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京话（中）

（接上文）

49年北京解放后，由于各地人民涌进北京，为了更好地交流，所以逐步形成了新北京话，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很多话其实属于新北京话，那么在新北京话中包涵了一部分上面所说的。就是在餐饮行业中也有很多是新旧不同的，例如我们现在知道喝豆汁就焦圈，这似乎成了标配，原来老北京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豆汁一般就的是烧饼火烧，卖豆汁粥的，一般都备上咸菜、酱菜，还附带着马蹄油果，妥妥的一份地道的中式下午茶。

再如现在我们说炒肝包子是标配，其实老北京的时候二者根本不会放在一起吃，就炒肝的主要是叉子火烧。当时的会仙居做的叉子火烧是吊炉烤的，用发面和油盐烤成，既酥且香。一个圆圆的火烧，一拆开大约有九个，一圈焦黄，中间一个白嫩，就着炒肝吃，特别叫人留恋。您想啊，现在一般的猪肉大葱的包子，味道就够冲的了，再配上炒肝，大蒜瓣，这嘴里可是个味儿了。而叉子火烧才能更好地体会出炒肝的味道。

说回焦圈，在老北京的时候根本不叫名字，都是叫“油炸果儿”。这就和天津的名吃“煎饼果子”的叫法类似。而且这个“果”字读儿音，这是保留在北曲中的元大都音。“焦圈”一词是新北京话，从前只称“油炸果儿”。有人可能就要抬杠了，说“油炸鬼儿”不是指的是油条吗？您说得不错，就是漏了一个字，油条那会儿叫“大油炸鬼”。出售的地点也不同，一般卖馒头的代卖个煎饼、大油炸鬼；而粥铺中卖的大多是油炸果儿，主要就是为了夹在烧饼或者火烧之中食用的。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将其撕在碗内，以甜浆浇之，其味胜于口蔴锅巴。

顺便说一句，要想享此口福，必须早上去粥铺吃，这才能体会出其美味，那些担担叫卖的，瑕瑜互见，不能尽佳也。类似这种的油炸食品，当年总有个二三十种吧。现在很多都失传了。

记得曾经和一个自诩为老北京人聊天，说到“鸡蛋炒西红柿”的时候，我和他说，这个在北京以前是不能这样叫的，应该叫“摊黄菜”，因为无论是“鸡”，还是“蛋”，在老北京的时候都是有忌讳的词，西红柿在老北京的时候，也不叫西红柿，而是叫番茄。他表示完全听不懂，还振振有词地和我说，从他爷爷到北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三代了，就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我当然只能是“呵呵”了，不顶牛。

现在很多京味作家所描写的所谓老北京话，其实就是这些新北京话。甚至有些都不懂原本这句话的意思，就直接拿来用，例如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一部以北京话作为片名的电影《老炮儿》来说，正字应该是“老泡儿”，而不是“老炮儿”。“老泡儿”最早的意思其实是男妓，后来发展成为进过监狱的，在当地的地面上戳得住的头面人物，例如解放前天桥的“四霸天”一样的人物，或者是那些在地面上，整天混迹的三教九流、地痞流氓都可以被称为“老泡儿”。

为什么被写成“老炮儿”呢，因为以前的巡警阁子在解放后，被称为“炮局”，再加上这些所谓的京味作家对老北京话的不熟悉，因此就以讹传讹成为了“老炮儿”。这个词一直是被作为贬义词用的，偶尔也被作为中性词，形容在某一行业浸淫很久的人，例如老泡作家。当然作为语言，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而逐步会演变出很多的新的词汇，例如现在的网络用语也加入到北京话中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语言的不断丰富才能刺激语言的发展及进步，人类的语言就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中来的。

