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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Scholar
2023-06-30 20:06
发表于湖南
以下文章来源于小爬呀 ，作者小爬呀 
小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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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匆匆，幸运的是，你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共舞。
作者简介：罗宇翔，成都人，中国人民大学2023届本科毕业生，学人编辑团队成员 01 2023年6月15日上午，考完最后一门课的期末测试，意味着我的大学四年光阴就要结束了。四年来在人大度过的一幕幕又在脑海中浮现，作别之际，想说的话却还有很多。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是因她“社科旗舰”的美誉慕名而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为她“第二党校”的别称一见倾心，无论如何，在2019年的秋天——共和国诞辰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相遇在中关村大街59号大院。印象中那个秋天的色调是各式各样的红，空气中飘荡着《我的祖国》与《我和我的祖国》。 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在进校时同属国际政治大类，直到大二下学期才分流为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在此之前则按照同一份课程列表修读学分。 现在想来，学院后来大力推动的“历史政治学”从我们当时的培养方案中就可初见端倪，学生甫一进校便须修读“中国政治传统与文明”“国际关系史”以及“国际关系与大国兴衰”三门历史意味浓厚的专业课。相比起许多学院在第一学期只开设公共课，我们的课程安排算得上有些特别。
讲授“中国政治传统与文明”的任锋老师选择以钱穆先生的著述来统合课程内容，从历史中国不同时期的立国形势来阐发政体论与治体论的区别所在，为刚刚告别高中的学生点出了古与今、中与西这两对永恒的思想议题。 “国际关系史”课上时殷弘老师那本《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虽名为教材，实际上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进阶版“九阴真经”，多少新生怀着热爱迈进学术的大门，却在入门之初面对此书时险些被浇灭了信心。 格局宏大而内容驳杂，相信这是很多同学对于专业学习的最初感受，大家也由此体察到这一学科的魅力与危险：一方面在诸如国家、战争和制度的宏观议题上能够高谈阔论、头头是道，而另一方面在处理具体问题与历史事实时却又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幸运的是，刚入校的第一学期我便赶上了学院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赵鼎新、徐勇、朱云汉、景跃进、张静、杨念群诸位老师，记得在“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有何不同”以及“如何通过历史来发展社会科学”等问题上，几位老师还有过颇为深入的讨论。虽然当时的我未能知晓其中分量，但这种身处现场的聆听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这种面对面学术争鸣的场景在随后三年里变得几乎没有可能。尽管云端相见的会议模式拓宽了受众范围，却依旧无法提供线下交流时独特的现场感。
2020年1月，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到家中，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地迅速蔓延，人们在高度紧张与小心谨慎中度过春节，大一下学期开学之际正是国内疫情态势最为严峻的时候，所有学生暂缓返校，全部课程都转移至线上，等到再次回到人大已是9月。 大一下的课程有15门之多，“政治学通论”“社会学概论”（另外是“法理学”“传播理论”）属于培养方案中的部类共同课，即国际关系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法学院以及新闻传播学院四个学院的学生均须完成四门部类共同课。 在“社会学概论”课上，我第一次读到了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书中鲜活细腻的故事以及一些奇奇怪怪又“土里土气”的术语（比如“系”“锁住”），构成了我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第一印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许多教师往往照本宣科、使得内容枯燥无味，然而耿化敏老师的讲授却很好地结合了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两条线索，着重突出了“史”的维度，为课程增色不少。历史系华林甫老师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并非我的学分所需，完全是有兴趣而选择辅修，第一堂课学生作自我介绍，华老师能够立马说出其家乡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其博闻强识尤令人惊叹。
