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老师”是我昨天学到的一个新名词,就这个名词,让我感动得掉下了泪水。 你可能和我一样没有听说过“大体老师”,“大体老师”是不说话的老师,是在去世后才能成为的老师;确切来说,指的是“遗体捐献者们”。 这些遗体,真实地向从医者展现人体构造,是医学生医术生涯第一次手术的“患者”,因此被尊称为“大体老师”。 2017年,有一部短片,就叫《大体老师》,聚焦的是“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家中老母亲生了重病,想要在死后将遗体捐赠出去;志愿者带了捐赠协议过来。二儿子却不让,说受不了母亲死后,有人再在她身上用刀划;说要自己给母亲买一块好墓地。大儿子认为尽孝,就是听从母亲的意愿。小女儿是医生,从中调和,其实也两难。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最后的孝道便是将父母安置好,想法已根深蒂固,这坎儿,在心上,难迈;三个子女,都曾单独跟睡着的母亲说过话,不认可、不理解。这件事,最终怎么谈妥的,片里没有明说;答案藏在外孙女懵懵懂懂说的那句:“外婆好有勇气”。这份勇气,这份魄力,最后传递给了子女。 《大体老师》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同样的故事还有:北京大学医学部,已故院长马旭,自愿捐赠遗体,为医学教学所用。“我是老师,死了之后想继续当老师”,这是他的心愿。2011年,为悼念大体老师,北医解剖楼的告别厅内,特意设立了纪念墙;纪念墙里,按月份摆放着大体老师的纪念盒,以供家属哀思祭奠。现今,摆放的纪念盒已超600个。 就在今年年初,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武汉火神山医院有28人成为了大体老师,正是这些”大体老师“许多医学猜测得到实证;人工肺的使用得以提前;插管的技巧和方法得以改进。也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属于大体老师们。 记者采访到一位在火神山医院工作的医生,问他将来愿不愿意成为大体老师。那位医生答得实在:“现在我或许会说愿意,但如果那一刻真正来临我也不知道。”捐献遗体,是一件颠覆传统,且需要自己爱的人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这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心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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