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接手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17年后竟让

17年后竟让3亿人只抽玉溪烟，将卷烟厂做到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
1979年，褚时健来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尽管来之前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的情况依然让他很震惊。
 
厂区的地面污水横流，成群的鸡鸭到处乱跑；设备破烂，卷出来的烟切下来的头是空的；车间里烟丝遍地、散烟东一根西一根；一名工人干着活儿，其他工人闲聊、打盹儿。
 
一翻财务报表，有时一天的退货量居然比销售量还要多。大多数退货都是质量问题，一包烟应该有20根，却只装有18或19支；一条烟是10盒，居然能装成9盒；外包装箱的质量也很差，到客户手中已经破烂不堪了。
 
职工住的房子之间搭着鸡窝、煤棚。28平方米的一间屋，中间用草席隔开，两家三代人共住着。住在里面的一家人要出门必须经过另外一家才能走出去。
 
褚时健决心要改变这一切。当时厂里领导班子共13人，有2名是中间派，另外10人分两派，各占5名。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议题，至少总有5人支持或反对，很多问题议而难决，上行下效，工人中也一样弥漫着这种氛围。
褚时健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工作。他知道要打破这种僵局需要策略和契机，不能盲干，他决定先借力。
 
于是褚时健找到上级领导胡书记，说两派都很有势力，他没办法工作，给他一年的时间来站稳脚跟，在这之前，有告状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他来处理。当然，他有不对的地方喊过来批评就是。
 
胡书记答应了褚时健，并立马召开会议把这一要求达成了共识，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扫除了一个大障碍。
 
接着褚时健决定从下而上以真情来打破这些坚冰。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烟厂所有的资金收拢起来，给员工们盖房子住。
 
消息一传出，厂里顿时沸腾起来。盼了多少年的新房子终于提上了日程。
欣喜之余，大家也不禁怀疑起来，厂领导说大话又不是第一次了，这回会不会又是“忽悠”？
 
事实也确实如此，基建科来上班的没一点效率，更过分的是还有两个借故请了长期的带薪病假。褚时健去问缘由，结果人家以为新厂长是在开玩笑。
 
褚时健一听火了，感情他的话都是笑话，立马撤掉科长，任用有责任心的干部和员工。
 
4个月后，大家本以为需要几年才能建好的宿舍楼就拔地而起，首批72户一线的职工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
 
褚时健还让工会组织“联谊会”，解决了一个个大龄男职工的婚姻问题。
就这样，褚时健不动声色地把大部分职工的心拉到了自己这边，但他心里清楚，要站稳脚跟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果然，挑战说来就来。1980年初，云南省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香烟评吸会，现场对香烟进行品吸、评论。
 
当评委念出“辣、苦、呛”时，褚时健霍地站起身来，让念评语的评委停下来，并说道，谢谢大家，我们的香烟确实不好，下次我们一定争取让各位专家满意。
 
专家的评价深深地刺痛了褚时健，他决定要下狠手整顿厂子。
 
回到厂里，褚时健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让所有人严格执行。半年后，效益就凸显出来了。
随着对烟草了解得深入，褚时健发现烟叶的质量至关重要。于是他决心从烟叶的质量入手，农户种植的烟叶由烟厂来投资，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那一年长出来的烟叶香气中还略带点甜味，立马震惊全国。
 
加之褚时健自1983年以来为工厂购置了几条国际水准的生产线，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烟厂进入了全面爆发期，而爆发点，正是红塔山品牌。
 
红塔山作为玉溪卷烟厂的高档产品，正好呼应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当时进入第10个年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优质产品有了需求。
红塔山一旦爆发，便势能惊人，年销量超过了国内所有的香烟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出现了8元的万宝路卖不赢9元的红塔山的奇怪现象。
 
1995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改制为“红塔集团”。
 
“红塔集团”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从褚时健上任时的每年 27.5 万箱，税利 97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 万箱，实现利税193 亿元，不仅占到了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 60%，同时还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企业第一名的大庆石化。
“红塔集团”就此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企业，禇时健也赢得了“烟王”的称号。
 
作者：一维
编辑：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