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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文学选刊 特约评论  《思南文学选刊》将陆续邀请书评人对选刊转载的作品进行评论，本文是作家黎幺评童末小说《拉乌霍流》。《拉乌霍流》选自《新大陆》，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版，《思南文学选刊》2020年第5期转载。 拨开意义的迷雾  文/黎幺 要为《拉乌霍流》写篇评论，必然要与语言最为尴尬的部分相遇，与注定的失真、与无力抵达诚实的艰难相遇。但文学本就是在语言的死角中挣扎，所以在这一刻，我如此安慰自己：我的困境也是具有诗意的。 《拉乌霍流》的题材关于一个理应被重视却长期被忽视的领域：非汉语民族的生命经验。 在当代中国，汉语文化已经成了一头精神上的饕餮巨兽，不断挤压汉语之外的语言环境，也不断吞噬语言之外的灵性空间。在今天，保留一种小语种的文化是可能的，但前提是它必须被彻底符号化，它被要求必须自我解释，必须表演性地呈现某种“意义”，以寻求统治文化的认同。即首先必须诉诸语言，其次必须能够为汉语所翻译所接纳，否则便会被轻慢，甚至成为被淘汰的对象。因此，无论作为汉语的使用者，还是作为一名写作者，都会在我身上产生一种原罪意识。而带着这种意识处理相关题材时，容易将之窄化，集中在并不深刻的自省和并不彻底的控诉之上。所幸在《拉乌霍流》中，这种现象并未发生。 既然提到“汉语”与“非汉语”，这篇小说自然涉及了一些有关语言的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语言的小说——就连语言自身也并不与语言相关，它并未真正表达，而是在表达的偏离中给直觉制造一道可以穿透的间隙。 这个故事旨在呈现一副必须经由语言，但又必须越过语言才可能抵达的灵性图景。受这一目的驱策，或许可以说，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灵媒式的写作，类似萨满的唱词，即通过语言召唤渡船，以之渡过名相之间的河谷——或许语言的作用本就仅止于一场前途未卜的召唤——然而，一旦上船，便需即时褪去语言的躯壳，如此才能驶向无语的通灵至境。 作品涉及的灵性感应必定只属于少数群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性、本真性相关，因此，在当代中国，它将不可避免地与被歪曲、被排挤的边缘文明产生联系。同时，这是一种介于公开和秘传性质之间的言说，需要极强的分寸感，它穿过读者的心智，如同穿过一面筛子，只能漏下一些细不可闻的耳语，给人难以言喻的感受——那既非伤感也非快乐，而是在“快乐”或“伤感”这两个词语出现之前的原初情绪，只有强度，不分明暗。 就此意义而言，使用一种经过折叠的、半透明的语言是适宜的，即使说，用汉语来言说“非汉语”，或以英语言说“非英语”是适宜的，这本身便构成了故事的背景，是一个隐藏的前提、一个决定性的叙事因子。这使得《拉乌霍流》与瓦·赛音超克图的《陨落的原始森林》之类作品的汉语译本极为不同。毕竟，“被驱逐的主人”过于强烈的失落感容易使批判仅仅停留在对“家园”的缅怀和自然主义的立场上，但如此一来，就显得太过廉价了。 事实上，在现代英语文学中涉及同类题材的作品数量更多。在印第安文化的古老传统之下萌生了诸如《通往阴雨山的道路》《黑麋鹿如是说》等小说；像《在西瓜糖里》这样的后现代小说也有土著文化的“巫性气质”在其中发生作用——当然，这和嬉皮时代的药物文化也脱不开关系；此外，还有“唐望的教诲”系列这种半虚构的畅销书，在大众文化的领域，以猎奇的方式传播。这说明通感和灵性状态的题材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领域，这种超验的状态并非只是一个描写对象，而是某种能以文学真切地触及的失落之地。   然而，即便放在世界文学的宽阔场域中，与这些异域作品相对照，《拉乌霍流》的故事题材与思考角度仍旧显得十分特殊。 首先，在这篇小说里，将心灵与外物、真实与梦幻、现象与记忆、语言与非语言以及超语言融为一体，将人们和他们的祖先牵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联觉”能力。它所表征的不仅仅是一项人类学课题，不仅仅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不仅仅是信念的力量，还是文学和写作的起源，不仅跨越了心理和生理的界限，还与“流逝”的意向，与和“流逝”相对的“折返”相关，因而也成为时空的熔炉：它以流动中的定止表现永恒。