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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与汉魏风流 文 / 欧丽娟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百科全书，其诗化之深尤更酿造了与众不同的美感特质，脂砚斋便道： “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1] 而确实，虽然《红楼梦》与传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古典诗词仍是其取资摹借的最大宗，也因此与众多诗人文士发生直接的关联。       ▲ 曹雪芹《绣像红楼梦》 清嘉庆二十五年刊巾箱本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不过，若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情况却是适得其反，小说家曹雪芹本身与汉魏文士之关系十分直接而密切，与唐宋的关系反倒疏离甚至几无相涉，中唐李贺是唯一的绝无仅有。就此一特殊现象而言，可以引发的最重要的思索是：由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诠释上的纠葛，《红楼梦》尤然，因此，藉由此一议题的全面探讨，实可对曹雪芹“字梦阮”该如何理解、尤其是“字梦阮”与《红楼梦》之作旨有何关联的问题，都给予较根本的厘清，从而有助于确保小说批评与文本诠释的独立性与自足性。 而必须先作界定的是所谓“汉魏”所涵盖的历史范围。本文因应《红楼梦》各种内外缘的创作现象，采取的是正统历史系年上的“汉”“魏”两朝；但因小说之内外缘都与“汉代”关系者极少，而主要是牵涉到汉末帝权旁落而实质分裂，直到西晋立国（265）犹未底定的百年之间，故以广义的“三国时期”（184—280）为中心，以涵括汉魏之交、魏晋之交的复杂变局，从而统摄了“建安”（196—220）与“正始”（240—249）的政治阶段与文化时期。其中，不仅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乃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之父，呈现了血脉相连而具有高度联系性的两代关系；尤其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后起的“竹林”之游位于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仍在建安所处的邺下范围内，时而甚至被文评家以“邺下风流”笼统一谈，例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三云：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其中，原本是狭义专属于汉魏之交建安诗坛的“邺下风流”被称为“在晋多”，以当时犹有曹操慷慨淋漓之“壮怀”所高唱的“缺壶歌”，即此已是扩大为涵摄魏末“正始”、乃至西晋张华在内的广义指涉。可见在文学批评的历史眼光中，“建安”与“正始”两者虽时间分属前后却实质一贯，往往相提并论甚至等同为一，甚且因“正始文学”还包括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即正始以后共两个文化时期在内，则“邺下风流”的指涉范围确然兼含了狭义与广义两种。  ▲ （传）阎立本《竹林五君图》 绢本设色，唐，137.2 x 74.3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于广义认知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初唐复古派的首唱者陈子昂，于《修竹篇并序》中揭橥其复古理论云：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覩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5] 分析这段文字，由全文开宗明义所揭橥的“道弊五百年”一句，其之与下文诸陈述句所互相指涉的意义系统，呈现出极其一贯的清晰定义，可依序见诸下表所示：
其中，陈子昂透过否定式修辞反复的互文定义，明确传达出其所尊崇的“文章之道”，乃是指以“兴寄”——内心之兴发与情志之寄托——为重的书写表现或追求目标，而在此一标准下建构出一条“诗经（风雅）——汉魏风骨（包括建安、正始、西晋张华与何劭）——初唐（东方虬）”的诗歌传承脉络，恰恰与元好问所言的“邺下风流在晋多”相一致；其间以“彩丽竞繁”为主流的晋宋齐梁阶段，则被视为文章之道颓靡沦丧的黑暗时期。就此，著名的汉魏文士如：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包含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场、刘桢在内的“建安七子”[6]，与曹魏末年正始时期由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所组成的“竹林七贤”[7]，就在陈子昂“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论述中合而为一，成为“风雅兴寄”的直系继承人与“汉魏风骨”的共同定义者。复由下一节可知，这同时也合乎曹雪芹周遭文人的共识，此所以本文采广义的“汉魏时期”之故。唯为论述之便，以下行文中有时以“魏晋”互文为称，其指涉相同。   ▲ 孙位《高逸图》 绢本设色，唐，45.2 x 168.7 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小说家曹雪芹本身与汉魏诗人的关联密切，已广为人知。由其周围的交游圈所提供的信息，可知曹雪芹“字梦阮”，甚且至交故友对曹雪芹所进行的拟喻，也以汉魏之际的才士文人为绝对大宗；而小说文本中，汉魏文士[8]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曹植、阮籍，也与曹雪芹本身之人格特质直接相关，成为其形象构成的重要来源。 