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丨先锋的孤独与边缘的力量

1978年，在柏林召开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英国学者W.J.F.詹纳尔指认“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根本就没出现过现代主义”，连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领袖戴望舒的诗也“很少有使他成为'现代人’的东西，而更多的东西是使他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这种中国土壤难以培植出纯粹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出现也只能蹈入伪现代主义的论断，显然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语境隔膜所造成的估衡误差。仅就新诗而言，如果说其后的“第三代诗歌”“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低诗歌”以及近三十多年活跃的女性主义诗歌，未及得以充分展开被忽略还有情可原；那么将此前的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和几乎同期的“朦胧诗”均排斥在现代主义之外，恐怕就不无文学观念之外种族、国别歧视成分在内了。事实上，若按军事用语中指武装力量“先头部队”的“先锋”一词在文艺领域的转义考量，从象征诗派到低诗歌等百余年新诗中那些带有实验性、反叛性和边缘性特质的诗歌，就属于“先锋诗歌”范畴，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它们非但深度介入过新诗的不同时段，自成一脉连绵的先锋诗歌谱系；而且个性卓然，成就显豁，在写什么与如何写两方面都充满着启迪价值。

只是中国先锋诗歌命运不济，别说没有像浪漫主义诗歌蔚为大观的规模、现实主义诗歌领潮诗界的荣耀，就是与前两种诗潮分庭抗礼的资格储备也不充分，更休谈在文坛引发轰动效应了。它从来同一帆风顺无缘，而是时断时续，坎坎坷坷，远离中心的文学边缘境遇，一直处于被“割裂”的孤独状态，是它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现代时段的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与九叶诗派，因时局动荡和启蒙救亡等因素影响，不可能获得正常生长。所以或耽于法国象征主义模仿，无力融汇中西，“现代”性气息旋即被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风潮荡涤一空；或找准古典诗与西方诗的契合点，走向自觉创造，却因抗战烽火的进逼而告消衰；或渐近中国式的成熟，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已挽救不了整体的颓势。与大陆诗坛晴朗之风并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岛现代派诗曾包揽天下盛极一时，可惜西化过头，未能维持久长。之后的朦胧诗风格蕴藉，成就与影响空前，但有些文本偏于晦涩曲高和寡。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以生命、语言意识自觉，促成诗坛短暂繁荣，却由于破坏的无建树性很快归于沉寂。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和21世纪诗歌可谓繁花似锦，网络介入更人气旺盛，热闹异常，可仍未走出孤独低谷，透着彻骨的悲凉。可见，受“影响的焦虑”支配，每个时段先锋诗歌均要遭遇时间链条上具“弑父”情结的后继者颠覆，现代诗派对象征诗派、九叶诗派对现代诗派、第三代诗对朦胧诗、个人化写作对第三代诗，无不如此；和纵向生长受限相比，先锋诗歌发展的横向障碍阻力尤多，一路“红灯”，置身于各种对立和旁观势力的围追堵截、质疑诘难中，必须想方设法地规避、化解与抗衡，孤独就自不待言了。

先锋诗歌百余年未走出孤独之城很大程度上肇源于外部压力。认为中国缺乏现代主义生长的土壤是错误的，但土壤不肥沃倒是实情。现代时段民族灾难、连绵战争和救亡图存交织，需要文学上的杜鹃啼血与匕首投枪，而非夜莺和竖琴；所以贴近民生疾苦、炮火硝烟的社会境况那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备受认可。因国情与现实限制，大多诗人不深掘人性和灵魂究竟，进入形而上境界，同时民族的实践理性精神使诗人难以滋生非理性的虚无荒诞和自我扩张；因此不可能翻版、照搬西方，就是九叶诗派也只能努力沟通自我和群体的诗意联系，成为“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新中国建立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和明朗的社会状态，让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想找不到生长的温床；进入新时期后汹涌的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学历教育合纵连横，四面挤压，先锋诗歌只能蜷曲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大潮旁边的一条支流，不可能成为诗歌中心与文学“显象”。