同“老炮儿”类似的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关于词义的古今不同，例如我们现在常常形容北京的一句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本是一句讥讽的句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四合院中的常境。原本在北京城中除了士农工商之外还有几种人都是为了官吏服务的，做个长随，干个跟班，这类人往往还是世袭的，一家人都是干这个的，就好像衙门中的书吏师爷一样。其原来的籍贯大多以浙江绍兴居多，一样的坐拥厚资，起居八座，花起钱来奢侈无比。夏天必在院中搭起凉棚，院落之中还必列磁缸来养文鱼；院中还排列着巨盆，中栽以石榴树，家中不管有没有子弟读书，也要请上一位西席相伴左右，来表现他们的阔绰。为此，有人讥讽他们，并为之写了一联：“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而这样的讥讽贬语，现今却以为得意，可发一叹。

北京话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喜欢运用歇后语，您可以去和那些真正的老北京人聊天，他们总能在话语的褃节儿上说出一个歇后语，或者是个金句，也正因为在说话中存在了歇后语，往往令人忍俊不禁。而这种现象的流行，不单北京城里如此，就连北京城周边的四里八乡莫不效仿。前一段时间有人问，怎么听这人说的是不是老北京话，这就是答案。新北京话中也有一些歇后语，但是在实际运用上却是少得很。老北京话中因为夹杂了这些东西，所以往往令人感觉幽默，里面其实潜藏着的是人情世故，对世事沧桑的无奈。在自我调侃中，说出一篇好大的文章来。这与语气强调无关，似乎很多人认为老北京人说话就好像人艺舞台上那样，需要有着腔调韵板，还得提着气，拿着劲，这样才是真正的老北京话呢。

其实也不然，有那样的，但不可能都是这样说话。北京城当年作为帝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那些有钱有权的人物出来，自然底气十足，吆五喝六；而那些贫贱的穷人，却需要低三下气，满脸的赔笑。例如勤行的堂头，看穿着外表光鲜，但其实见人便矮三分，低头赔笑，哪怕是家里火上了房，小孩出事了，还依然得满脸堆笑着迎来送往，有泪只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恭敬处不得有半分失礼。人艺曾演过话剧《天下第一楼》，同名电视剧也由巍子主演过，里面的堂头常贵就是其中的缩影，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这等人物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是趾高气昂得说话，那语气腔调自然也要有个分寸。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起一句俗语来——“京油子、卫嘴子”。

“京油子、卫嘴子”这是原来形容北京人和天津人的，据天津人说，天津人对这个倒是不反感，北京人却大多有微词。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有清一代，天下脚下，亲王郡王、贝子贝勒，龙子龙孙，哪一个都不是能惹得起的。顺天府当年号称天下第一府，所以府尹的职位特别显赫，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按说正三品衙门应该用铜印，惟独顺天府用银印，位同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可是在这北京城中，却是谁也不敢管，不要说那些一品二品的大员，就是内务府所辖的人物随便提溜出来一位，这位三品大员也得是满脸赔笑，亦步亦趋的。一旦地方上有事，挨骂摘顶子的又都是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岂能不学得油滑一些？脸面事小，脑袋才是大事。

那么说，这些老北京的话现在是不是还能看到呢？或者说，在哪里能找到呢？其实这些话大多在明清小说中。那时候虽没有京味小说，但是很多作者是曾经在北京城住过的，且对北京官话比较熟悉，在写作时自然也就将之带入。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写小说的一定是能识文断字的，这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同，那时候读书可谓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奢侈的事情了。尤其是一等家道中落，或者寒门子弟，遭遇了自认为是不平之事，所谓不平则鸣，也就只能将满腔的悲愤融在了字里行间中了。骨子里带出来的也就是日常的语言，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却往往可以缅怀昔日北京城的那些话语了。

至于说，现今我们听到的大多是建国以后，各方人士荟萃北京，在北京原有的语言中，夹杂了很多新的东西，或者将老的文字赋予了新的含义。很多以前的语言现在并不适用，也没有了那些语言的土壤和环境。