在国际政治大类的专业课上，我渐渐感到正在学习的这些事物并非我的兴趣所在，反而是现实情境中疫情的动态发展与政府的防控举措更能带给我刺激和思考。 彼时在朋友圈流传的周雪光老师围绕疫情防控所作的访谈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通过一个恰当的理论透镜，既能洞察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又能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是我最初所理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自然而然地，我开始阅读周老师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并顺藤摸瓜拓展到对本书参考文献所引书目的阅读。 如果说周老师提炼的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三对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呈现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提供了一个把握历史脉络的理论抓手，那么我对具体历史细节的认知则是从王笛老师那里获得的，正是在王老师的成都研究（《街头文化》、两卷《茶馆》、《袍哥》）中我领略到历史学的治学路径是如何至精微而观世相。
周老师的研究“先见其大”，王老师的研究“先见其小”，社会学与历史学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并非割裂、毫无关联，而是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交汇中趋于贯通。可以说，两位老师的研究工作勾勒了我学术兴趣的两个面相。 02 时隔八个月重回校园，尽管疫情依旧反复，但总算回到了学校。大二上学期的课程并不太多，仅有两门政治学的专业课。“中国政府与政治”一课所使用的教材为景跃进等老师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这也是一本“功夫在诗外”的著作。 相比多数把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政府作为论述主体的教科书，本书开宗明义便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国关系（或党政关系）才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要害所在，而试图回避这一事实的其他分析路径显然是隔靴搔痒、顾左右而言他。
另一门专业课“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是进入大学以来的首个讲授研究方法的课程，孙龙老师为人和善，对待学生负责而不苛责。一次和孙老师聊天时说起我的老家四川大邑，他便提到他的老师刘世定先生还是我的老乡，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一件逸事。 开设“人类文明与政治比较”的姚中秋老师性情洒脱，课程内容处处从大历史着眼，风格大开大合，配上一头飘逸的华发，颇有魏晋遗风。值得一提的是，姚老师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相当开放包容，尽管他毫不掩饰自己偏爱的思想路向，但在面对某些观点上的质疑和批评时也能坦诚回应。我曾在期末的课程论文中针对他的一个论断提出不同意见，最终他仍然给了我不错的分数。 尽管此前我已意识到国际政治大类的课程无法带给我智识兴趣上的愉悦，但是对于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却并不甚明了，由于阅读雪光的著述之故，大二下学期我开始系统地选修社会学系的专业课，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更好地感受她的精神气质。
社会学系培养方案中的社会理论课为前后衔接的三门，“西方社会思想史”“现代西方社会学”以及“当代西方社会学”，方法类课程包括“定性研究方法”“社会统计与软件应用”等，此外分支社会学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则作为专业选修课供高年级学生修读。 大二下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由闻翔老师讲授，作为社会学理论的第一门课，该课尤其突出“思想史”的意味，选择孟德斯鸠、卢梭与托克维尔三人的作品来研读讲解。我最初看到课程安排时大感不解，心想这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的起点推得太早了些。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截断众流而回溯源头的讲法对于理解社会学理论以前的经典视野（也就是社会理论）尤其关键，这一讲法显然也受到他的师辈渠敬东、李康等老师影响颇深（如今张巍卓老师接手这门课后更将其推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闻老师的课堂上，我常常觉得他好似一个有趣的“小老头”，他曾多次感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与专业分工使得我们局限于学术的一亩三分地，逐渐丧失了直面整全性问题的能力与魄力，但我也分明看到他穿梭中国社会学史、西方社会学理论、劳工社会学以及艺术社会学多个领域的厚实积累与徐徐用功。 黄盈盈老师的课一向是每学期选课时最难抢到的，比如我从大二抢到大四也未能如愿，因此只好旁听了整个学期的“定性研究方法”。黄老师口才极佳，语速很快，一堂课时间的内容量常常是其他老师的两倍，她在讲授中把自己的性社会学田野经历与方法论层面的反省结合起来，时刻告诫着定性研究首先是一种理念或认识，而非一种方法技术。 黄老师的另一门“性与性别社会学”每学期大概会请潘绥铭老师来做一两次讲座，到那时教室便被塞得满满当当，还记得当时晚上六点的课，下午四点就要跑去占位。讲座结束，潘老师便会被乌压压的一众粉丝围住签名，好玩的是，许多学生因没有带书而只好拿了张纸，他也笑呵呵来者不拒。