当然，先锋诗歌没有“根深叶茂”也和先锋的本身属性有关。凡先锋者无不反叛意识强劲，致力于求新。这种本性能给诗坛带来一汪活水，使诗人以前卫而新锐的尝试与创造，冲击传统秩序，甚至引发思想或艺术革命；可频繁的出新求变，也使难得成熟成了先锋诗歌的本性，它和艺术传承的相对稳定性背道而驰，使诗人难以敛心静气，沉潜于技术打造，不利于拳头诗人和经典文本的生产。它与影响焦虑带来的不断反传统的“反”向破坏遇合，就导致先锋诗歌中好诗人层出不穷，大诗人显影稀少，他们无法同普希金、里尔克、艾略特等家喻户晓的外国伟大诗人抗衡，也不能和李白、杜甫和屈原等民族骄傲的歌者比肩，像第三代诗对朦胧诗崇高、诗意的粗暴反叛，“下半身写作”对此前所有诗歌传统、文化、知识的消解，留下的唯有教训。

先锋诗歌写作自身隐含的弊端对其孤独更难辞其咎。思想与行为的异端倾向注定许多诗人从不向适应性写作俯就，只对心灵负责的个人或圈子化写作，有很强的自主性与排他性，像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对希门内斯服膺于心，翟永明、陈超主张诗应为“无限的少数人”服务，李金发、穆木天等象征诗人将晦涩推崇到审美原则的高度，朦胧诗也曾一度求隐。在这种贵族性观念统摄下，先锋诗歌一方面只能像现代诗派那样瞩目病态的青春诗人隐秘的心灵一隅、幽微纤细的“现代情绪”，传达他们的浊世哀音和出世奇想；或者像女性主义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进行“黑夜意识”笼罩下的躯体叙述，呈现隐秘的心理生理经验，书写性欲望，挥发死亡意识，绽开一株株神秘冷冽的“黑郁金香”。而远离宏大叙事、现实语境，就使先锋诗歌情思相对狭窄，很难提供出必要的精神、思想向度，更不能获得广泛共鸣。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激励，先锋诗歌往往走艺术路线，象征诗派的“音画”创造、现代诗派诗情智化的“埋”和“隐”、九叶诗派的断句破行、台湾现代派诗的以图示诗、朦胧诗的蒙太奇跳跃、第三代诗的语感滑行、个人化写作的零度书写等，偏于技术维度的语言与形式实验，时常本末倒置，用技术替代诗歌。这种陌生化实验能带来一定鲜活的阅读刺激，也把很多读者挡在了诗外。

正因先锋诗歌弊端显豁，一些人将之或视为另类，或贬为异数，斥为逆流，甚至断言先锋诗歌像1991年德国斯图加特研讨班上后现代学者们谈论的题目“后现代主义的终结”一样，不久将在中国寿终正寝。事实如何？中国先锋诗歌的确果实苦涩，从未抵达标准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境地，相比传统是崭新的，对照西方又有“准”的性质。但必须承认：先锋诗歌在不绝如缕的顽韧前行中以人和文的自觉，构成了中国新诗成就与魅力的主要来源，“从实际艺术成就来看，现代主义诗歌却优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并且“中国新诗史上艺术成就较大的诗人，大多是现代主义诗人或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

