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冰篆学之革进毫无疑问，李阳冰不但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篆书大家，也是中国篆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其价值在于承前启后，既上承秦篆与汉篆之余绪，又下开中唐以降篆书之风气。  李斯 峄山碑  李阳冰之篆，根子在于秦篆，也即康有为所说的“秦分”。秦篆的基本特征是中锋圆笔。体势圆整，结体圆润，笔画整饬，结构匀称，粗细均等，用笔纯出以中锋，几无方笔，代表性作品是李斯的《峄山碑》《泰山刻石》等。李斯篆书，即是秦代篆书的标准化。李斯之前，篆书形态多样，结体多样，字形多样，风格多样，大小篆及古文笔法杂糅，很多不能辨识。李斯统一了篆书的文字书写形式，使得篆书的书写进入了标准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的状态。李斯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促使篆书笔法体系完备化的历史人物，李斯的出现，使得篆书由大篆向小篆转化，由驳杂向规范、统一进化。就艺术而言，篆书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会使得其艺术性有所减弱，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小篆的出现，无疑又使得识篆、写篆成为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必备常识，它使得下层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只有秦小篆，才使得篆书获得了某种真正的社会身份。 篆学之革进，如果说李斯为中国第一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人物，许慎为第二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人物，那么李阳冰则为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人物。 之所以言此三者，乃因其篆书文本及篆学思想具有典范性、体系性和普及性特征，而非单纯因其在艺术造诣上所达到的高度。论艺术造诣，李阳冰篆书趋于单一化、标准化，其艺术创造性及审美开拓性或许不及邓石如，然就书法史整体而言，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看其综合因素而非单一因素，是言其总体影响而非单方面影响。而李阳冰之价值在于，一为对秦篆体系的继承、总结、发挥与创造，二为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改定，三为对篆书标准化范式的奠定。李阳冰之篆，直承秦篆之曲直相宜、变化合度、布置均匀，形体和谐，清通婉曲。秦篆方折之势转而为李阳冰笔下的弧形之势，使线条弹性张力感得以强化。尽管自清代邓石如以来，打破了“二李”（李斯、李阳冰）“玉箸篆”“铁线篆”的体式，建立了新的篆书审美范式，然而，论篆书的标准化、普及化及体系化，则非斯、冰莫属。  由秦及汉，书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篆书体系逐渐向隶书体系进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在标准化程度上，李斯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篆书的形态并没有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和规范。与秦小篆相伴而生的，则是隶书。隶古几乎与秦小篆同时。秦小篆基本上多存在于刻石上，而隶古则多存在于毛笔书写的简帛之上。隶书是篆书笔法的平直化，是篆书的简化书写，但是，这其中的篆隶体势之别并不是那么绝对分明的。秦汉之际的碑刻文本，多篆隶杂糅，或篆多隶少，或篆少隶多，或半篆半隶，或以篆为体以隶为笔，或以篆为笔以隶为体。增加了隶势之后的书体，则增加了方笔和波势，波发之势在汉代的篆隶书中几乎普遍存在，尤其是体现在汉碑碑额上，譬如《张迁碑》碑额，体势开张，线条盘曲，造型奇诡，凌厉不羁，以篆为体，以隶为笔，波发分明，方圆兼备，可以说是极汉篆之大观。