曹雪芹在世时，于友人之间主要就是以“工诗”“好酒”闻名的，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前小注云： 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 （《春柳堂诗稿》）[9] 而其“工诗”之与“嗜酒”相提并论，若以涉及到具体比拟对象的文献材料来看，则如敦敏所描述：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懋斋诗钞》）[10] ▲ 汪由敦《曹植七启册》 清，28 x 35.2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曹植是以八斗诗才作为拟喻所在，这种对“诗”“酒”兼好并嗜的文人习气，到了敦敏之弟，即与曹雪芹私交甚笃、往来款密的宗室诗人敦诚笔下，其“工诗”“嗜酒”则一改曹植与陈遵的一般性泛泛模拟，而主要是与刘伶、阮籍和李贺相提并论，因而对曹雪芹之个人才性特质提供了更值得玩味的具体线索。诸如：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霑》）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挽曹雪芹》二首之一）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挽曹雪芹》二首之二） 诗追李昌谷（原注：松堂。谓曹芹圃），……懒过嵇中散（原注：荇庄。谓寅圃），狂于阮步兵（原注：亦谓芹圃）。刘伶曾荷锸（原注：松堂。谓罗介昌）……。（《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11] ▲ 王铎《李贺诗帖》（局部） 绢本水墨，明，45 x 240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其中，“李贺”与“阮籍”之重复出现各达三次、两次，而刘伶的“鹿车荷锸”[12]实亦可视同阮籍的延伸；特别是中唐的李贺（字昌谷），作为被用以比拟曹雪芹之古人中出于唐代的绝无仅有者，且拟喻的三次之数最为殊胜，意义最是重大。另据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塵》所载：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13] 作为曹雪芹唯一存世的诗歌残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确属诗鬼李贺的嫡传[14]，而且此一“奇艳魅异”风格也彻透于《红楼梦》的诸多诗词与叙事情景中，成为全书写意造境之风格主调[15]，可见曹雪芹在诗歌创作上独特而强烈的美学偏好。但从敦诚称其挽诗乃取义于“驴鸣吊丧”之喻，又隐隐然将曹雪芹比诸建安七子中的王粲[16]，则又仍归诸建安七子为说，可见朋辈之间强烈的汉魏趋向。 至此，整体以观之，上述所有的拟喻对象中，共含括了陈遵、曹植、王粲、阮籍、刘伶、李贺等六位古人，以及集团性的“邺下才人”；其中的曹植、阮籍、刘伶、李贺等四人横跨了文本世界与作者层面这两个范畴，是为《红楼梦》创作上内外缘的共同交集者，但真正对文本之诗词内容与叙事情境产生直接影响的，则仅只有李贺一人。其次，除汉代的陈遵与唐代的李贺之外，其余的曹植、王粲、邺下才人、刘伶、阮籍乃全数属于由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所共构的汉魏文士，与《红楼梦》文本中的诗词内容与叙事情境无大相涉，而纯为曹雪芹本人、乃至其友朋之间的拟喻代称，由此形成了《红楼梦》的文本世界与作者层面明显的范畴落差。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由魏晋文士所组成的人才库并非曹雪芹之个人专利，而是其整个交游圈的集体共名与借代符码。且观敦诚《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一诗中，“懒过嵇中散”一句是荇庄以嵇康比喻寅圃的，而与敦诚哀挽雪芹的悼词如出一辙的“刘伶曾荷锸”一句，则是松堂用以模拟罗介昌的，此其一。其次，敦诚为追念所有故人而录辑其遗笔所作的《闻笛集》，该杂录所命的“闻笛”之名与《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一诗破题的第一联“常侍山阳意，王孙旧雨情”，都是出自“山阳闻笛”的典故，取意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思旧赋》：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17] 日后南朝宋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一诗乃据之云： 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 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 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 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 《山阳赋》即《思旧赋》[18]，盖因山阳既为嵇康的故居，更是竹林之游的所在地，向秀路过经此凭吊亡友，闻笛而作此赋，遂有此别名。从此，“山阳闻笛”即用以喻悼念、怀念故友，如唐朝许浑《同韦少尹伤故卫尉李少卿》的“何须更赋山阳笛，寒月沈西水向东”（《全唐诗》卷五三六）即是。则敦诚不仅以“常侍山阳意，王孙旧雨情”一联自比为向秀而直承其“思旧”之思，呼应其《挽曹雪芹二首》之二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甚且《闻笛集》既是追念故人而录辑其遗笔或往事所作[19]，更模仿了曹丕在“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后，“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见《与吴质书》）的作法，辑录对象乃包括全体的同辈知交，迥非仅仅曹雪芹一人而已。也因此敦诚在《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中以“吊客作驴鸣”涵摄了对所有已故友人的哀挽，于《挽曹雪芹》中则索性以集团性的“邺下才人”模拟为说，可知这是他们整个交游圈的自我定位所在。 ▲ 俞龄《竹林七贤图》 绢本设色，清，169.2 x 95.9 cm 现藏于济南博物院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对于此一津津乐道于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特殊现象，以及曹雪芹与魏晋文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曹雪芹个人的专属特例，而是其同侪友朋之间的集体共识与群体代码，应该由此切入才能较正确地理解“梦阮”的含意。至于此一追攀意识中所存在的多重心理维度及其所辐辏的明确聚焦，则可进一步分别论述如下。 （一）邺下风流： 世家子弟之“菁英团体的集体完美记忆” 首先，曹雪芹及其友辈之津津于追攀魏晋文士的意识，主要是再现了文学史上闻名的“邺下风流”，折射出世家子弟之间菁英团体的集体完美记忆。 曹魏时期的文人集团“邺下才人”，史上又合称建安七子，亦即以曹操父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其成员含陈琳、王粲、应玚、徐幹、刘桢、阮瑀、孔融（唯一非曹氏之僚属者）等，因云集于河南邺中，复以其词章文采相推毂，故名《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谓： “暨建安初，五言腾踊。……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曹丕《典论·论文》更以当事人的第一手证言，称七子克服了文人相轻之病，“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此一游宴雅集之创作生活的盛况，曹丕日后还曾于《与吴质书》缅怀道：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后来到了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序》也拟曹丕之口吻云：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20] 作为文人贵游集团的肇始，此种知己群之间古来未见的惺惺相惜，以及文友同行共处游燕赋诗的生活形态，后来正始竹林七贤也沿承其绪，故向秀《思旧赋》有“追想曩昔游宴之好”的缅怀，随即成为后代帝王和文人仰慕企羡、甚至模仿比攀的对象，由此遂在文学史上以“邺下风流”而闻名，后来的曲水游宴、兰亭禊集，都是承此而派生的流风余韵。 ▲ 文徵明《兰亭修褉图》 纸本水墨，明，140.3 x 73.2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是，这种诞生于汉魏之际而盛行于六朝的文人贵游形式固然为后世所艳羡追拟，但六朝之后各代的历史环境却难以真正再现类似风华，而多半仅是被用以泛泛推誉文人相得之唱和交谊，其具体的社会条件却迥不相侔；相反地，曹雪芹朋辈的津津乐道，则并非仅是一般性的典故运用以为文人交谊的美称而已，实际上更有其精切合宜之处。质言之，“邺下才人”之所以并称的原因，文学上的高才能士与彼此之惺惺相惜自是基本条件，但构成这两个条件的还有一根本的大前提，亦即与特定的出身背景直接相关，其阶级特征与所处“邺下”的京城地位与文化想象，更是密不可分。 邺城所在的河南，从东汉光武中兴以来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再加上世家大族掌控了朝野的行政机构[21]，到了汉魏之交，贵为三王的曹氏父子因雅好文章更积极招纳文士，世家名门出身的建安七子便汇聚于邺都而共创文学盛业。由于魏晋时的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既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有优裕的生活闲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环境，因此才学成就也多，以致魏晋文学之士多出自贵门子弟，曹氏父子的三王之尊固不待言，至如建安七子中孔融、王粲应玚、陈琳皆为东汉以来的世族，其中王粲的曾祖王龚、祖父王畅，都做过三公，王畅亦是汉末名士的八俊之一，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长史，故谢灵运称王粲为“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陆机兄弟为吴郡望族；过江之后，门阀的势力愈加发展，陈郡谢氏一门，灵运、瞻、晦、曜、惠连、希逸等，无不以能文著名。可以说，汉魏六朝的名门大族凭恃着传统的家教和优裕的地位环境，掌控了文学的时代潮流[22]。至于非文学类的艺术表现亦不例外，如小说第七十回中以书法连带涉及的钟繇，同样是在“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所形成的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度下，“魏晋名门子弟，起家多拜散骑侍郎，钟繇弱冠，即居其选”[23]，其家世背景的高门条件亦显明可见。 ▲ 佚名《秋庭书壁图》 绢本设色，南宋，133.8 x 79.9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次，虽然在清代的历史环境中，簪缨贵族不再握有传承文化的独门特权，但由封建社会结构所产生的若干阶级特性仍是彼此相通。诸如魏晋时高门世族的基本教养有二，所谓“当时门第既重礼，又重文艺，即妇人亦然也。”[27]扩而言之，亦即： 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8] 在这样历代累世的家教熏染之下，两者都彻底内化成为高门子弟的基本人格素质。就“重礼”“具孝友之内行”的这一面而言，史籍中处处可见“魏晋南北朝门第以礼法作为家学核心，与行为上坚守礼教的一面”[29]，即以竹林之疏狂成性，阮籍母丧时的两度吐血数升、毁瘠骨立，仍然透显出礼教中注重孝道的由衷入髓；而由孝道所衍申出来的避讳之礼，更是任诞成风的魏晋时人所始终坚持的，其坚持程度甚至于不近情理[30]。参照于《红楼梦》所叙写的公侯富贵之家，情况犹然，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叙述说明中，可知年仅六、七岁之龄的林黛玉即懂得避讳之礼并奉行如仪，为避母亲“贾敏”之名讳，念书时凡遇敏字皆念作“密”，书写时凡遇敏字皆故意减一二笔，而同时实行了“更读”与“缺笔”这两种渊远流长的避讳手法，其心态即属出于尊敬和亲近之感情所产生的“敬讳”类型[31]；对于母亲的一疾而终，亦是“侍汤奉药，守丧尽哀，……哀痛过伤”，种种的超龄表现，也使其业师贾雨村以“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为荣府之孙，又不足罕矣”（第二回），断之为贵族血统所致，诚为贵族世家“重礼”“具孝友之内行”的如实反映。 ▲ 孙温《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清，51 x 88 cm 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再就“重文艺”“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的这一面而言，雪芹之祖父曹寅不仅撰有《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更主持刻刊《全唐诗》《佩文韵府》，家风之下曹雪芹亦是诗画兼擅；而《红楼梦》中的贾府作为百年望族，第七十八回众清客先以“小哥儿十三岁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学渊源，真不诬矣”来赞赏贾兰的七言绝句，接着又以“三爷才大不多两岁，在未冠之时如此，用了工夫，再过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来奖誉贾环、贾兰的诗歌表现，并以其潜力可追阮籍、阮咸而打造另一段家族的文学佳话为期许，可见“家学渊源”是世家子弟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二阮即是以亲族关系一体成就的前例。因而，钟嵘《诗品·序》对南朝士人风俗的观察也清楚指出： 今日士俗，斯风炽矣。纔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荣。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 戴敦邦《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载于《戴敦邦新绘红楼梦稿本》 可见能诗会赋乃是士人的基本修养，“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的结果，使之在贵游集团中更激荡出情灵与艺术的升华、扩延与推进，并在彼此的切磋观摩中交迭出知己赏心之游与惺惺相惜之情，而开展出菁英团体除了政治结盟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就此，“邺下才人”创立了最初的典范，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更可以说是集中展现的一组诗。 学者指出，作为“对邺下时期众多诗歌（主要是游宴诗）的总结和模仿”，它直接模仿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是对昔日游宴生活的追忆；二是在诸子零落之后，作者的哀伤之情。其中，游宴之乐是谢灵运《拟魏太子序》的主题，也是八首拟诗的共同主题，忠实再现了邺下诸子游宴诗的一个侧面，从而将“邺下之游”这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菁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32]。此说诚为笃论，与曹雪芹的朋辈交游情状也确然丝丝入扣，不仅盛极之乐雷同一响，繁华之后令人悲怆万分的零落憔悴也如出一辙，在在足以解释曹雪芹周遭的亲友圈津津为说的原因。就诸子零落之后的哀伤而言，先观曹丕作于“后欢娱”之际的《与吴质书》，其中谓： 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 丘文播《文会图》 绢本设色，五代十国，84.9 x 49.6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死亡的袭卷扫荡如此之令人怵目惊心，据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序》最末也感叹：“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这般蚀骨断肠的伤逝之痛，凡曾经享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的水乳交融之乐者，都在所难免，也同样反映于敦诚的感悼笔墨中。敦诚在四十七岁（1780，乾隆四十五年）致敦敏的《寄大兄》一信中云： 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曩日欢笑，那可復得？时移事变，生死异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33] 在敦诚稍早写于乾隆四十一年的《哭復斋文》中亦写道：“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之情否？”[34]这种“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的表述，岂非曹丕所言“数年之间，零落略尽”的翻版复刻？凋零之迅疾、消散之突兀、崩解之急剧，都使得伤恸之情益发卒难排遣，以致在生死悬隔的巨大裂缝中思往忆昔，当下之感怆既是倍增，而往昔之欢乐亦复更形完美。于是，在曹雪芹、敦诚等人“王孙旧雨情”的集体记忆中，“邺下风流”便成为悲欢心曲的绝佳代言。 ▲ 王翚《祭诰图》 笺纸设色，清，34 x 183.5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二）易代之际的失路与家世陵夷的困顿： “繁华有憔悴”的“弃才”之痛 然则，世家出身的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之所以不能如王谢般归类于“公侯富贵之家”，而应被列入“诗书清贫之族/逸士高人”之属[35]，原因便在于他们的身世背景深深烙印着易代之际的失路不安与家世陵夷的流离困顿，而洋溢着不遇无成的弃才之痛，这似乎便是敦诚所谓“邺下才人应有恨”的“恨”之所在。阮籍于《咏怀八十二首》之三中所言：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可以说是以意象化的表述方式，对包含易代失路、家世陵夷、怀才不遇、生命无成与价值幻灭在内的一切盛衰之感的哲理性总结。 ▲ 倪瓒《琪树秋风图》 元，62 x 43.3 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先就建安名士的共同遭遇而言，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称应玚为“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陈琳则是“述丧乱事多”，尤其是王粲的“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36]，清初陈祚明更有一段生动的阐释： 王仲宣诗如天宝乐工，身经播迁之后，作雨淋铃曲，发声微吟，觉山川奔迸，风声云气与歌音并至。祇缘述亲历之状，故无不沉切。[37] 若将此一阐释移诸《红楼梦》追忆缅思的伤悼哀惋之情，益发若合符契，无怪乎敦诚以“驴鸣吊丧”的王粲比诸“坎坷以终”的曹雪芹，诚可谓贴切之至。至于曹植也因其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屡经瘠土的困苦生活和所看到小国边郡的民间疾苦，以致内心的郁结和文学的表现天才相结合，正是所谓慷慨苍凉的建安风骨的来源；这种植基于时代和社会的流离因素所形成的悲凉清越的慷慨情绪，既是建安文人的生活特征，因而也就成了建安诗文的时代特征[38]。 ▲ 吴伟《流民图》（局部） 纸本设色，明，38.5 x 546.5 cm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移观同样处于易代之际的竹林文士，处境更是不遑多让，戴逵《放达非道论》即一针见血地指出：“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39]就其“疾”之所在，阮籍可谓最具代表性。阮籍之父为建安七子中的阮瑀，自为世家子弟，然而与其共为竹林之游的侄子阮咸，两人已是“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40]的贫士，可见家世陵夷之状；至于易代失路、生命无成者，则如史传文献所记述：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41]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动荡环境迫使文士为求自我保全而“不与世事”，不仅以酣醉为逃避，且于言谈之间都须字字斟酌以免贾祸，如司马文王所云：“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42]与世推移之际的戒慎恐惧至死方休，其苦楚委实不堪，阮籍乃惨然自剖“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八十二首》之三十三）。避世自保尚且如此艰辛，遑论入世积极作为以露才扬己，更属缘木求鱼，则一生功业所在的“济世志”遂告沦落无成。据此，《咏怀八十二首》之三中与“零落”上下互文的“憔悴”一词，在一般性的物态形容之外，传统注家认为还隐含着“陋贱之人”[43]的语源原义，是极为可能的。 ▲ 佚名《柳荫醉归图》 绢本设色，南宋，23 x 24.8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而此心之“疾”所发之“颦”者，即为种种任诞狂放之行为，所谓“嗣宗实寓其沈痛之怀于放纵之迹” [44]，上引“酣饮为常”和“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乃构成其形象之两端。推而及于其他竹林名士，在表面的任达放荡之下，实际上也都有这样的忧患心境作背景，基于深沉的危疑不安之苦，乃不得已以“任达”自弃，故正确地说，“他们不但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即对自己也不满”[45]，因之“任达疏狂”并非只是单一地反对名教以求自我伸张而已。由此所形成的人格特质正属于“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用，是为天地之弃才”[46]，其横恣激越之“逸气”固然展现出冲决罗网的奔放快意，但其所根源、所包挟的“弃才”之痛，作为人生存在价值的终极否定，实为其生命中深植固结、椎心透骨的悲剧核心。 复以唐代唯一被频繁地比拟于曹雪芹，并且其诗歌血脉最是广泛深入地渗透于文本情境的中唐诗人李贺而言，其出身也是“系出郑王之后”[47]的没落王孙，且在时移事易的五百年后，竟仍于避讳的强大压力下终身失去科举仕进之路，同样遭遇到“济世志”的绝望无成，以致颓废自弃，呕心赋诗，过着“每旦日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研墨迭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48]的生活，年仅二十七即抑郁以终，心中的落拓憾恨表现在“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溪刻”[49]的文字偏好上，又何尝稍减于建安、正始之辈？因而构成诗鬼之“奇艳”特质的华丽与阴森，所谓：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50] 种种对反并存的情境意象，又何尝不是“繁华有憔悴”之浓缩而极端的鲜明呈现？则不禁令人揣想：在名家如林的唐代诗人中，曹雪芹之所以独钟李贺，除了对其“诗鬼”之奇艳风格的主观偏嗜之外，又焉不存有对其同为没落贵族、且终身绝望无路的一份戚戚共鸣？ 从而，通贯于阮籍的“率意独驾”、刘伶的“鹿车荷锸”、李贺的“骑驴觅诗”之类漫无目的、却执意前进的浪迹行为中，乃是一种迷走于人间道路上却心灵失焦无以脱困的深刻煎熬，共同具现出空负良才美质之菁英份子“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用，是为天地之弃才”的人格写照。就在这样的参照系之下，曹雪芹的内心塑像实已活凸欲出。 ▲ 傅抱石《文人像》（局部） 纸本设色，当代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倘若曹雪芹生于1715年[51]，则于雍正五年（1727）抄家时正值十三岁，前此完完全全称得上是“秦川贵公子孙”，享有春花秋月、云烟绵联的高雅繁华；而自雍正接位后仅仅五年，突如其来的抄家即宣告了“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的急遽变化，在此一分水岭之后，面对的是从“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骤然落入“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窘困之境（第一回）。