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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英:泰州学派的三教合一思想实践 ——以颜钧的“七日闭关”为中心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2-10-27 发布于山东

泰州学派的三教合一思想实践

——以颜钧的“七日闭关”为中心

马 晓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后期崛起风行的一个阳明后学学派,其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平民化和三教合一特色。这种三教合一的倾向,主要是通过工夫修养中对儒释道三教的吸收融合来加以展现的,而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颜钧。颜钧(1504-1596),号山农,江西永新人。作为泰州后学的重要传人,他以原儒经典为依据,在承袭心学系统静中体验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二教的一些修养方法,形成了一套颇具神秘主义特色的修养工夫——“七日闭关法”。本文即以颜钧的这一“七日闭关”工夫为中心,对其思想的三教合一倾向略作探讨,丰富我们对泰州学派思想特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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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又称“坐关”,原是佛教僧徒静坐修行的一种方法,指独居一地、闭门专心结期修禅或学经,后来道教中也多采用此法修行。至宋明时代,儒者中亦有人提倡静坐修养。但大张其事,以“闭关”静修为主要工夫路径,颜钧首当其冲。

颜钧所谓“闭关”,是指在闭目、塞耳、寡言、调息、减食等身体或生理控制的基础上,收敛外骋之心,反观内照,通过意志的控制达到内心无念无虑、宁静澄澈的状态。在《七日闭关开心孔昭》中,他说:“收拾各人身子,以绢缚两目,昼夜不开;棉塞两耳,不纵外听;紧闭唇齿,不出一言;拳拳两手,不动一指;趺跏两足,不纵伸缩;直耸肩背,不肆惰慢;垂头若寻,回光内照。如此各各自家严束,此之谓闭关。”这是一个从身心两方面同时用力取向静默的过程。[1]

在同一篇文中,颜钧很详细地说明了他之“闭关”修行的步骤。我们可以将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选择静修之所,危身正坐,闭目、塞耳、束缚手、足、肩、背等,使身体端坐静定;第二,进行体内调息,吞吸阳气和口中津液,不停在体内循环运作;第三,在身心极度困遏之时,解除缠缚,“倒身鼾睡,任意自醒,或至沈睡,竟日夜尤好”;第四,醒后长卧七日,“一意内顾深用,滋味精神,默识天性”[2]

在颜钧看来,长时间的静坐调息,会造成身体的极度困遏和意识的迷乱,因此,有必要放松一下,通过睡眠来作一补偿。此后,人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实际上都已经达到了“清明在躬,形爽气顺”的清新境界,但离最后悟道尚有距离。所以最后一个阶段主要是通过静卧来保持和长养刚刚恢复的清明之性,荡涤性上障碍,从而恢复人的赤子之心、良知天性。

关于闭关的体验及其效果,颜钧在《七日闭关法》中论说得很详细,《邱隅炉铸专造性命》和《自传》中也多有论涉。总而言之,闭关的效验有三:其一,自身体而言,是一种摆脱了重重束缚的放松感,即所谓“超然脱离出监,纵步有乘虚御风之轻爽”[3]其二,自心理而言,是一种摆脱尘俗羁绊、使心灵达到纯净无滞的超越感和无往而不适的愉悦感,即所谓“若平日偃埋在百丈深坑中,今日俄顷自能升入天堂上”;其三,使人本有的灵明智慧得到开发和彰显。颜钧认为,人人都天生地具有灵明知觉的本性,但这种先天的智慧灵明往往被后天的知识见闻所侵染湮没,闭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洗清知识欲念的蒙蔽,恢复这一灵明本性。这种内在灵明智慧的开发和彰显的表现形式,就是理解能力的突发性提升,即所谓“神智顿觉,中心孔昭,豁达洞开,天机先见,灵聪焕发,智巧有决沛江河之势”[4],也即我们常说的“顿悟”。

一般人在身心劳苦后,经过调养和反思,常常能够体验到释负的放松感和超越感,但在智慧上获得开发和理解力上有飞跃性的提升,却非人人必有的体验,它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化体验,具有神秘直觉的特点。这种神秘的、顿悟式的直觉体验往往与体验者自身的体悟能力和当时的身心状态紧密相关,要求体验者具有较高的悟性和一种相对超越的心态。因此,“顿悟”式神秘体验,更容易与那些相对缺乏知识理性、但富有觉悟力和直觉感受力的人发生契合。就颜钧而言,他在开悟之前,一直处在浑然无知的状态。据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云,颜钧“儿时不慧,十九读《孟子》,弥日不成诵,顾默坐自如”[5]。 因此他之闭关在灵智上的所得正是一种在相对缺乏知识经验和理性判断能力的心态下产生的顿悟式体验。