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我竟有得以访谈潘老师的机缘，用他的话说，“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虽然一头扎入社会学的汪洋大海，但我对历史学依旧保持了相当的好奇心。相较社会科学内部政治学与社会学在诸多议题、概念乃至方法上的共享，历史学的治学门径显然很不相同，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上。 对典籍的隔膜使得社会科学的学生往往只能借助二手文献来了解历史，难免会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之感，因此选修历史系的课程无非是想让自己多一些“历史感”。这个“历史感”不仅是指钱穆先生所谓对吾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也是指罗志田老师着力呈现历史面相的“复调与纠缠”。
大二寒假时，我参加了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项目，这便是前文提及的偶然机会。 这一宏大的研究工程旨在通过不同群体的个人生活史来补齐共和国历史画卷的一角，在我参加之前，周晓虹老师的研究团队已经就新中国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学家群体等主题完成了访谈工作，等到我加入时的2021年，主题为抗美援朝老兵、赤脚医生与铁姑娘。 我在春节期间完成了对两位曾是赤脚医生的老人的访谈，回到学校后着手整理录音材料，因为交谈过程中的方言味道浓厚，只好采用最笨拙的办法，听一句写一句，六分钟的录音便差不多要花去一个小时，前后用了将近一个月，把近十万字的逐字稿整理为成文稿。 口述史材料的文字整理工作实在枯燥，愚钝的方法又让这份工作望不到头，我只好不断借以应星老师那倾注激情的教诲来安慰自己：“我们需要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学术终究是比慢而非比快的！”
口述史文本的呈现并非仅需要对口语化与非逻辑的表达进行书面加工，其核心在于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情境与历史事实等复杂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这里面也包含了周飞舟老师所说的“将心比心”式的价值理念。 在整理赤脚医生口述史的过程中，我查阅了《毛泽东年谱》、《人民日报》、《农村医疗卫生手册》、《赤脚医生手册》中的相关记载，并借助学界已有的研究工作来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其中杨念群老师的《再造“病人”》一书无论在分析论述还是材料使用上，都对我启发尤大。因此当我得知大三上学期杨老师会为研究生开课时，便决意要去跟着旁听。 03 坦白来说，杨老师的“当代史学思潮与历史研究”是在人大的四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也是我最用心吸收的一门课。这门课采用小班研讨的模式，每节课讨论一本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先由杨老师就书目的内容讲解一小时，再由同学们自由发言讨论一个半小时。
讨论的书目既有美国中国学脉络下的《美国与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文化、权力与国家》、《叫魂》、《汉口》、《上海罢工》、《血路》，也包括跨学科视野下（比如历史人类学）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私人生活的变革》、《华夏边缘》等著作。 杨老师曾在课上提到，相比许多历史学者专精于考据之学，他尤其看重历史认知与历史书写的贯通性，我想这是恳切之言。 作为最早开始积极使用社会科学理论来统合材料、提炼概念（比如“儒学地域化”）的历史学者，杨老师对于当代史学思潮以及后现代史学思潮中纷繁复杂的支流都能有一个准确得当的定位，并在学界出现运用后现代理论热潮之际又能够犀利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提供“不合时宜”却冷静敏锐的反思。在此意义上，还多少有些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的味道。
另一门“海外汉学专题”为文学院陈倩老师所开，系统介绍了内藤湖南、葛兰言、谢和耐、魏斐德以及史华慈等大家的研究工作，这门课与杨老师的课和而听之，帮助我搭建起理解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系统框架。这门课程并不在我的学分要求内，奇怪的是反而修读此课的学生通通坐到最后排，结果变成了似乎只有我一人的课堂，仿佛是专门为我所开，如今想来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由朱浒老师讲授，同样也是以经典的史学著作引导课程内容，包括《州县官的银两》、《君主与大臣》、《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爪牙》、《从理学到朴学》、《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等。朱老师平易近人，从一本书的内容发散到相关领域的详细介绍，娓娓道来。高波老师在“中国现代史”的第一节课便强调历史的特异性与多歧性，指出近代中国剧烈变局中的“变”与“不变”，从他的讲授中不难看到罗志田老师的思想风格。
