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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要 近些年兴起的“因果推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对于“科学”“因果”等概念的认知。基于反事实因果观的控制性比较以自然科学的逻辑研究社会现实，很容易在追逐精致研究设计中陷入方法论至上主义的误区，这隐然对新兴的历史政治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社会世界的特殊性在于其建构性，社会科学由“心”驱动这一事实既是其相较于自然科学的关键差异，也是其优势所在。基于这样的总体认知，我们可以在实证主义之外赋予“讲故事”以因果性，即把传统的历史叙述建立在律则论因果观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历史性因果叙述”。历史性因果叙述关注研究对象在具有本体属性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被塑造以及自我塑造的，研究者可以借此完成理论对话、假设检验并进一步探求因果规律，进而实现历史政治学“以史为鉴”的目的。 作者：释启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摘自：《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 原题：《“丰裕的贫困”——对历史政治学比较方法的反思》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8期 历史政治学为宏观历史想象力的复兴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可观的学术影响。但立足当下学术生态，从经济学蔓延到政治学的“因果推论革命”极有可能窄化人们对“科学”“因果”等核心范畴的理解，进而将以反事实逻辑为核心的实验法视作实现科学因果推论的唯一途径。为此笔者深感当代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丰裕的贫困”中展现出的“自我狭隘化”倾向，许多有意义的议题会因不符合“科学规范”而遭致抛弃。为避免历史政治学甫一问世便陷入盲目的科学主义崇拜，本文意图通过讨论具体研究方法的“上游知识”，为这一新兴流派提供更为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分析中的科学主义偏执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话的一大障碍就是，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自然科学模式是社会生活研究的康庄大道。由于对“科学”的片面理解，当代主流社会科学依旧将寻求能够媲美自然科学的分析模式视作其最终归宿。在本体层面，他们坚持牛顿世界观，认为世界是客观且遵循着某种特定规律运行；在认识论层面，他们将“科学”视作探索客观规律。以此哲学基础形成的实证主义主张因果解释是将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与特定案例相结合的逻辑结果，研究者可以在社会世界中寻找出像自然世界那般存在的普遍规律进而实现对结果的预测。类似地，对确定性的追寻也贯穿了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 这种科学观所形成的因果观将实验法视作实现因果推论的最佳选择，该方法可以通过人为操纵和干预关键性解释变量来确立因果关系并排除虚假关系。在宏观政治社会分析中，“控制性比较”通过对那些非解释性因素进行控制以接近“准实验”的状态。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历史的自然实验”更是为历史政治学提供了有益借鉴，研究者对具有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历史事件、现象和结果进行控制性比较，以寻求特定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将历史事件的长期冲击纳入因果框架。 控制性比较为历史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工具，研究者得以通过相似案例中的关键差异识别因果机制。尽管如此，“遗漏原因”和“测量误差”依旧困扰着从事历史分析的研究们。愈加主流的观点认为，“除非放弃小样本比较的方法转而拥抱大样本统计或定性比较分析，案例研究意图通过比较方法以实现因果推论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便永远无法得到克服”。这是因为，控制性比较将自己建立在了一个自身永远处于弱势地位的认知模式之中。一旦采纳通过“控制”以实现“因果”的认识论路径，那么小样本比较本身将永远处于弱势境遇。在宏观政治社会分析中，控制性比较所谓的“控制”远未达到实验法的标准。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于“控制”的小样本研究还可能存在方法论至上主义风险。当“可比性”成为第一准则，那么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便无从开展。例如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探索中美两国在抗疫问题上展现出的巨大差异无疑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关怀的问题。然而对于科学原教旨主义者而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导致对二者的任何比较都无法得出确信的因果结论。因此，控制性比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无法恰当地安放历史政治学的宏伟抱负。超越实证主义与狭隘科学观所带来的偏见与桎梏，是重塑历史政治学方法论基础的应有之义。 社会世界的建构性与 作为话语策略的比较分析 “科学主义”所带来的“丰裕中的贫困”归根到底在于那些“上游知识”。