明代许多心学家的静坐体验往往强调心体呈现的主观境界感受。从王阳明龙场悟道对“吾性自足”的觉悟,到聂豹“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6]的体验,所感受的主要是良知心体呈现后在心理境界上的满足和愉悦。然而我们从颜钧闭关体悟的实际经验看到,他所关注和强调的,不仅仅是在顿悟那一瞬间所呈现出的灵明之心或良知心体本身,更是这一心体发用的客观表现形式,即智慧的洞开与提升。而这一智慧的提升则具体表现为应人接物的智者式机敏,“双瞳炯炯,察于日月之悬照;天机发动,察于四时之不忒;立达人己,察于甘露之时布”;以及人伦日用的悠游贯通上,“适达乎四书六经之阃奥,若不啻乎视掌之清明。或提笔撝文,如江河水流之沛决。或欲进取科第,又谁得选驳于其间哉!”对于心体发用效果的更多关注和对于智识开显的强烈诉求,构成了颜钧之静坐体验不同于其他心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7],使得他的工夫修养呈现出某种功利化的色彩。

这种功利化的诉求由于他对闭关静坐的提倡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他认为,长期坚持闭关静坐,会使人思虑纯洁,身心俱泰,始终处于一种健康状态,正如他所说:“三月陶陶,世虑濯濯,夜枕鼾睡,达旦方醒,饮食加倍,精神复旧。”[8]心学家们未尝不曾注意及此,但对于内心静定的诉求和良知呈现的神秘道德体验恐怕仍是其静坐的主要目的所在。而颜钧却专从实用养生的角度来提倡静坐,这是他之闭关修道法的又一特点。可以说,颜钧工夫修养中这种功利化的倾向是其平民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之一。

闭关作为一种个体化的过程或体验,本当更多地突出主体自身的自主选择作用,表现出自主性特征。但是我们从颜钧闭塞耳目、束缚手足的具体要求,以及“虽有汗流如洗,不许吩咐展试;或至骨节疼痛,不许欠伸喘息……”的规定看来,这一修道法本身所含有的强制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自身体而言。精神上也要“无思无虑,如不识,如不知,如三月之运用,不忍轻自散涣”[9],通过意志的控制来起作用。按照颜钧之意,做到“无思无虑、不识不知”是自然之举。然而实际上这种精神控制的“度”很难把握,稍有不慎就会有刻意之嫌,变成强制不起意念,也即“制欲”了,而这又是颜钧所极力反对的[10]。因此实际上,颜钧提出闭关的修养方法,要求通过对身心的困遏来恢复本有的灵明良知,本身就暗含了与其“放心说”、“制欲非体仁说”发生矛盾的可能。如何既能符合外在礼法秩序和内心道德良知的要求行事,又不失赤子本然之心,这是一个二难选择,也是泰州学派乃至明代心学在工夫实践上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2

从颜钧的整体思想倾向和乡间化俗实践来看,作为阳明后学和泰州学派的传人,他是儒者无疑,但却是个非典型、非正统的儒者。这种非典型性就表现在他的“七日闭关”工夫修养当中,其自我认同和思想资源主要是儒家的,但具体修行方法借鉴融合了诸多佛道教的因素。先就其中的儒学根源作一分析。

1.儒学系统中的静坐体验传统

近年来学界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宋明理学中的静坐体验工夫是受佛、道二教影响所致。事实上,儒家哲学中对静中体验的关注早在先秦孟子思想中即已存在。孟子主张通过“养气”来涵养和扩充本然良善的心体,最终体验到一种“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境界。孟子养气内省的方法得力于静处体验,对后世儒家心性哲学的修养工夫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汉之后,儒学中这一重视心性体验的传统又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浸染,至宋明时代而激荡出心学提倡静思、以心性体验为本的潮流。宋初周敦颐在儒学系统内首倡“主静”、“无欲”说。主静即是要保持内心的虚静状态,以“无欲”为先。但他提倡的主静涵养还基本停留在学理层面,其后理学家们才更多地将之转化为一种实践工夫。道学和心学的工夫实践论中都包含了静坐体验的成分。在道学发展前期,“主静”构成了伊洛传统的重要方面[11],至南宋时,专任静坐主要表现在心学这一方面。陆九渊学问宗旨在发明本心,其方法之一即是静坐,因而门人中以默坐澄观为实践工夫之风不衰。