这学期在社会学系所修的课中，岳永逸老师（我私下里称“老岳”）的“民俗学概论”是一个未曾设想的意外收获。一学期的课程里，老岳完整描摹出了民俗学史上的三种样态，即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社会科学）的民俗学。作为一门关注升斗小民日常生活的口耳之学，民俗学具有天然的反抗性与在野性，对于宏大话语叙事建构起来的英雄史观有着更为审慎的警惕。 有意思的是，写作民俗学史的老岳常以“边缘人”的姿态自居，他在中国社会学史的主流视野之外钩沉打捞起微弱而执拗的低音，套用当下时髦的句式，实际上是把“民俗学”带回了社会学，其中所蕴涵的意味在他的新著《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中得以充分呈现。
“政治社会学”一课的冯仕政老师是最接地气的社会学者，他常常能用川渝地区的二三土话精确地表述社会的有序或失序，比如他喜爱的量词“一坨”就是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一社会群体。 一次课上他提到王奇生老师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提出的“弱势独裁党”概念，并说这一看似高深的概念不过就是讲了迈克尔·曼意义上“专制性权力强而基础性权力弱”这回事。寥寥数语间，我们得以感受到社会科学理论中简约有力的美感，豁然开朗。 大三下学期的课程依旧不少，“社会统计与软件应用”算得上是花了最多精力的一门课。早在选课前，我便听说讲授此课的谢桂华老师颇为严格，在大学里“水课”扎堆的生态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少有人选择这堂课，转而投奔另一位以放养式教学著称的老师课上。
老实说，选课之时我并没有过太多纠结，一心想着这类实操工具性质的方法课程本身就需要大量练习，所以不如选择严格些的课堂，也可作为有效的外部强制约束。实际也的确如此，谢老师对待学生尽心尽力，在大家表现出畏难情绪时反复鼓励，不断强调这门课并非是讲授数学或者概率论，社会统计学只是工具而非目的，重点在于学会应用工具来理解社会。 三门社会理论课的最后一门“当代西方社会学”由张巍卓老师主讲，他的讲课风格极具个人特色，如同滕尼斯之于他的意义，他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心中最为亲近的“社会一般”，并以此为根基生发出各自领悟社会理论的枝芽。 巍卓的课堂如同韦伯所说是“并施热情和判断力”，他领着大家精读文本的方式也正是韦伯所言“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他讲授的社会理论带有浓厚的古典政治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学说色彩，在他看来，这两支思想渊源所处理的人性与规范、普通人与世界性的问题构成了经典社会理论的视域，而其核心特质乃是一门立足文明研究的学问。
我很幸运赶上了侯深老师在人大讲授的最后一门课“西方新史学”，早在阅读王笛老师的著作时，我便顺着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脉络读过了《奶酪与蛆虫》、《蒙塔尤》、《屠猫狂欢》、《马丁·盖尔归来》等经典作品，进而再到课堂上，对于时间性、碎片化、符号与象征等议题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侯老师口才极佳，总是用一种诗性的华美表达来呈现新史学的不同面貌，从每节课的题目中便可管窥一二：“贫困时代，史家何为？：史学与它的时代”“在时空中流连：年鉴学派与长时段”“过去即异乡：新文化史的溢彩”“城市的因陀罗网：景观、生态系统与环境史”…… 04 进入大四，毕业所需的学分已大致修完，得以有了大段连片的时间用于专题式的系统阅读和梳理个人知识架构。 在政府行为研究领域，“三周”的鼎鼎大名已被学生们叫响开来，即周雪光、周黎安、周飞舟三位老师，他们的作品（比如《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以利为利》）也频频出现在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课堂的文献清单上。
尽管研究主题相似，但三位老师的思考路径与行文风格都多有不同。雪光老师是从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切入对上下级政府行为的讨论，尤其关注一统体制内部的制度逻辑；周黎安老师是从经济学本位出发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模式以及政商关系，提出了“晋升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广为人知的概念；飞舟老师则是通过对财政关系的分析来透视央地关系的变动以及城镇化模式的转换，并从中观机制的解释深入到对人心层面的体察。 飞舟老师曾把社会学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形成的三种范式归纳为利益结构分析、制度分析以及迈向有历史维度的政府行为分析，这个简洁明了的梳理让我能够在阅读海量文献的过程中锚定不同论点所处的位置，而不至于迷失。