据此可以说，曹雪芹除了少年期以前早岁的富贵繁华之外，自成长后的大半人生其实都是处于贫困状态中，因此比较偏向于其所定义的“诗书清贫之族”，而在此一“坎坷以终”的后段大半生涯中，“唯显逸气”乃成其唯一的自遣之道，故“狂于阮步兵”。试看其密友的描绘中，多次以此一巨变的前后落差为着墨，不断出现“秦淮繁华/燕市悲歌”的对比，所谓： 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芹圃曹君霑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52]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53] 扬州旧梦久已觉（原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且著临邛犊鼻裈。（敦诚《寄怀曹雪芹霑》）[54] 尤其敦诚特别以“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为“扬州旧梦”加注，明确指出其“燕市悲歌”的狂放是与家世陵夷分不开的，这正是“旧梦久已觉”却“旧梦人犹在”的曹雪芹之所以“狂于阮步兵”的主要核心。作为改朝换代、家世陵夷之下“无所成而无用”的“天地弃才”，也就恰恰与曹雪芹以“补天石被弃”的畸零顽石为贾宝玉塑像定调，全然出于同一机轴。 ▲ 八七版《红楼梦》剧照 从《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自序可知，作者本身深怀“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的愧疚，痛自忏悔也自甘隐沦，只因不愿使闺阁中的异样女子“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遂尔有此书之作，以为诸钗昭传。因此，小说中处处赀谤宝玉的种种贬词，如第一回的“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三回的“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实皆出于“天地之弃才”由衷的忏情流露，一无“贬中褒”的反讽意味。 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就曹雪芹之同侪友辈全都是以“工诗”为其才能表现的定位与推崇之所在，丝毫未曾涉及小说创作，可见书写期长达十年的《红楼梦》本身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而这又与传统中文化正统观对小说一门的贬低是一致的，“小”之一字即寓含小道、小技、不登大雅、非关经世用志之意，远不如诗歌尚且可以“言志”的价值位序。可以说，不仅构成魏晋时高门世族之基本教养的“重文艺”“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这一项，完全不包括“小说创作”在内，且此一文类的价值判定至清犹然，致使当代大儒以“小说设教”猛烈抨击小说的流行毒害[55]，即连小说家本身也都自惭其事，因此当约略与曹雪芹同时、也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吴敬梓写出了《儒林外史》时，友人程晋芳还作诗感叹道： 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56] 而另一位清代旗人小说家文康（《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则怀咎自忏云： 人不幸而无学铸经，无福修史，退而从事于稗史，亦云陋矣！[57] 在在都呼应了传统文人以“经籍文史学业”为终极价值的人生判准。同样地，写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的曹雪芹，却始终以“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来自我谴责，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也称之“野心应被白云留”[58]，全不以“小说创作”为其才志功业之所在，诸家心态实乃出乎一辙。 ▲ 《红楼梦赋图册》 现藏于爱尔兰切斯特·贝蒂博物馆 另一方面，更应该思考的是，从传统文人为自己取号的年龄阶段而言，“梦阮”势必是抄家后曹雪芹才为自己所取的字号。就此，我们还可以参考历史中一位与“梦阮”有关的案例，即惨遭永嘉之乱的刘琨，其于《答卢谌书》自云：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繇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块然独立，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然则知聃、周之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越石集》 据之以观，“嘉阮生之放旷”不过是年少无知的狂浪虚矫，一旦切身面临“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哀愤冲击之后，便反视之为“虚诞妄作”的轻薄浮夸。则已然切身遭遇重大毁灭的曹雪芹，其之所以“梦阮”与“放旷”固当与“反封建礼教”相去甚远，而另有其他意义存焉，其解答已如上述。 至此可见，历经抄家之毁灭性打击却又无可言宣的落魄王孙曹雪芹，其之所以“字梦阮”，除了学者已指出的：态度狂傲还只是表面的，阮籍在政治遭遇、叛逆的思想和行为、“佯狂避时”的态度上，引起了曹雪芹深切的同情[59]，此外，还更应该包含一种前述所言的，以名门出身的菁英子弟却遭受易代之际的失路与家世陵夷的困顿，而充盈着“繁华有憔悴”的“弃才”之痛，这便构成了对阮籍那一份隐含在狂放形迹下的“百代之下，难以情测”[60]之“情”的深切体悟与共鸣，遂就彼此所分享、而一般文人难知的万般苦涩，表达其千秋知己之意。 ▲ 孙温《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清，51 x 88 cm 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本文原载于《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3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甲戌本第二十五回评语，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78页。 [2]详参欧丽娟《诗论〈红楼梦〉》第七章《〈红楼梦〉使用旧诗的情形与用意》，里仁书局2001年版，第319—380页。 [3]详参欧丽娟《〈红楼梦〉中诗论与诗作的伪形结构——格调派与性灵说的表里纠合》，《清华学报》第41卷第3期（2011年9月），第477—521页；《论〈红楼梦〉与中晚唐诗的血缘系谱与美学传承》，《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5期（2011年11月），第121—160页。 [4]详参欧丽娟《〈红楼梦〉与六朝诗》，收入《林文月先生学术成就与薪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2014年版。 [5]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正编》第三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13页。 [6]见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7]见《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8]一般常见的用语是“名士”，指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而得称者，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陈寅恪先生文集》第三册，里仁书局1981年版，第71页。虽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但重在“才器”；而“文士”之称，较能兼融以政业之“道”为重的“士人”身份，与以文艺之“技”为重的“文人”角色，而涵摄政治与文化场域的互操作性，更有助于理解包含曹雪芹在内的传统知识分子。相关辨析，可参蓝旭《东汉士风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徐华《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9][10][13][33][34][52][53][54][58]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7、6、5—6、4、6、7、1、8页。 [11]数诗皆出自《四松堂集》，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一，第1—3页。 [12]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14]详参欧丽娟《诗论〈红楼梦〉》第一章第一节《曹雪芹之诗作与风格》，第10—25页。 [15]详参欧丽娟《论〈红楼梦〉与中晚唐诗的血缘系谱与美学传承》，第124—133页。 [16]典出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做一声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17][18][60]萧统编，李善等注《增补六臣注文选》卷十六，宋末刊本，第294页；卷二一刘良注，第395页；卷二三李善注，第417页。 [19]其《自序》云：“二十年来，交游星散，车笠之盟，半作北邙烟月。每于斜阳策蹇之余，孤樽听雨之夜，未尝不兴山阳愁感。追思平昔，邈若山河。因检箧笥，得故人手迹见寄者，或诗文，或书翰，若干首，录辑成编，览之如共生前挥麈。或无诗文书翰，但举其生平一二事，与余相交涉者，亦录之。名曰《闻笛集》。每一披阅，为之泫然。”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一，第3—4页。 [20][36]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里仁书局2004年版，第199、223、212、206页。 [21]参陈明《中古士族现象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22][23]参见王瑶《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中古文学史论》，长安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7、18页。 [24]详参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章《八旗制度与旗人婚姻》，第235、237，以及第83、270页。由书中言之者再四，可见俗见的积误之深，与此一观念澄清之事关重大。事实上，在满语中，女人可以称作是其男人“家的”，男人也可以称作是其女人“家的”，这使我们对清初“家的”（实即满语Booi即“包衣”）用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见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25]同样必须澄清的是，“旗人便是满人”的定义近年来已逐渐受到质疑，亦即“旗人”是一种文化概念，“满人”则是血统概念，前者范围大得多。实际上，“加入八旗的蒙古族、汉族，以及其他族人，同受八旗制度的束缚，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与八旗满洲基本一致；在长期征战和生活中，其生活习俗、语言使用，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与八旗满洲也大体相同。