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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年忆家史（14）
王生碧
二零零二年四月
挑萝卜路艰且长，好母亲心存希望
父亲去世后的当年春节，我是从学校赶回家过年的，到年三十那天，家里真的一无所有，四口人只有四五斤米、一大篮子胡萝卜。
提起那一大篮子胡萝卜又使我想起母亲对我和他人讲的一件事。
那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快要过年了，我们家日子还是那么清苦，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经常是家无隔宿粮。每到冬春就靠政府救济度日。
大概是腊月二十二，那天早饭后，队长把我母亲和本队另几家困难户家长喊去说，公社分了些胡萝卜计划（当年我们家大小队没有种到胡萝卜），给我们生产队，现分给你们几家，不要钱，就是要自己去挑，路程比较远，去老坝大队凹字生产队。说着便每个人发了一张小纸条，我母亲也拿到了一张。她不认识字，便问王道悟，王道悟告诉我母亲说是50斤胡萝卜票。五天内去领，过期作废。
母亲拿到此票后既欢喜又发愁，欢喜的是有了50斤胡萝卜家来，可过几天好日子了，发愁的是老坝大队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怎么能弄家来呢？听人家说比较远，由大仪向西南还有二十多里，而且路又相当不好走，途中还有两道过水坝头。
别人家去一个男人大半天来回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家就困难了。矮小的母亲不要说是挑，就是来回空着手跑一趟也就不容易了，但是为了生活又不能不要。于是母亲便带着当时只有十三岁的三妹王秀珍，三妹也长得很瘦小，系一担笆斗，从一清早就出发，边走边问，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才摸到老坝大队办公室。
由于早上吃的是稀菜粥，这时又冷又饿，去领胡萝卜的人来来往往，不少人肚子饿了就拿几条生胡萝卜在衣服上擦擦，送到嘴里当饭吃。大队会计拿着账本和大称，把来领胡萝卜的人，当然也包括我母亲她们在内了，一起带到凹字生产队，从老坝大队往西又是三里多，按收票据的顺序一个一个地称。下午三点多钟，母亲她们才称到50斤连萝卜英子在内的胡萝卜。
冬天白天时间特别短，下午四点多就要晚了。那天既是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又是阴天，一晚就黑，母亲和三妹还是一大早在家喝的两碗稀汤粥，到这时饥寒是可想而知了，母女俩只好到塘边上洗几条胡萝卜生嚼嚼，便挑起担子往家走了。天越走越黑，肩上挑的担子也好像越挑越重。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地挑一程换一肩地向前慢慢移。
在老坝大队和香沟大队交界处的老坝坝头上，坝沟里淌着水，坝缺口比较难跨，好多大男子汉，不小心有时还跌入水中。三妹挑着担子心里怕住怕住，跨坝头时，不慎跌了一跤，胡萝卜撒了一地，母女俩摸黑又把掉在地上的胡萝卜一条一条地拾起来，挑起担子继续往前走。
开始路上还有几个挑胡萝卜的人一路同行呢。由于那些人走得快、母亲她们走得慢，且走不多远还要息一下，路上同行的人越走越少了。后来，几里路远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声音，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娘儿俩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住哭住，相互低声叫喊：“妈妈啊！三丫头啊！……”就这样三步一息、五步一停地往前移。
晚上走路无目标，母女俩怕狗又不敢绕到庄上问路。只望见大仪街东头油米厂上空的一点灯光，实在饿的难过了，就拿两条胡萝卜，把上面的泥抹一节吃一节。脸上汗水、泪水挡住眼睛，就用衣袖擦擦。
母亲在世时经常对我说，三妹王秀珍后来眼睛不大好，也与少年时期吃苦多、流泪多有关。晚上十点左右，母亲她们好不容易把胡萝卜担子挑到现在的大仪街北向阳桥附近，过了高庄面前的木板桥后，母女俩实在挑不动了。这时三妹妹不要说挑担子了，就空身子人走都不打能走了。三妹哭着对母亲说：“我实在不能再挨了，我们把胡萝卜担子先放到老姑母家，明早再来挑吧。”
于是又一步一步向前移，从高庄移到鲍庄鲍长海、我老姑母家。放下担子，又慢慢走回家。
一进家门，只见我老妹妹王秀红和衣整捆睡在门槛下，大概是她沿门望了一天，等急了、哭累了，自己年纪小又不会烧，饿着肚子睡觉了。
面对着悲惨的现实状况，母亲难过地抱起我那秀红妹妹，又老巴子长老巴子短地大哭了一场，四妹妹王秀红的小名字叫老巴子。懂事的三妹忍着累挨着痛，很快地烧好了晚饭粥，叫醒了老妹妹，吃过稀粥再睡觉。
第二天上午，母亲又从老姑母家把胡萝卜挑回来。这担胡萝卜吃了几天，还剩下这一大篮子，留着过年煮胡萝卜饭吃的。
那年三十晚上，我们全家人吃得是一顿胡萝卜饭。煮胡萝卜饭不是为了好吃，而是为了省米。半桶用铁锹铲碎了的胡萝卜，加不到一斤米。放两碗水，可煮好几碗，可够一家四口人吃个饱。如果纯米煮米饭，这点米就不够吃了。
