑汁，最初我们是想沿用此前诗界几个叫不响的名字，但经过征询意见，许多入选诗人觉得不尽人意。大概是7月的某一天，我一边校对诗稿，一边不住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水平之高感叹不已，我想，这一代人真是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啊。突然，中坚一词冒了出来。把这一代人叫中坚代如何？然后我又想，中坚是不是太自夸了，是不是太凶了？那就改为中间如何？我于是很兴奋地电话征求礼孩的意见，礼孩也认为中间好一些。后来凡有入选者与我联系，我都询问他们中间和中坚哪个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间好。臧棣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坚太像政治术语了，还是中间温和些。马永波则在电话中说，中间好，美国恰好也有一个中间代。（当时我还兴奋地要马永波提供美国中间代的资料，以便我写前言时对比。但后来没拿到，永波说一时找不到。）李德武说，行啊，挺好的。黄梵、森子、叶辉、王明韵、贾薇、谢宜兴、刘伟雄、哑石、史幼波、树才等大多数诗人则平和地认为，命名只是一个符号，中间就中间吧。中间代这一概念就这样敲下来了。 名正则言顺，礼孩和我商定打《诗歌与人》这个品牌，副题就用中间代诗人诗选。康城建议补上大陆二字，我想了想，有道理，一来气势上更雄伟，二来读起来顺当，三来既然朦胧诗、第三代都是大陆通行的叫法，中间代自然也是大陆诗歌链条的一环了。于是，《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就这样叫起来了。书在继续的编辑之中，前言后记我和礼孩分头去写。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写文章的人，总觉得最能体现自己水平的只有诗了。却也很奇怪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文章介入中国诗歌事件，那篇在礼孩“逼迫”下完成的《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中国七十年代诗人身上》还被列为70后理论的重要篇幅之一。历史真是对我太厚爱了！这一次，中间代这一篇是逃不过了，我于是每天苦思苦想，夜晚总也睡不着。有一个晚上，我又在电脑前呆坐数小时一字无成，只好关机上床，睡是不可能了。我就一遍遍地构思题目，恍然间灵光一闪冒出了“是时候了！”四个字，对，中间代正好是时候了，往前几年要这么顺利地组到稿估计也难。时至今日，我依然认定，中间代能一呼百应，实在是大家都被70后逼急了，看到这些年纪比自己轻，写作经历绝对比自己短，写作水平不见得比自己高的后生小子成天被评论家挂在嘴上，以一个群体的力量屡次被官刊民刊展示，真的是不服也不甘。这一点也许很多中间代诗人口头不承认，但心里终会隐隐作如是观。题目有了，写起来就容易了，我跃起身打开电脑，开始了这篇名为《中间代：是时候了！》的前言写作。在文中，我为中间代下的定义有三：一、积淀在两代人（即第三代和70后）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三、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 当时及至现在，我和黄礼孩都认为没有70后的闪亮登场，是不会有中间代的今天的。直到后来我读到非亚和伊沙关于中间代的文章后才恍然醒悟这一代人的辛酸苦痛。非亚在《“86大展”后另一批人的诗歌写作——兼谈中间代》中如此说：“当这一批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上诗坛并开始他们写作时，所谓目前已成功命名的'70后’，不过是如朵渔曾描述过的，被某种东西吓坏了胆的一代而已。因此，针对'第三代’和'70后’这些概念而提出的，和60年代出生的另一批人有关的带有特定背景性的'中间代’的命名，也许更多的只是反映了一种面对历史时渴望进入的焦虑。”伊沙更是如此写道：“'中间代’是对某种'先确立’的承认和接受。而我大不以为然的地方在于：'第三代’属于先确立，可'70后’是什么？它属于诗学上的'先确立’吗？”非亚和伊沙都是在与'第三代’有关的'86大展’以后才开始正式写作或登上诗坛的，其余如莫非、黄梵、叶辉、臧棣、潘维、哑石、李德武、格式等更是与第三代中的诸多诗人同时起步，叶辉甚至还进入过'86大展’。这些我在前言中也写到，但因为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末，诗歌起步也晚，所以没有非亚们的切肤之痛和悲壮情怀。如今乍一读到他们的文章，不免有种泫然泣下的共鸣。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的！这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入第三代行列的优秀诗人，眼看着与自己同龄的第三代诗人叱诧风云成为后来者言必提及的诗坛前辈，内心真是有说不出的无奈和无能为力。