先锋诗歌在现代时段把握、贴近世界的思维方式，以时代心灵历史的建构，重建了现实和诗的关系。现代主义诗歌很少直面时代风貌与宏大命题，它常通过更艺术的内视点，聚焦时代、现实在诗人心灵中形成的回声或投影，从人性、心理途径去折射社会、历史风云变幻，而众多文本的连缀，自然恢复再现了现代中国的心灵历史进程及样态。如现代诗派病态的青春吟唱，心理内涵单调狭窄；但心灵总态度却使它打开了比现实生活更广袤的心理空间，把现代人的灵魂传达得细腻、绵密又繁富，哀伤情调也是那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折射，戴望舒包含政治抒情成分的《雨巷》手写自我，心系风云，卞之琳的主知诗也通向着外部世界。对现实主义扩张的九叶诗派、朦胧诗派，或在现实和心灵间歌唱，主体经验里透着战时的民族精神阵痛与焦躁（如辛笛的《布谷》、杭约赫的《最后的演出》），或将大我寄寓在小我之中，承继传统的忧患感与使命感（如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船》），更抵达了现实生活的某些核心本质。至于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启示内涵就更丰富，不论是对意识形态写作的自觉对抗，还是个人化话语的积极构建，抑或是身体诗学的空前崛起，无不以反叛立场和边缘思想立足，并酿成了一种自我调节及超越的能力机制，它在消解诗坛权威、中心，活跃平等艺术氛围的同时，也构成了诗坛的活力和希望所在。

先锋诗歌不以现代性旨趣去规约众多流派、群落与诗人个体，令它们求同，相反在话语、想象、结构和思想等方面设置了开阔的创造空间；所以数十种流派、群落仪态各异，魏紫姚黄，诗人们各怀绝技，神通尽显，文本风格群星闪烁，缤纷璀璨，共同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启迪场”。单是诗人的个人化风格就令人目不暇接，李金发怪诞、冯至深邃、戴望舒凄婉，艾青忧郁、穆旦沉雄、杜运燮机智、北岛孤傲峭拔、于坚自然大气、韩东朴素天成、王家新低抑内敛、伊沙狡黠智慧……每个诗人都追逐自己的个性“太阳”，每个流派、群落亦然。而诗歌竞技场上百余年先锋流派群落、诗人、文本的活水流转，相互间的争奇斗艳，正是中国新诗良性发展、走向繁荣的可贵资源与必要保证。

先锋的别名是创造，百余年先锋诗歌一直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生命线，它对诗歌本体的坚守与营造，语言意识的张扬与实验，形式感的自觉与强化，发掘出了新诗的诸多艺术可能性，每一次形式“革命”都能引发读者的审美惊颤及追随模仿，夯实了自身的独立品性，又垫高了新诗的艺术品位。例如，台湾现代派诗为发挥形式功能，重视“读”与“看”双重的经验，白萩的《流浪者》、林亨泰的《风景（二）》发掘形、声、义混凝的汉字可为诗模拟形象的潜能，在诗句排列上下功夫，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立体主义倾向明显。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次强化的“叙事”意识，至今已衍化为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诗人们有时将叙述当作维系、改变世界和诗歌关系的基本手段，路也的《抱着白菜回家》、陈先发的《最后一课》就注意挖掘和释放过程、细节、情境等叙述性因素的能量，缓解诗歌文体压力，使诗歌规避了“此在”经验的不足，变得宽容沉静，在保证语言、世界生动清晰的同时，对抗了诗中的浪漫因素。可以肯定，从象征诗派的象征暗示效应，到现代诗派的智慧聚放；从九叶诗派的知性强化，到台湾现代诗的传统翻新；从第三代诗的事态意识，到个人化写作后的反讽、文体互渗，以至贯通先锋诗歌历史的语言通感、虚实镶嵌，先锋诗歌的本体化创新，以自身的技巧和浪漫主义气质、现实主义精神同构，克服了现实主义的过于泥实和浪漫主义的过于滥情，提升了新诗艺术表现的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诗歌孤独，却以孤独的沉潜孕育了一种高度与深度，先锋诗歌边缘，可边缘也自有边缘的力量。

但是，受中国先锋诗歌的优质暗示就预言未来中国诗坛必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天下，和断言先锋诗歌将在中国寿终正寝一样虚妄。先锋诗歌会一如既往的孤独前行，甚或悄然沉落，还是有朝一日主宰诗坛，抵达辉煌，这恐怕唯有时间和历史能够裁决。

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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