明代心学大盛,因而静悟体验的传统尤得以强化。江门陈献章出入程朱之学而归本于虚静洒落,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在静坐中将人本在的善良意志和道德情感呈露出来。而这也是他在经年累月地闭门静坐后的悟得之理,自此后他专以静悟之功引导后学。王阳明年轻时曾筑阳明洞静坐修养,正德年间的龙场悟道也是“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的结果,此后在常德、辰州等地讲学时亦曾教学生以静坐体验为悟入之功。在阳明后学中,静悟的工夫得到了尤为显著的发挥,泰州王艮曾“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12],而江右聂豹、罗洪先则以归寂主静为学术主旨。

在心学作用下,明代中后期静坐体验之风盛行[13]。颜钧年轻时曾在江右吉安地区访学多年,以后又拜师京师、泰州等地阳明传人门下,并多年周游各地王学后人中立会讲学,一直处在这种思想氛围的包裹中,所以他之工夫践行受到其浸染亦是题中应有之义。他开始静坐并以之为修道之方,与早年诵读阳明《传习录》、受其启发有很大关系。他曾多次提到,自己闭关修道,是受王阳明《示弟立志说》中“如猫捕鼠,如鸡孵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这四句话的直接影响所致。[14]阳明本意是说立志读书要专心,象猫捕鼠、鸡孵卵一般。颜钧却认之为一种静坐之方,是修道的法门,由此开始静修体验的历程。这也是他常以阳明真传弟子自居的原因所在。但是从他闭关的实际内容和过程来看,和阳明实在没什么关系,倒是最后一个阶段,在静卧中长养刚刚恢复的赤子之心、良知天性,和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的做法十分类似。此外,他在悟道后所达致的涣然自信、于人伦日用中无往而不自得的境界,也和陈献章所谓静坐中“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的体验是是完全一致的。联系到二人都曾有过入程朱理学而不得、遂经由闭关悟道而转向心学的经历,我们或可推定,颜钧的静坐修养工夫亦曾受到过陈献章的影响。

2.经典依据

闭关静坐的时限本无统一规定,主要以最后悟道为准。但颜钧却限定在七日,名之以“七日闭关”,实与他对《周易·复卦》中“七日来复”说的理解有关。“复”卦从卦象上看,是震下坤上,初爻是阳爻,有刚健、运动的特性,其上五爻均为阴爻。按照阴阳二气运动转化的规律,阴尽而阳爻复至,所以说“一阳来复”。《周易》的作者以此象喻人事,说利于出行,而且七天能够走个来回,故言“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七日来复”本身蕴涵着“阳尽阴来、阴尽阳来”的自然和人事循环之道,其中并不含有将之作为一种修养工夫的意思。但颜钧在“复”字上大做文章,借用“来复”说中“复”的循环之意,申述闭关之法的要旨就是使人通过静坐修行,复见本心灵明之性。名为“七日闭关”,就是为了给这个修道法寻找一个经典的依据,使之在形式上符合“七日来复”之说而已。

颜钧以闭关静坐为不二法门,还与他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发挥有关。他认为,闭关之法本是孔子所创的传道密法,这个方法十分简易直截,与后儒的格物穷经之法大异其趣,故长期不得传衍。在《七日闭关法》中,他以耕者与樵者的问答为喻,表达了这个看法。[15]

在颜钧看来,孔子的得道成圣,主要是因为他在工夫上实行闭关静坐之法。他认为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说法,都蕴涵了通过简易的闭关之法恢复仁之本体的意思。他说:

何以夫子自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句中涵藏渊浩生意,使人味悟浩用。又益曰:“但人未之思尔,何远之有?”此言虽似易易,人肯注心玩味,即是活命灵丹也。且教颜子曰:“一日克复,天下归仁”,注《易》曰:“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据刷三旨,深钻玩味,却犹人在鼾睡,忽醒见天日,自会起来干家务然也。[16]

在他看来,孔子“克己复礼”与《周易》“七日来复”中的“复”字,都有恢复、复反之意,因此他常将二者并用以互相印证,并认为这就是他所谓的“敦敦打坐、默默无语,缚目不开,塞耳不听,两手擒拿,两足盘旋,回思内省,肫肫凝结,自己精神融成一片,胸次抑郁,若醉懵愁苦,不可自解以放松”[17]的闭关工夫。这种解释固然牵强,但至少表明,他试图在儒家经典和圣贤那里为自己的思想主张寻找合法性依据,他的思想行为没有也不想越出儒学的藩篱。