以见面打招呼为例子，老北京见面的时候，尤其是旗人或者是官宦子弟，见面要打千，抑或行撞肩礼，这是极具满族特色的一种礼节，大多集中在年轻男子中间，两人对站，双腿微曲，舞蹈跳跃着前进，左肩碰右肩，然后再右肩碰左肩，完成礼仪。现在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礼节了。老舍先生的巨作《茶馆》中，就对此有所记载。

汉人主要是抱拳礼，不过请记住，右手握拳，左手在上，反之则是行的丧礼，那可是大大的忌讳。现而今已经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细节了，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大多是没有规矩的。据说这个礼仪主要来源于《道德经》，其第31章讲到：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庆的事情以左边为上，凶丧的事情以右方为上。据《周礼》记载，根据双方的地位和关系，当时作揖就已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土揖是拱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拱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拱手前伸而稍上举；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众人一次作揖三下。此外，还有长揖，即拱手高举，自上而下向人行礼。

自然在礼节上还有叩头这样的礼节，不过这很少用在平辈上，主要还是在新年等这样的节日上，或者是用在老辈们上面。

与撞肩礼相对的是女性的抚鬓礼，这是满族同辈妇女相见之请安礼，具体礼节是：完成立正姿势，然后五指并拢以右手指从眉上额头至鬓角连抚三下，然后点头目视对方，同时请安问好，穿高底“寸子”鞋时不便前屈下蹲，或乘舆时受人请安而还礼，多行抚鬓礼，亦称抹鬓礼。

在这里多说一句的是，我们现在往往认为请安这个礼节是满族特有的，但其实并非来自于满族，而是我们汉族的，满族不过是继承了下来而已。这原是明代军礼中的一项，当时全国各指挥使司，各卫所都有这个礼节，称为“屈一膝”。到了清代，在八旗和和明朝遗留下来的绿营中仍然沿袭旧习。这是因为本来士兵见上级军官应该下跪，但因为身上有甲胄，只屈一膝或屈半膝。久之，不穿甲胄时也以屈一膝为礼，并和叩首、打躬一样，含有问候请安的意思。于是在八旗人家和部分汉族官宦人家，晚辈见长辈，平辈中幼见长，奴仆见主人乃至亲友相见，都行这个礼了。

男子请安的姿势是这样：先端正姿势，如“立正”的样子，然后向前迈左腿，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右腿半跪，略微停顿；眼平视，不许低头，扬头或歪头；双肩平衡，不许弯腰，左右腿的间距不可太大，保持左腿向前迈的自然距离，不可向后蹬腿。女子请安姿势与男子同，只是左右腿的距离要近，动作幅度小，双手扶左膝，右手不下垂。近些年在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请安姿势，不论男女，几乎没有一个对的。

行过礼后，还要给家里的上上下下各位请安，每问候一位，双方还要行礼，其繁琐程度可谓是令人生厌。这样的礼节放在咱们现在的社会不独年轻人受不了，就算连老年人也会感到厌烦的了。与时俱进，现在年轻人见面的简单问候，已经足够了。更何况，现在是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也没有必要去讲究那些老礼节了。

说到底，语言就是为了更好地交流，它与文字不同，文字的诞生主要是为了沟通上天，古代的每一个文字的诞生都是有其特殊的意义的，只有将文字与语言相结合了，二者才产生出共同的涵义。现在很多人去纠结那些话算是老北京话，感觉现在要是说些老北京话好像特有面子一样，有些冒名的专家们还大言不惭地啰啰嗦嗦，殊不知他们所说的自己都不清楚是哪里的话，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错误百出，令人忍俊不禁。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字，上面写着“老北京话多带儿音，在清代称为'京片儿’或'官话’。明代的官话是安徽语言，宋代官话是河南语言，这皆与当政皇帝的籍贯有关系。……北京话可以说是普通话的基础，但是其独特的发音和意思，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难懂。……”就这样一段不到百字的文字中，就有好几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