这是汉人书法审美、书法气象之一重要体现。此种审美气象，延续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甚至在隋末唐初仍有些许呈现。以汉分笔法作书，莫不有奇逸之象。然中唐以降，此种分法急剧衰退，篆隶楷三体已然不再追求华美之姿、奇逸之象，一变而为标准化、整一化、规范化的干禄字书。篆书亦不例外。李阳冰篆书正是在此种语境下诞生。     《汉司徒袁安碑 》局部 汉篆之体，在汉碑及碑额中毕见，几乎每一碑，皆有其独特、奇逸之篆书风貌。秦篆以圆形结体，而汉篆变之以方，于圆笔基础上增加方笔，体势取方型或扁型，与八分隶书之形极类。故其风格古朴，典雅，恣肆，凌厉，生动，盘曲，华美，多追求奇逸、奔放之姿，极尽波发之态，此以隶笔作篆者也。故康有为说，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字变之以圆。汉末三国之际，分书之方形结体已略有改易，变而为长方或方圆结合，于分隶基础上增加篆笔或真书笔意，此为晋分之始。三国及晋分之特征，在于增加“折刀头”笔法，强调八分之势，头尾有翘角，波发之形更增，装饰性突出，这也是东西两晋及南北朝碑额篆书的基本特质。魏晋南北朝之碑额篆书，多于篆书基础上增八分及真书笔意，丰富驳杂，几乎一碑一形，一形一体，一体一貌，一貌一格，但总不离八分之法。而此时期之真书，皆强调八分及篆籀笔意，上承汉分之余绪，下开唐人之新风。于是，有唐一代，真楷大行，分隶及篆书逐渐让位于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的楷书。自是，欧虞褚薛颜柳遂出矣。  然欧虞褚薛颜柳之所出，又皆奠基于篆籀及分隶笔法，尤其是颜鲁公之书，几乎无笔不篆，无笔不求其圆势。颜鲁公与李阳冰、张旭，实为一家眷属，皆以篆籀为本，以真楷为基，以规范化、标准化而一统有唐一代楷、篆、草三体，三家分唐，可谓极矣！ 盖少温之所出，肇基秦分，溯源汉分，而以六朝晋分为圭臬，变斯翁之圆势而为纵长体势，于斯翁圆笔之中略增汉人之方笔，汉篆与秦篆，兼而取之，取而化之，化而用之，复以其字学之功，作用于篆，则无不佳矣。其精研《说文》，于许慎基础上删定之，于字法更求精准，是为唐以后《说文》学之圭臬，后世之讲《说文》者，无不宗之。盖少温以《说文》学为基，以秦篆为宗，而变汉人之篆分，其以《说文》字法正篆法，故为篆学楷则。使唐人之知有楷法而外，始知有篆法，当自少温始。少温之篆，曰玉箸篆，因其笔画圆润如玉箸，其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者，名曰玉箸，此乃篆学之正宗。其线条无粗细变化，竖笔无垂脚，且结体圆长。此种笔法出于斯翁之《泰山刻石》，点画谨严，字体修长，以瘦劲取胜，线条平正遒劲，字形大小均匀，章法纵横有序，别具姿态。其书写笔道，圆润温厚，形如玉箸，故得名。秦之李斯，唐之李少温者，皆玉箸篆之两大宗师。后此之习篆者，莫不宗此。唐人齐已《谢西川昙域大师玉箸篆书》诗称：“玉箸真文久不兴，李斯传到李阳冰。”故余曰：唐篆之有李少温，犹楷法之有颜鲁公，诗法之有杜少陵。然今世皆知有颜鲁公、杜少陵而不知有李少温，是今人之失也。 故中唐之世，太白、少陵、鲁公、少温一统天下。唐以降，论篆法，世人皆知有李少温，然近世以降，论篆法，多不言少温而言完白山人。然完白山人之所出，实不出秦篆、汉篆及唐篆者也，而唐篆又非少温莫属。完白山人兼取“二李”笔法之长，并突破了李斯的用笔单一和李阳冰法度严谨，掺杂隶法，独树一帜，是在李阳冰基础上的又一次扬弃。故或可曰：未有李少温，则无邓完白。 只是将若唐篆与汉篆相比，则等而下之。可见李阳冰仍然是一个可以和李斯等量齐观的人物，只是在康氏看来，唐篆气格已然卑下，无法与汉篆媲美。然此非是少温之过，乃唐人整体书法审美及格局渐趋卑下之故。康氏对唐碑本身就是持贬斥态度的，故对李阳冰篆书有所贬斥自在情理之中。康氏言李阳冰之《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似是贬词，然其非贬李阳冰也，实贬唐人整体气格也。康氏以为汉人分法莫不“茂密雄厚”，篆法亦“奇古”，而李阳冰距汉已有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故自然气格日渐卑下，仅以“瘦健”一新耳目。康氏贬斥李阳冰之唐篆，是以汉人作为比照对象，若如此观之，则唐碑自然就等而下之了。康氏醉心汉分，自然对唐碑有所鄙薄。然若以唐人为界，唐以后清中期以前，则论篆非李阳冰莫属，此亦千古定论，不兹赘述。  