3

尽管颜钧自言其闭关之法远续孔子,近承阳明,力图为这一修道法寻找经典依据和正统的肯认。然而事实上,其中所透露出的反智的神秘主义倾向,却与禅、道二教在精神上十分相契,并且在具体修习过程中,他也借鉴了不少佛、道的相关方法和内容。

颜钧闭关法的神秘主义倾向表现为三方面:

其一,由闭关获得心体灵明的恢复和本来智慧的开发,在认识上达到一种顿悟式的飞跃。这种顿悟既非依靠理性推演所得,也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而纯粹是一种神秘的直觉体验,这使得颜钧的闭关法蕴涵着强烈的排斥知性反思和文本知识的倾向。颜钧认为,闭关之法的简易直截性格,使得修道之人很容易实现悟道境界和智慧的提升,而通过文本知识的积累却未必能达到这一点。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特殊体验,也是很多“有志人豪”的共同体验。他说:

出世人豪,自甘心有为,至死不变塞焉,强哉矫也,以自致尔,岂若近代之习文业以求名,如登天之难哉!且皆樵叟生平自强自获,直自遂证验海宇有志人豪同然者也,敢恣临老妄肆无稽虚诞哉。[18]

对直觉顿悟的特殊关注和对知性经验的排斥,是道教与佛教禅宗神秘主义特征的重要表现。就道家而言,《老子》所谓“道”是超言绝象的存在本体,是只可以通过直觉去体悟、而不能用理性来认识和把握的东西,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庄子“坐忘”说的一个根本主张即是“黜聪明”、“去知”,摆脱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19]禅宗主张“顿见本心”、“立地成佛”,所以其传道的一个重要方式即是“不立文字”、“单传直指”。在禅、道思想中,顿悟以达于澄明之境的前提就是扫除知识见闻的蔽障,其反智识的倾向尤为明显。颜钧在闭关过程中对于知识的屏除与二教的精神实质息息相通。

其二,闭关的体验还表现为时空和一切差别的消失。正如罗汝芳在《揭词》中所说,颜钧“闻其兄颜钥传讲圣人之学,忽胸中凝思七日夜,即心孔豁然内通,灿然灵光,如抱红日。潜居山谷,昼夜清朗,历九余月,如顷刻间”[20]。“心孔豁然内通,灿然灵光”指本来的智慧灵明被开发的状态,而“昼夜清朗,历九余月,如顷刻间”则是在主观感受上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这一体验与禅宗“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境界体验全然一致。在郭象关于庄子“坐忘”之义即是“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有其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21]的注解中,我们看到,在道家坐忘功法和境界追求中,也常常能获得这种泯灭物我差别、不分天地古今的境界体验。

其三,就闭关过程而言,这种神秘性主要表现为,在此过程中会有指导者在静卧者耳边密语安排的方式。“密语”安排的内容是什么,恐怕只有指导者和修习者本人知道。采用“密语”在形式上很类似于和尚或道士所念的咒,只是内容会有所不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增加这一静修方式和过程的神秘性,而这也是颜钧在传道讲学中惯于采用的一种方法。

从具体的修习方法、过程和所达到的境界体验看,颜钧的闭关法与道教“心斋”、“坐忘”、“守一”、“调息”,以及佛教“禅定”的修养方法,有着相近的特征。

“心斋”、“坐忘”是道家及道教修炼中的两个重要方法,二说俱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人间世》则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坐忘”就是要忘形、忘知,摆脱形骸和知识对人的束缚,达到无滞无碍、泯灭物我之分的境界。“心斋”是使心灵达到一种空灵明觉的状态,忘掉物我分别。因而“心斋”就是“坐忘”。“心斋”与“坐忘”所要达到的心体空灵明觉、无滞无碍之境,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唐代道士司马承祯根据坐忘说和心斋说,提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修道步骤:“一曰斋戒,二曰安处,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22]。 将颜钧的闭关法拿来与此对比,我们会发现这几个步骤在他的闭关静坐的修行体验中都存在。颜钧之“闭关不食”即是这里所谓“斋戒”,而“择扫楼居……就榻上正坐,无纵偏倚”对应着“安处”,“一意内顾深用,滋味精神,默识天性”即是存想的工夫,“如不识,如不知”就是“坐忘”,最后“神智顿觉”、“灵聪焕发”就是达到“神解”的体验。这种对应关系表明,颜钧的闭关步骤或许借鉴了道教的修行方法而为。