对于“科学观”而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引发的科学革命已经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于牛顿世界观强调世界的确定性、客观性与规律性，量子理论认为世界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分立的、独立的事件构成，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特征。这对社会科学的启发在于，社会世界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对政治社会现象的“介入”即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会使“不确定”变得“确定”：当尚未被视作分析对象时，社会事件或历史进程虽然真实发生，但它们宛若处于黑暗之中的多棱体一样不为人所知；一旦被选为分析对象，研究者通过理论之光照耀经验材料，多棱体的某个侧面得到呈现，同时另一些侧面依旧处于黑暗之中。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但它们无一例外是研究者“建构”的过程。 社会世界的建构性具有本体意义，它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诸“范畴”并不是真实世界的简单映像。例如，将几千年前的雅典和如今的美国都称为“民主政体”，其依据并不是这两类政体高度一致，而是因为研究者“认为”它们是“民主的”。也就是说，社会世界诸要件被纳入特定范畴的依据源于人们主观的共享观念。社会世界的建构性打断了实证主义传统对确定性的追求，因为即便是同一个概念，其背后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涵。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在这些被建构的概念之间寻找稳定的因果关系是徒劳的。 当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由心驱动”这一事实，我们便可以放下对控制性比较的执念。它意味着“社会世界根本不是作为某种同质的对象而给定的，而是通过某种由各种视角组成的复杂系统而给定的”。对于历史政治学而言，比较研究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话语策略，比较研究是否可行，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问题与理论框架。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所谓“可比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本质主义的立场，即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可供比较的“本质”。但社会世界的建构性打破了这种本质主义想象，它意味着是否可比全然取决于人们的观念。例如我们无法笼统地回答中国和新加坡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倘若讨论国家治理问题，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很难具备可比性，反而中国与印度、墨西哥等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国家治理层面的比较意义；但如果讨论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化道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又赋予了两国可比性。将“比较”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可以有效地释放因果推论对比较方法的束缚。 这样一来，比较研究最为关键的并非研究技艺上的“可比性”，而是研究者在构建“可比性”过程中所秉持的理论视角或史观。历史政治学不单要“找回历史”，更重要的是塑造一种“新史观”。世界政治史的推进正体现出了这方面的努力，它力图超越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以及全球史等既有历史叙述模式，探究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世界政治史在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上找回全球参与主体的国家性，剖析世界政治体系形成以来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带来的“反向运动”，由此更好地理解中国崛起之于世界政治的文明价值。 那么，倘若不是为了因果分析，我们如何权衡比较研究在历史政治学中的意义呢？马克思曾说过：“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笔者认为，“理解”而非“解释”才是比较研究的核心使命。通过比较，研究者可以观察抽象的概念与理论在经验世界中是如何穿行的，可以提出和验证一些理论与概念，可以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概念总结与类型学建构。“比较”丰富了研究者对于复杂政治社会现象的认知，在相似性与差异性中更好地理解世界，从而避免仅立足一时一地便得出偏隘的结论。 在历史叙述中实现因果推论 如果说历史政治学中的“比较”只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因果推论则应在“历史”本身中寻找答案。不同于反事实传统强调通过“控制”以最大程度地逼近实验，笔者认为，历史叙述本身就可以实现因果推论。然而，当代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叙述充斥着杂乱无章的文字、任意随性观察纠缠不清的逻辑，从而使得其自身很难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方法。 个中缘由，归根结底在于研究者忽视了因果观的多样性。当下流行的“因果推论革命”将“因果”狭隘地理解为反事实逻辑，对研究者而言，似乎只有该传统才是社会科学中实现有效因果推理的唯一方法。然而一旦我们接受了社会世界的建构性，那么所有被人类赋予其意涵的存在都应该具有多重理解——对“因果”的理解也不例外。有一种历史悠久的因果观恰契合了以历史叙述为基础的宏观政治社会分析，即休谟开启的“因果的规则性理论”或曰“律则论”的因果观。该传统认为，“因果”包含三个要素：时序优先、时空连贯以及恒常联系。 “时序优先”与“时空连贯”展现出休谟传统对时间与空间的敏锐，这是实验法与定量分析所欠缺的。律则论的因果观强调原因需发生在结果之前，进而能够赋予历史叙述以清晰的时间坐标。在宏观社会分析中，“时空连贯”往往体现为“间接连贯”，它意味着原因X是经由一系列事件与结果Y相连接的。探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链条，恰是历史叙述的使命与优势所在。与此同时，只有律则论的因果观才将连接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机制”视作因果关系本身的一部分，并将“机制”定义为相互联系的事件。以实在论尤其是批判实在论为哲学基础的“因果力”学派将“机制”视作真实存在的推导动力或深层结构，但鉴于社会世界的建构性，我们无法在两个建构性范畴之间发掘似自然世界中那样的作为实体的机制。 律则论的第三个特征是“恒常联系”，它在休谟看来更重要且更具决定性，因为这一特征有效地区分了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是因果性的抑或纯粹是偶然性的。但也正是这一特征使律则论饱受批评。人们认为它过于强调因果分析中的预测功能，并忽视了因果机制与因素组合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这些批评与其说是针对经典的律则论因果观，毋宁说是休谟传统在20世纪的一个发展分支。即“覆盖率模型”或亨普尔所谓的“演绎－规律模型”，该传统认为因果关系意味着原因X后面总是伴随着结果Y，因果关系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定律那样恒常不变。然而经典的律则论传统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休谟看来，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规律”只有在“相似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基于新“科学观”和“因果观”，人们得以重新认识历史叙述在宏观政治社会分析中的地位。本文将这种基于建构主义和因果的规则性理论的分析技艺称为“历史性因果叙述”：它是“叙述”的，因此需要回答复杂世界中“是什么”的问题；它也是“因果”的，故而致力于追问造成变化或生成特定结果的缘由。笔者认为，历史性因果叙述足以为历史政治学提供更为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政治学以一种历史本体论的关怀区别于其他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它致力于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虽然鲜有明确提及，但笔者依旧认为目前有关历史政治学的诸多论述已然暗示了该传统所秉持的某些哲学立场。基于“使方法论与本体论一致”的原则，历史政治学的分析技艺需要契合自身所主张的哲学立场。一方面，本体论层面的历史政治学关注“知识主体性”问题，强调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概念是地方性知识的产物，不同文明实践塑造了学者们的认知模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这显然是一种建构论的立场。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将历史视作一种本体性“存在”，学者们应该在研究这个“存在”以及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中提出概念或理论。很显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必然需要契合“时空连贯”的原则，而理论的生成无疑需要提炼那些具有“恒常联系”的政治社会现象。这样一来，历史性因果叙述因其独特的科学观和因果观巧妙地契合了历史政治学的本体主张。 历史政治学的另一核心特征体现为“以史为鉴”，即“求善治”的功能属性。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史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史观”，即政治方针、政治见解多从对历史的分析中得出，政治观点与历史知识互动与循环。“以史为鉴”的关键在于对历史规律的总结，而这正是关注“恒常联系”的历史性因果叙述所具备的。“以史为鉴”其实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到了十条历史经验，我们很难说这些历史经验的得出是依据怎样的“科学”研究方法，相反，这些经验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而形成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强调，“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在特定理论视角和研究目的的雕琢下，历史性因果叙述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为读者呈现出了历史经验与教训，叙述本身赋予结论以可信性。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将很大的篇幅放在了党史叙述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叙述可以实现因果推论并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以史为鉴”是目的导向的，而非学究式的刨根问底。因此，连接沟通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桥梁，甚至可能只是一些“隐秘联系”。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属性意味着研究者无需进一步探索“隐秘联系”背后的奥秘，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在“以史为鉴”中提供治国理政的智识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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