所以非亚继续说：“我赞同安琪所说的'他们是当今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一说，并认为，相对于其他年代的诗歌群体，他们在过去十余年的沉潜，也许只是一种时代特征，而并非他们的必然选择。”伊沙则说：“如果是出于这一代人诗学建设的严肃考虑，我想那就可以从这个略显荒诞的命名开始。” 认真起来，诗歌史上的哪一次命名不是有种偶然的不可思议的成份，朦胧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朦胧诗这一命名还是源于一篇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批判文章的。一切正如诗评家温远辉在《具有'活体’意义的一代诗人》中所说的：“对于媒体和接受者来说，'命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它强调的是实用目的，为的是制造话语和操作方便。”敬文东则在《'更多的时候你需要逗号和顿号’》一文中含蓄地指出：“作为名号，作为某种方式的命名，'中间代’诗人继'70后诗人’之后又被'炮制’了出来。这是一副旨在提醒历史能够从'健忘症’中苏醒过来的药剂。我不知道该药剂能否达到期待中的疗效，但对于历史一贯的'忽略癖好’和'删除癖好’，这样的药物确实并不多余。”是的，这是一个炮制出的概念，在做整个中间代事业的过程中，礼孩和我放置进了一系列的操作手段。骆一禾曾说过，在我们这里，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个过往的诗人。（见《海子诗全编》934页，西川编）这句话我记忆深刻，并且坚信它的理论上的不正确与事实上的合理。退一步，假设历史公正客观到能够在一个人死后挖出其价值，我们也不一定就得等死后才被挖出。我们为什么不在生前就被发现呢？基于此种非常“现实”的观念，我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笼后迅即地做了理论邀约工作。 那是2001年11月的事，时间非常紧迫，礼孩大面积地把书散发出去，厚重扎实的选本使得每一个收到书的人都大为吃惊和激动。我乘热打铁，电话邀请中间代理论代言人，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只有同代人才能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关注追踪同代人。前辈理论家尤其是那些已与某一个诗歌时代挂钩的人是很难请得动的，即使请得动时间也会很慢。这是一次令人欢欣鼓舞的行动，全部中间代人都动了起来，他们迅速地在第一时间把文字稿或寄来或用电子邮件传递过来。马步升、敬文东、温远辉、马策、非亚、潘友强、韦白、李德武、邱景华、黄梵、格式、伊沙、徐江、毕光明、哑石、谢宜兴、康城、唐欣、任知、张永伟、育邦、瘦叟等诗人都从各自的理论视点对中间代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阐述。马步升用“暧昧”一词定义中间代；唐欣认为中间代一词是“中性的、宽泛的、富于弹性的外延”；马策用“夹缝”来形容中间代；瘦叟则说中间代是“彷徨”的；邱景华肯定了中间代“见树又见林地既包容万千，又个性十足”的命名和选稿特色。 纵观诗歌历史，无论是朦胧诗、第三代，还是70后，都是先由民间发起，再经由官方刊物的选用或操作后方才确认下来。官方刊物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影响面广，普及率高，见效快。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清高主义者，我相信公开媒体的力量。在愚公移山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许多刊物都同意给出版面做中间代诗人诗选或理论专辑。这才有了前面时间单元中的壮观行列。在此要特别感谢王明韵、郁葱、赵丽华、何锐、李秀珊、辛杰、杨雪帆、谯达摩等深具慧眼和前瞻意识的诗歌编辑，感谢他们的果敢和魄力！ 一切正如中间代诗人谢宜兴所说的：“中间代不同于'朦胧诗’的诗歌争论，不同于'第三代’大展的宣言会师，更不同于'70后’的先树旗帜后冲锋。它是'回首’，是'盘点’，是为了隐蔽的呈现。”这一代人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中间代只是用一个概念把一群持有不同诗学主张、有时甚至有着思想交锋的诗人们集中起来，可谓用心良苦，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坚信：“在一个时代的天空下，个人写作的气质和风度将更为突出，而不是被消解掉。因为互动可以使诗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黄礼孩语） 这就是中间代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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