“守一”也是道教重要的修行方法。道教“贵一”,故晋代葛洪有“守真一”之说,“守一”就是收摄心思,使意念专注于身中某一部位,它在本质上与“坐忘”一样,都是通过静定之法达到思维的收敛和内心的平静。这一方法有治疾消患、招神却恶的医疗功效。[23]而有益于身心健康同样也是颜钧之静坐闭关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此外,他在闭关中所谓“鼻中吸收满口阳气,津液漱噀,咽吞直送……不自已已”的方法,简直就是道教内丹法中行气、调息、“吐故纳新”之术的翻版。

在佛教禅宗中,静坐也是一种普遍的修持方法。《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一钵歌》云:“终日法堂唯静坐,更无人问本来心。”这种静坐法即是通常所说“坐禅”。法海本《六祖坛经》中对“坐禅”和“禅定”作了界定:“此法门中,何名座(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境界上念不去(起)为坐,见本姓(性)不乱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有(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境触,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外(按:外,当属衍文)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曰禅定。”[24]由此可见,所谓坐禅就是在静坐中外不惑于事物见闻,内不乱于本性。佛教认为人性本来清净无染,但由于受到外在事物的纷扰和知识见闻的迷惑,使这种清净本性受到蒙蔽。禅定就是要通过静坐,消除外界事物和自身知识见闻及烦恼思绪等的干扰,破除人对物我的迷误执着,使心思向内观照,洞见清净自在的自性。“禅定”或“禅坐”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结跏趺坐,双手合十,向内用力,观照自性。当清净自性呈现,就是打坐者悟入之时。颜钧的闭关静坐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禅坐,不但从外在形式上看有趺跏端坐、闭目内观的内容,从内在体验看,颜钧所感受到的智慧的开发与洞明也正是佛教徒所悟解的道[25]

我们知道,颜钧出生之地及一生求道讲学的范围多在江西吉安府境内,在宋明时代一直是佛道教势力隆盛的地区,二教的宫观寺院非常丰富,阳明学者的讲会活动也多立于其间;而明代江西地区受二教影响的一些民间宗教势力也十分活跃。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颜钧的思想行为受佛道教影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这从上述工夫修养路径上的相似性也可以得到一个间接的说明。

4

综上所述,颜钧在“七日闭关”法中,将闭关静修的进程分成四个阶段,认为人在修行后能够获得身体的放松和心灵的愉悦,并在智慧上有很大提升。对修行体验中的直觉顿悟和智慧提升的强调,是他之闭关法的重要特点。此外,他的“闭关”理论和实践表明,其中融摄了儒、释、道三教,具有鲜明的三教合一色彩。具体而言,他以《易经》“七日来复”和孔子“一日克复”之说来证明闭关“密法”有其渊源,从而为自己立说寻找经典依据。同时,在承续儒学尤其是阳明心学静坐体悟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佛、道因素,诸如心斋、坐忘、守一和禅定等思想及功法;而闭关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神秘主义特色,也表现出诸多与佛、道教的亲缘关系。儒、释、道三教融合,这是当时整个泰州学派乃至心学思想家的普遍倾向,但是在具体的工夫实践中大量借用佛道功法、并神秘其术,这却是颜钧思想的特出之处。正是在颜钧这里,泰州学派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宗教化倾向。

感谢马晓英老师赐稿!

注 释

① 《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② 《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③ 《颜钧集》,第55页。

④ 《颜钧集》,第24页。

⑤ 《颜钧集》,第82页。

⑥ 《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372页。

⑦ 陈来在《颜山农思想的特色》中将这一体验归结为“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文见《中国传统哲学新论——朱伯崑教授七十五寿诞纪念文集》,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⑧ 《颜钧集》,第24页。

⑨ 《颜钧集》,黄宣民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⑩ 参拙作《从放心体仁到戒慎涵养——明儒颜钧工夫论探析之一》,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

[11]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12] 《王心斋全集·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3] 有关两宋及明代理学的静坐体验工夫及神秘特色,可参看陈来《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一文,详《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附录。

[14] 《明羑八卦引》、《自传》、《履历》、《七日闭关开心孔昭》诸篇中对此都有详细说明,分别见《颜钧集》第12页、第23页、第33页、第37页。

[15] 《颜钧集》,第54页。

[16] 《颜钧集》,第55页。

[17] 《颜钧集》,第54页。

[18] 《颜钧集》,第55页。

[19]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20] 《颜钧集》,第44页。

[21] 郭象注《庄子·大宗师》。

[22] 《天隐子·渐门第一》,《道臧》第2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700页。

[23] 见胡孚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

[24] 孔子2000网站(http://www.)电子文本。

[25] 从《快活歌》中“夜半孤舟宿,趺跏坐到晓”的诗句亦可看到,颜钧的闭关静坐完全采用了佛教化的方式。《颜钧集》,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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