他曾和我说起，过去我们的许多研究在解释了社会行动的机制后便停止了，然而却并不清楚这个行动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诸如“关系”这个被普遍认为带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却在过往的研究中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功利性与工具性的理论预设，而丢失了伦理层面更本源、更核心的意蕴。不满于这一现状，飞舟老师选择回到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寻找社会结构背后的理念和精神，这便是所谓“迈向历史维度”。 至于怎样迈向历史维度、迈向怎样的历史维度，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探索。雪光老师通过对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的考察，提炼从历史中国的帝国逻辑到当代中国的治理逻辑之间的变迁轨迹；应星老师是把“革命”带回到社会学的视野中，着力于探究共产主义文明的源流与气质；渠敬东老师则是重返中国文明的山林传统，发现社会赖以平衡、文明得以存续的精神基点。 如果说上述带有历史维度的研究工作大多聚焦于某一文明系统或治理模式的“变”，那么飞舟老师的实践却是从内涵于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入手，关注恒常“不变”的观念和精神是如何成为当今依旧“活着的传统”。
呼吁迈向历史维度并非只是在社会学内部，而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中也有相当响亮的口号，以“历史”冠名的社会科学似乎正在成为当下的潮流，抛开历史政治学不谈，本在西方学界已有数十年沉淀的历史社会学近来也在国内大有发展为“显学”之势。 面对社会科学“向历史进军”的雄心，历史学内部虽然也曾有过“捍卫领地”的焦虑，但在葛兆光、罗志田与王汎森几位老师的研究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史学本位的游刃有余。我有时会想，比起社会科学研究者进入历史文本的困难与风险，历史学者要借鉴三两社科概念来使论证增色，或许要简单不少（比如年轻一辈历史学者胡鸿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就好比葛兆光老师在叙述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时所说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读过的书也是这样，往往会在某一阶段被重新激活为思想资源。早在大一大二期间，我便读过了吴毅、应星和项飙几位老师的代表作（《小镇喧嚣》、《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跨越边界的社区》），但一直要到大四才把这几本书联系起来重读精读。 这些作品的一个共性是把极其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恰如其分的社会理论相融汇，不仅提供了复杂立体的叙事，而且内涵着敏锐犀利的分析，展现出质性研究所蕴藏的“手艺活”魅力。有意思的是，在刻画社会情境中的某一组对张关系时，应老师偏爱“张力”一词，项老师则更加青睐“纠结”一词。 人大藏书馆的阅览室陪伴了我大四的许多时光，不同于图书馆的座位宽敞分散，藏书馆那集中连片的自习区一直以来都是学生考公考研的圣地，但我心中却另有所想。
在藏书馆二层的224号座位上，我重读了嫡系学长杨奎松老师的两部建国史研究、剑桥中国史的共和国史部分，并着手阅读七卷港中大版共和国史大部头。我时常遐想，或许在三十多年前，杨老师就坐在我所坐的位置上，开始他那一本《“中间地带”的革命》的写作。 学习和追随飞舟老师和应星老师的过程中，也不免对他们最初的读书小组以及后来的学术共同体向往不已。 在项目制已经蔓延乃至笼罩了大学生所处的成长赛道之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一个个“创新”课题的名义下，从指导老师到“项目负责人”再到团队成员的打包发包与职责分工，企图从声势浩大而又浮于表面的社会调研中提炼这样那样的机制，到头来却讲不好一个最基本的故事，在包装光鲜亮丽研究经历的途中患上无力直面现实世界的侏儒症。
在此情境下，不为名利的读书显得更加稀缺珍贵；也是在此环境里，我们更应当铭记应老师在耳边所敲响的警钟：
还记得四年前的此刻，在步入人大之际，我写道“两年来一次次出现在我梦和远景里的中关村大街59号就要成为生活的日常”。 尽管贯穿大学期间的三年疫情让原本应有的更多体验或推迟或缺席，但我们却在建国70周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大事件中切身体悟到个人生命历程与国家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中关村大街59号院的占地面积实在很小，但她所孕育的格局和关怀却相当之大。 四年来，正是人大学风的开放包容，让我得以自由穿梭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课堂上，探索自身的热爱与可能。
在如今所谓“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时代潮流下，许多学校纷纷办起了各式各样的复合型实验班，我想设计者的初衷总归是好的，但只怕在不同学科被建制化地统起来后，原本自由兴奋的智识冒险代之以稍显刻板的教学安排，难免少了一份不时向“外”眺望的好奇心。 是的，无论在疫情反复之时的数次暂别是多么仓促，这一次总归是要郑重道别了，图书馆、藏书馆、明德楼群、教二草坪、一勺池……但之于有这一方精致校园的人大而言，我们永远是她的“此在”。 我会始终记得老岳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的鼎力相助，也会想起程农老师在鼓励之余告诫我重视原典的教诲，更不会忘记每次从图书馆出来在中区食堂与刘后滨老师共进午餐的场景。 蓦然回首，无论是过往还是前路，在我的生命底色中都已烙下了“人大人”的印记，曾经、正在、也将永远深受她的滋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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