李阳冰《三坟记》 古人论书极尽微妙。康氏本不愿承认唐碑之高妙，然其论篆书，又无法避开李阳冰，故只能以略带贬斥之言论及之，此康氏之曲言大义也。细观康氏论书，乃褒中有贬，贬中有褒，褒贬相参，机锋时出，莫可名状，若仅以单方面视角观之，则势必误读丛生。 康南海曰：“秦分体之大者，莫如少温《般若台》《黄帝祠宇》，次则《谯敏碑额》，字大汉寸六寸。”此康氏盛赞李阳冰之秦分，亦即秦篆。以此视角观之，康氏所论似又非局限于汉唐，乃以整个篆书史（确切说为小篆史）为时空观照对象。也就是说，在康氏看来，秦李斯之后，若论小篆体之大者，则非李阳冰莫属。康氏的叙述，看似前后矛盾，实则似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观照，则所见之景象自有不同。 李阳冰之篆有着法度和规则之美，其学秦篆，形成了造型规整凝立、整体划一、结体对称、井然有序之特色，复又参籀文之法，变李斯阔落之风而为线条劲挺、圆润流畅之风，至晚年则更趋老练，美茂丰润，遂成一代绝笔；又，李阳冰善取法自然，于天地万物中寻觅笔法之真谛，“予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兹曼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此语直可谓篆通天地矣。 其实，以李阳冰之影响力，即使是在中唐时期，也是引领时风的，其影响所及，遍于朝野。需知，颜真卿书碑，多有李阳冰篆额。这说明颜真卿对李阳冰篆书之推重。那么这是否还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呢？即颜真卿不但对李阳冰篆书十分推崇，而且在篆书上很可能还受到李阳冰之影响。因为颜真卿书法本就具有强烈的篆籀气。而颜真卿学篆，一为其家学渊源，二为学本朝人也即同时代人。向同时代人学书，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而颜真卿书碑又有李阳冰篆额，这完全可以说明颜真卿与李阳冰在书法上是有诸多交集的，那么当谈及篆书时，颜真卿不能不对李阳冰有所请益或二人有过互相讨论。李阳冰生卒年书史虽无记载，颜、李二人之交往亦阙史记，然二人共同书碑却是二人交集的最直接见证，而颜书之最大特征又是“篆籀气”，故在篆书上，颜、李二人之“交往”可说是十分明确的。譬如颜真卿书《颜家庙碑》即是其一，此碑为有“笔虎”之称的李阳冰篆额，故有“连璧之美”，世称“双璧”。其中李阳冰篆额气势犀利，风骨遒劲，笔法雄健，线条凝炼遒劲，气度恢宏古朴，此碑堪称二人合作之典范。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必请李阳冰用篆书题额，可见其友谊之深及篆体影响的深远。 在书法的“篆籀气”上，颜真卿直接师法于同时代的李阳冰和张旭，但颜真卿向张旭师法更多的是真书和行草书，而向李阳冰师法更多的则是篆书。可以说，张旭、颜真卿、李阳冰三人之间于书法上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并共同开创了中唐书法的高峰，又在中唐书坛形成草、楷、篆的三足鼎立之势，可谓一大奇观！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唐代书法家。字少温，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人，出自赵郡李氏南祖。李白族叔，为李白作《草堂集序》。 初为缙云令、当涂令，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监。兄弟五人皆富文词、工篆书。初师李斯《峄山碑》，以瘦劲取胜。他善词章，工书法，尤精小篆。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他所书写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将自己的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冰，请他编辑作序。  李阳冰《千字文》局部 版权声明：以上图文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权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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