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施然：以性灵为诗歌招魂 ——序施施然诗集《柿子树》 罗振亚 一般说来，和男性比较，女性感情的易动性、体验的内视性、语言的流利性，和内倾情绪型的心理结构、偏于形象性的认知力及先在的直觉细腻潜质互动，使她们在诗歌创作方面更具感受与抒情的性别优势，离诗歌最近。而在女性诗人当中，施施然似乎天性的色彩更为浓重，她虽然诗龄很短，专心追随缪斯还不到两年光景，却让诗花开遍了海内外各大知名的诗歌刊物，在诗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激发了评论家对这一典型性与代表性写作现象的全面认知和重新命名。她既怀有平常心，日渐看淡着名利、虚荣等身外的一切，向自然归返；又兼具诗人气，总也放不下灵魂和心的“远方”，而听命于幻想和灵动的直觉飞翔，因此对她来说，写诗就是一种感情的自然喷涌，一种无法回避的宿命。 正是凭着对诗神的钟爱，施施然才协调好了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置身于物质欲望的潮流中，又能拒绝其精神掠夺，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琐事之后，又能以脱俗的勇气出乎其外，保持独立的精神空间，注意在身边的生活海洋里寻找、拾拣诗情的珠贝，在日常生活与心灵情趣的观照、提升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以恢复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性。无论任何题材与事物，一经她的诗性触摸，就有了鲜活的生命，这倒暗合了“女性情怀总是诗”那句老话。如观察母鸡下蛋、小学生写作文、经济学家谈参观养鸡场等经历，可谓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可它们却在施施然的《一个问题搅乱了我的意识》中，幻化成一段盎然的诗意和独立的思考。透过关于鸡的事态流程，仿佛可以窥见诗人散乱而温暖的心象；特别是结尾“那些鸡/从孵出来就昼夜被灯照着，不让睡，除了吃/就是下蛋，一辈子没有见过公鸡……”文本的表层旨归背后那种对人与命运的隐喻，更给人一种沉重、黯淡之感。 也许是诗人觉得诗歌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也许是诗人过于耽爱心灵的世界，也许是诗人有意略去了世俗中的丑恶，施施然的《窗前的柿子树》（组诗）、《带上我的名字去轮回》、《貂蝉在枝头》等众多诗歌文本都情态特殊。它们基本不去追逐政治和时代宏大生活的表层滑动，侍弄时髦的热点题材；而是坚持心灵化的视角与立场，善于捕捉日常琐屑中具有超越性、永恒性色彩的诗意因素，如母爱、情爱、人性、自然、宗教、生命本质、时间体验、历史人物事件的凝眸与思考等等。诗质相对纯粹唯美，情调婉约、清丽、细腻，而略带淡淡的苦涩。特别是当她的视线转向人生、生命等境域时，诗就常常升华为一些抽象命题的咀嚼，一种对生活、情感的回味，在性灵河流的淌动中，凸显出理意、理趣的“石子”，赋予读者一种智性的满足。如《我们都是卑微的神灵》这样写道：“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念诵魔咒。即使是/张牙舞爪的暗夜。万马奔腾是一种错觉/宇宙面前，灵魂都是那样地卑微/有一些，因为残缺正变得癫狂”，“我们来自虚无还将回到虚无。因为爱/我们学会了微笑/和哭泣。其余的，都从指缝一一滑过”。对人生滋味、命运真相等哲理奥秘探询的敦促，使诗已经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机智而深邃，韵味独具，虽然其间掺杂着黯淡、悲苦的因子。这使她的诗歌在温柔之外平添了几许从容与练达。 但是施施然深知，直接抒情的艺术就像赤裸的人一样苍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以她从不仅仅停留在情绪的舞蹈、灵魂的喧哗层面，仅仅响应情感的呼唤，让情感从命泉里直接喷涌而出，泛出女性诗写作的狭隘性；或让知性沦为抽象的教条，单凭哲学和智力去认识。而是走了一条具象化的言说道路，即选择了同感情的、非逻辑的、具体的思之途径，顺应现代诗歌的物化趋势，力图沟通意象、事象与心态，给思想意绪穿上质感的合体衣裳，在情绪和意象的流动中渗透出理性的内涵，达成情、理、象的三位一体，隐约迷离又容易解读。如“那年春天，燕子衔来雨水，你买来树苗。并亲手/把它种在了窗外。我欣喜地畅想/将来一树黄橙橙的圆灯笼。而你就在旁边/畅想我欣喜的笑容，忘记洗去手上沾染的泥土//如今，柿子树一长再长，想像中的黄灯笼/却从未见着。莫非它也知道我已是你留在世上的遗物/使命，只是一年一年地陪着我长？”（《窗前的柿子树》），生命内部灵魂独白的诗树上，结满了春天、燕子、雨水、灯笼、笑容、泥土等意象的花瓣，意象间的流动、转换与弹跳，沟通了心理与现实自然的二重空间，将怀念母亲那种平静而忧伤的感受传达得内敛别致，熨帖自然，整体上实现了心灵与外物的双向同构。这种传达方式因为隐显适度而使诗歌具有了含蓄蕴藉、朦胧闪烁的美感。“生在今天的北方，心在民国的江南”的灵魂定位，使施施然很多诗歌的意象殊于一般人，而能和古典诗歌意境的范畴契合，在语汇意象、情调感觉、字里行间都充满一种渗透骨髓的古典美感。“我不说雨水。不说/斜泊的小船、木桨，和/远处如烟的山色/我不说归期。两岸的薄暮/合拢了，我不说烛火//一定是有谁/已经先一步来过了——/几枚枫叶/在山顶红着脸浅浅地笑着，像被谁/轻轻地咬过”（《秋色》），雨、小船、烟、山色、薄暮、烛火、枫叶等分子都是标准的国产意象，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向诗人隐秘的情爱定点敛聚，构成了一个声色俱佳的婉约意境，意与象浑，情与景融，既有音乐的流动，又有雕塑的凝定。