大年初一天还未亮，母亲领着三妹出去跑年了，初一到初五，在外讨要糕馒和吃的东西，称之为跑年。到人家门口，一般情况人家都要给的，特别是大年初一，主人家要讨个顺序，跑年的到门口，不着性空手的。平时要饭就比较困难了，十家倒有九家空，有的有钱人家特别小气，不肯给。穷人家倒大方呢！但有时确实无法给。
母亲她们走后，我和四妹王秀红就从早到晚呆呆地倚在门框上等。别人家孩子过年穿红戴绿到处玩，我们都忍饥受饿一直望到天黑。母亲和三妹回来了。三妹由于年龄太小，整整跑了一天的路，又冷又饿，一到家就摊在门槛上。
当时，哪儿顾得吃呢？娘儿四口，搂抱着痛哭了一场。随后，妈妈对两个小妹说:“把几个白糕馒收起来吧，等你哥哥开学时早上煮来吃，留几个带住在路上啃啃。”
想到这里，我眼泪直流。我要再喊一声“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妈。你如此疼爱我们儿女，我们怎么能忘记你呢？”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有人说她好哭，不对，因她中青年时期受的磨难太多了。一提起往事就掉眼泪，这是正常的。母亲从未上过学，人民币一张票值多少都认不得。也不懂得什么人生的大道理。但由于出身贫苦。从她一懂事起，就对生活充满信心。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家，为了养活儿女，辛苦了一辈子。可以说，受尽了折磨。包括在“三两关”时期挨的辱骂，受的牛马不如的苦，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那些艰苦的年代里，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
论年龄，父亲去世那年，母亲才44岁。谈家庭，可以说，我们家当时穷的像一摊灰。属全诸公乡，后改为公路村了，最困难户之一。三间小五架樑泥墙破草房，只有两间勉强能遮风避雨。阴雨天是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四周土墙东倒西歪，西北风直往家钻。
有一年冬天下雪，堂屋里地上半边雪。东头那间房子坏得实在无法住人。三根细木头樑就放在上面，日晒夜露无法维修。后来借给三叔母他们一家暂住。当时三叔母与老方分手后，一家三人从杭集康云搬回来无处居住，原先在团田砌的房子，一九五八年“共产风”时给拆掉了。出于无奈，暂住我们家，三叔母花了二十元钱临时将东头房一间屋修了一下。我工作后将二十元钱还个了她家。以后他们就到现在住的地方搭房存生。
那个年代，政策规定社员不准养猪、不准种自留地，连鸡鹅鸭都得由生产队集体饲养。就实际情况看，我们家也确实养不起来，人都吃不饱了，还有饲料去搞副业吗?再说也没有本钱和猪舍。
已出门的两个姐姐不算，家中连我还有四口人生活。我从上初中起，就基本上是靠助学金维持在校期间半饥半饱的生活。两个妹妹年小不能上工，三个人的粮草，只能靠体弱多病的母亲一个人上工来领，年年透支。用庄上一些好心人的话说，柏翠兰家几口子生活确实太苦了，简直是爬刀山。从来没有拿过余粮钱。
在当时劳力多的，特别有男劳力在生产队上工的或在队里担任一点小职务的人家，每年年终除了把口粮全部拿回去外，还能分得一些余粮钱作家用。而我们家工分钱少，冲粮款不够，还要另外拿钱到生产队来买粮。
哪里有钱来呢？所以，每当生产队喊分粮时，我母亲就发愁了。去领无钱称不到粮，不去领，家中又不得吃。只好硬着头皮带着箩担去等，看人家一担担挑回去，自己称不到，心里真不是滋味。有时直掉眼泪、恨自己命苦。要等别人家全部称完，母亲才能跟干部们好说歹说，照顾称一点回家度日。
可就是这样，母亲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刺激，除了哭哭掉眼泪外，从没有想过轻生或其他什么念头。那个时期，年轻的寡妇丢下自己的儿女不养，去改嫁跟别人或因受不了他人的言语，特别是受不了那些小干部辱骂而投河、上吊自杀的并不少见。相反，她对生活却充满信心。
母亲常对别人、有时也对我们说，“我就不相信，穷就穷到头了，爆灰还有发热之时呢……”。
平时还要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并寄予我极大的希望。我每次从学校回家从不问这问那。只说一句话：“我们姓王的家就指望你这云里的一点雨了”。
【编后记】
奶奶拉扯一个大家庭确实不易。无论外部环境怎么恶劣、无论家庭如何贫穷，她都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希望，真的值得人尊敬。
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但是肩上扛的却是男人的担子、男人的责任。
她是一个心存希望、怀想美好的人。“爆灰还有发热时”、“姓王家就指望你这云里的一点雨”，事实上，她无论再苦再累再难，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自己的儿子跳出了“农门”，成为一名国家的人民教师。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对梦想的追求不变，坚持努力，慢慢来，会有好的结果。
世间自有公道，好人会有好报。（陈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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