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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岛”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这座东方大都市成为“孤岛”。“孤岛”时期，三种政治势力：日本侵略者、租界当局和坚持抗战的中国报人，这块弹丸之地上，进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无耻，和平与恐怖错综复杂的斗争。在日本侵略者与租界当局的双重压迫下，自1937年11月下旬起，大批抗日报刊先后停刊，租界内的抗日宜传声势一时锐减。11月22日，《救亡日报》出版“沪版终刊号”；11月24日，《立报》发表停刊启事；接着，《时事新报》《神州日报》等相继停刊；至12月14日，《大公报》《申报》宣布停刊，中央通讯社也被迫关闭。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形成的强大的抗日报刊阵营遭到毁灭性摧残。 尽管日本侵略者在租界当局的合作下，对抗日宣传活动进行疯狂的迫害，但是爱国文化人士并没有停止战斗，而是采用坚定而又灵活的斗争方式，继续从事抗日报刊活动，不断开拓新的抗日宣传阵地。 当时“孤岛”还有一些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文报刊，仅报纸就有10多种。在这些外文报刊上，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评论、资料十分丰富，例如美商在“孤岛”上发行的中文报纸《华美晚报》《大美晚报》，俗称“洋旗报”，在中国编辑人员的努力下，也为中国人民提供抗战消息，刊载抗战主张。由于租界当局奉行“中立”政策，这两家“洋旗报”享有十分有利的合法地位。因此，一些留沪爱国人士就动起了“洋旗报”的脑筋。 从1937年11月至1939年5月，“孤岛”上的“洋旗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达17种之多，还有其他多种期刊丛刊。如《每日译报》、《文汇报》、《导报》、《通报》、《新闻报》、《申报》、《中美日报》、《大晚报》、《文汇报晚刊》等，都挂靠英美出版公司的名义，请外籍人当社长或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而实际上由中国人担任编辑发表文章和消息。这些报纸往往借外国人的口气说话，注意添上洋人色彩，以掩护爱国报人，更好地进行抗日救国宜传。“洋旗报”在谈及中国时，不以“我”、“我们”自称，而代以“华”，“中华”等名称，如不称中国军队为“我军”，而称为“华军”，等等。这样做，对于抗日宜传也是十分有利的。“洋旗报”在坚持“孤岛”抗日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抗战历史上增添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1938年春，邵力子因与潘梓年商谈后，同意在汉口出版《新华日报》之事，受到陈立夫的责难而辞去宣传部部长，徐蔚南由邵力子的主任秘书改任宣传委员。这年夏天，徐蔚南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秘密返沪组建《正论》社（党报社论委员会的简称）。正论社于1938年秋在沪秘密成立，胡朴安和徐蔚南任正副社长，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由中宣部驻沪专员指导，起初专员是冯有真，后来是吴开先。主要任务是，集合在沪知名文化教育界人士，撰写抗日社论，供给在沪各大报刊，参加人员有李秋生、倪文宙、詹文浒、吴国隽、袁业裕、陶樾、查修等，出版有《正论》两日刊。徐蔚南利用其新南社社员的身份，又任职上海通志馆和上海博物馆两个学术机构，联络了一批学者撰写社论，有叶楚伧、柳亚子、胡寄尘、胡惠生、胡道静、胡传厚、席涤尘等；还有新闻界友人张若谷、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邵洵美、王平陵等；震旦师友于右任、马相伯、张元济等。
“正论社的组织于二十七年（1938年）秋天成立，直接隶属中宣部，而由驻沪专员办事处从事指导，正社长是胡朴安先生，（系由徐蔚南与冯有真二人请出来作为掩护的）副社长徐蔚南先生，彼时胡先生已病偏废，关于觅人写文接治各报馆以至送稿等工作，都由徐先生负责办理，冯专员加以协助。当时执笔写文者的阵容是庞大而坚强的，所网罗者多为文化教育界知名之士，经常执笔者有王新命、吴国隽、陶樾、钱纳水诸先生，另外的一些名字，则现在还不能公开发表，所写社论经常的供给各报，如《中美》每月十篇，《正言》每月十五篇，余各大晚报，《大英夜报》、《大美报》和《申报》也都常常有正论社所送去的社论发表，而后来一个时期的《神州日报》则社论部分完全由正论社负责，以钱纳水先生所写最多。当时因为上海情势特殊，一般写稿的文化人虽多与驻沪专员办事处保持接触，但中央在宣传方面的指示，为技术和环境所限，自然不能像汉口那样密切，有时难免不能充分反映中央政策，而在正论社方面，因为是直接在中宣部与驻沪专员指导之下的一个组织，自然也就无异于中央政策的喉舌，它的功效，不只对于民众发挥了宣传的效果，而且也形成了一些政论著述者的指针，这一重大而繁难的工作，从二十七年（1938年）一直继续到十月八日事变（应该是指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才完成了应有任务而告一段落。（实际是干到三十年十一月，即1941年11月）。 我方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敌伪早从他们的情报里知道了。但是正论社的组织非常秘密，几乎完全不采取任何形式，一切工作都在家庭或各种公开的机关掩护之下进行。每周一次的集会也采取着私人宴会方式轮流在各人家里举行。其与各报馆的联络与交通自然是一个最容易遭受破坏或波及的所在，但这种交通都布置得异常严密，每家报馆只有一个负责的人与正论社主持者保持电话或函件上的交通，这样，正论社才在险象环生的上海工作了三年而未遇到任何意外。” 从李秋生的文章中可清楚知道，胡朴安那时已偏瘫，徐蔚南实际主持正论社，及时把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和时事消息撰写成社论后，秘密送给在沪的各家“洋旗报”登载。林达祖在《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中回忆道：那时“徐蔚南经常与撰稿人约会，曾两次与共产党驻沪人员晤面，商谈抗日反汪事宜。那次徐蔚南找我，大概就是为抗日舆论宣传的事。”徐蔚南那次找林达祖，是对他在《自由谭》上发表连载小说《良民日记》，揭露在日伪统治下苏州百姓的遭遇，为此奖励林达祖若干元，并亲自送过去，表示慰问和鼓励。
徐蔚南秘密开展正论社工作，赵君豪曾在回忆文章中进行过描述，他写道：“徐蔚南先生的为人，是具有机智而又极端有技巧的。他把家里的陈设，改换得破破烂烂，墙壁污损了，椅子只有三只脚，挂些不相干的旧字画。他自己终日在家，研究碑帖和古画，早上写写字，还买了许多青田石，篆上了钟鼎文，刻得一手的好图章。朋友过访，无不延见，也无所不谈，人家看见他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认为他与世无所争，不过在上海苦度而已。其实他心中燃着熊熊的火，写文章的时候，才一点也不肯放松呢。敌伪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个机构，但始终没有方法打听出真相，所以正论社始终保持完整，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为止。正论社的经费，渺小得可怜，徐先生自己完全尽义务，每月领到款项，公开的分给执笔者。因为在上海坐吃了几年，格外显得穷困，1942年内来（从上海到重庆）的旅费，却是卖家藏书画，拼拼凑凑，好容易始得成行。” 这样的地下工作持续了三年多，没有遭受敌伪破坏。徐蔚南在1946年的一次讲话中，不无自豪地讲道：“在抗战初期，我在沪地主办'正社’通讯社，当时除奸伪之报纸外，报纸上十分之四五，均为兄弟（本人）所传送。” 四十年华不惑，望前尘浩浩气象葱茏，叹岁寒松柏，不与众芳同。今何世，述阳伤足，去就竟何从。君无语，侧身西望，壮志靡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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