读着它，仿佛能够让人看见一场婉约的青春心灵戏剧，感受到诗人心灵涟漪的微妙颤动。意象间的谐调，使人有如径直走进了主客契合、物我同一的古诗意境，体会到一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绵长的古典气息。也就是说，在这个“现代性”被奉为圭臬的时代，施施然的诗歌倒有一种“向后看”的倾向，不过它不是艺术和精神的倒退，而是实现了古典和现代的对接，具有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旨趣。 诗是意味与形式共时性的审美呈现，其中任何一维因素的薄弱都会铸成不可逆转的遗憾。施施然（袁诗萍）在以感性化方式抒发性灵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其他技术的打磨。如使常常通过隐喻完成人格和心理的书写，以顿悟与瞬间升华的方式走向深刻。随着象征意识的觉醒，她开始探索在诗歌有限的时空内包孕无限的底蕴，借助象征意象铸造高层次的亦真亦幻、饱含多种可能性的智力空间。如“一个动听的名字如一张好看的脸，性温/有毒。生于野外、溪边、阴湿山坡/和林下。色白或浅黄。长于/以毒攻毒，不过是汇集了岁月赐予的苦/你把她采下，洗净，除去外皮/炮制后安放，她便跟定你，为你/消肿止痛，安抚火气。生也半夏，熟也半夏”（《半夏》）。表面看，它只是一味中药的观照，可透过写实层面读者就会发现它又有形而上的审美旨归。它分明是在传达对“半夏”似的事物的思考和感悟，辩证的思维走向暗合了生活、人性、灵魂的多元和复杂。诗人这种重合写实信息源和象征信息源的结构建筑，常常把诗引向超越、深邃的高维哲学境界，达成感性和理智的融汇。施施然诗歌中引入注目的还有大面积启用事态结构，介入、处理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心理世界，如《战乱年代》里传统的抒情已让位于幻想性的行为和事态的纵向推进，“希望生在战乱年代，而你/是草莽生涯的将军。佩剑，战骑，杀气……/我买胭脂的当儿，被你掳上马背/绝尘而去。我哭哭啼啼/做了新娘，还生下一对儿女。然而/我没有逢着诸侯割据的年代，你也不是/戎马一生的军旅，可是/你却以笔为剑，以诗为马，以军阀/攻城掠地之势，将我的心夺去”。一定的叙事长度和澄明的片段，把诗人温暖而神奇的情感传达得沉静、悠远而智慧。不过在通过想象虚拟的“过程”中，流贯的仍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恋人的崇拜和痴情。可以说施施然这种“事态诗”对诗外文体的扩张和合理手段的吸收，是叙事性的，但更是诗性的，它在使诗人的情绪抒发获得沉实的依托同时，也布满了真切、具体的生活趣味儿。施施然的诗歌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都以去除晦涩朦胧后的朴素的文本姿态，以娓娓叙说的言语形式契合、贴近表现对象。这既指诗中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饱蕴人间烟火之气，也指语言上的返璞归真，向清新自然“天籁”境界趋附。如“身后/有人唤我乳名，无疑/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我轻快地/应一声，庭院里的草就绿了。漫山遍野的杜鹃，就开了/我在奇妙的明亮里奔跑。周身/染了鲜红的花蕊……/一张张脸向身后退去。退回到我的童贞——/母亲，端坐在堂屋的中央”（《黄昏从梦里退去》），虽然是想象、幻觉虚拟的“过程”，不乏梦幻情调，但细节的准确性关注，本色质感、洗尽铅华的“独语”流动，仍保证了诗和表现世界的的清晰、生动，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至于虚实镶嵌、五官感觉联通手法的手法，在施施然的诗歌中更是俯拾即是，它们使文本产生了一定的陌生化效果，朦胧又有较好的透明度。 心性清幽、善良秀丽的施施然，没有像某些新潮女性诗人那样，以向男性粗犷阳刚气质的延伸求得“当代素质”，而是执着于细腻、绮丽、柔婉风范的建设，把诗歌写得典雅纯粹，女性味十足。既有东方女性欲言又止的含蓄，又不乏现代诗情清朗跳动的深沉风韵，不是清晰可见的静水一潭，而透着一种花月掩映、光色绰约的朦胧美，表面恬淡，本质醇厚。那是一种轻型的诗歌，它在清凉诗人自己的同时，也清凉了世俗的心灵和世界，使人们逐渐褪去平庸和琐碎，走向美和艺术的神性。应该说，与阔达的人生、现实相比，施施然的不少诗歌情思天地有些局促狭窄，声音纤弱，未及事物的复杂和深层；但这只是她诗歌“硬币”优长的另一面。并且，在诗坛遭遇裂变之时，在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今天，她能以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宁静的风度，以对浪漫情怀的温情坚守，抗拒喧嚣浮躁的世相，为诗歌招魂，这种不乏悲壮意味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耐人寻味的诗。 2011年1月17日于阳光一百寓所 罗振亚，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写作学会副会长等。出版专著七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一百七十余篇。 刊发《山花》2011年第12期B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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