所以，在北京的满族中过去有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参辽宁省编辑委员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中国民族问题数据·档案集成》第66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尤其是内府旗人允许入学、考试、为官，旗鼓佐领下人在内务府的仕进与满洲人同，升至九卿，亦占满缺，他们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被列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在《八旗通志初集》中被列入满洲官员志，而八旗汉军则别列一门，因此，又可将其视为八旗内部满洲化程度最高的汉人。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2章《旗人社会的形成》，第50页。曹家入旗的时间很长，到曹雪芹出生时至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旗人”的统一概念下，可以说并不存在满汉之别的问题。 [26]《晋书·谢安传》载“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鼎文书局1992年版，卷七十九，第2077页。 [27][28][29]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168、171、174—6页。 [30]明人杨绳武即指出：“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门第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清议也。”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页。 [31]有关避讳的型态与形式，详参王新华《避讳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32、180—183、190—191页。 [32]孙明君《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的邺下之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6年1月），第24—28页。 [35]这段十分重要的才性差异论见诸第二回，其分梳详参欧丽娟《论〈红楼梦〉中人格形塑之后天成因观——以“情痴情种”为中心》，《成大中文学报》第45期（2014年6月）。 [37]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38]有关建安文人的生活特征与其诗文的时代特征，详参王瑶《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中古文学史论》，第13、21、23－4页。 [39]房玄龄等《晋书》第九十四卷《隐逸传·戴逵传》，第2458页。 [40]房玄龄等《晋书》第四十九卷《阮咸传》，第1362页。 [41]房玄龄等《晋书》第四十九卷《阮籍传》，第1360—1页。“率意独驾”一段，已见诸《世说新语·栖逸篇》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华正书局1993年版，第648页。 [42]见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第十八卷《魏书·李通传》注引李秉《家诫》所述，洪氏出版社1984年版，第536页。 [43]《左传·成公九年》杜预注：“蕉萃，陋贱之人。”蕉萃即憔悴。《十三经注疏》本卷二十六，艺文印书馆1982年版，第449页。 [44]沈祖棻《阮嗣宗“咏怀”诗初论》，收于罗联添编《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二）》，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第510页。 [45]参见王瑶《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第63页。 [46]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湾学生书局1974版，第3章 《魏晋名士及其玄学名理》，第70页。 [47]欧阳修等《新唐书》第二百三卷《文艺传下．李贺传》，鼎文书局1992年版，第5787页。 [48]李商隐《李贺小传》，冯浩等注《樊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 [49]王思任《李贺诗解·序》王琦等《李贺诗注》，世界书局1991年版，第1页。 [50]杜牧《李贺集·序》《樊川文集》卷十，汉京文化公司1983年版，第149页。 [51]关于曹雪芹的生年，周汝昌的主张是雍正二年（1724），参见《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12月5日，副刊“图书”；而英译者霍克思（David Hawkes）更认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康熙五十四年已未（1715）说，见Preface,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p.22． [55]钱大昕《正俗》云：“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乎禽兽乎！”见《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收入《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272页。 [56]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57]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所引述，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0页。 [59]周策纵《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9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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