它也许阐释了语言与文明，语言与神灵的关系，也许恰恰相反——解构了这种关系。 在尝试述说不可述说之物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工具，既是一座桥梁，也会成为一条歧途，它会无限延伸，以推迟过桥的人到达源头和彼岸的时刻。因此，叙事在不动声色地推进，与此同时，语言也在悄无声息地自我改造，它不断地深入符号的迷雾，不断地贯穿感官的界限，并由此召唤一连串微妙的经验。 我想用“浑然”一词来形容这样的语言和这样的故事，事实上，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语。在《拉乌霍流》中，叙事语言始终在散发着一种微弱的启示光芒，让这篇作品得以保持在大雾将散未散的临界时刻。 “触摸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这是故事的真正开端。它本身便是对于“临界语言”的一次描摹。在此处，“通感”并非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如波德莱尔所说，是在自然神殿中贯通一切的回响。这是制造“临界语言”的基本方法，也是黄金时代的人们凭借天生的感官与天地、与彼此沟通的方式。 其实，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语言学家，她的任务本就是寻找、记录和保存自己偶然遭遇的一种“临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者的写作也是一种同质的行为，这一重合现象，或者说这一自指现象，使得《拉乌霍流》像两面对照的镜子，打开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层次。其中一个或许与文学和写作相关：文学试图阐明一切，但或许什么也未能阐明，最终它只阐明文学自身。但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次，《拉乌霍流》是“浑然”的，无论有多少个层级的意义，当情感的激流涌入时，一切都被贯通，无法分离。 这道激流同样也漫过了故事主人公的整个生命。她对“临界语言”的追寻和对成长创伤的疗愈被如此自然地关联起来，成为同一个谜语的两面，而融入这一陌生而神秘的族群的过程，便是面对和深入自我的过程。 与“犬吠”有关的记忆既痛苦又温暖，它是被掩盖、被锁闭的真相，是语言未能捕获的声响，是伤口，也是通往幸福的唯一入口，它包含着被排除的痛苦，也包含着重获接纳的微妙而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在那张存在于自己眼睛背面的帐篷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瞬息交汇，主人公既是一位青年，同时也是老人和孩子，她以回忆的方式经历当下，以预见的方式追忆过往，一切困惑都得到了解答，一切失落都得到了补偿，一切疼痛都得到了抚慰。 “略啊，升高了便要跌落，得到了便要失去，走不动了，珍珠和宝石便一路弃了，我们衔着文字过大河，一个浪头打来，文字都吞进了肚子。”这是一个神话，也是真正的历史，是一个族群，也是主人公个人——甚至也可能是关于作者本人以及所有写作者——的史诗。史诗的主题是“失语”。 语言被剥夺，便意味着自我被剥夺：无法言说，如何存在？一个更为悲观的解读是：对任何人来说，真正的语言都早已失落——正因如此，沟通才变得如此艰难，甚至已不再可能。而在这个寓言当中也提及了重获它的方法：毕竟，语言并未被洪水冲走，而是被“吞进了肚子”。每个人的内部都隐含着一条路径，转过身，走进去，就能找到自身之中的那片树林和那座帐篷。 在具有极高文学性的人类学著作《森林人》中，作者特恩布尔写道：“他向我展示了某种爱。这种爱是所有森林人在一个依然仁慈、依然和善的世界中所共享的……在那个世界中，邪恶无从存在。” 这“某种爱”，与现代意义上的爱，与被语言严重干涉、曲解的爱极为不同。它是“共享”；它的“仁慈”、“和善”让“邪恶无从存在”；它不是发自私心的情爱，而是对万物的依存与信任，是在“多”的表象中对“一”的体悟。在《拉乌霍流》之中，也有这种爱始终若隐若现。总之，在那最为动人的时刻，伤口愈合了，裂缝合拢了。事实上，这也是文学的作用：通过与语言的角斗，最终驱散语言，接近盲雾之月，即拉乌霍流中的澄明。 然而，爱便是那条能让人理解自身，从而也理解他人的路径吗？我相信，不敢断言。 或许，热衷于阐释的我们，也需要像故事主人公那样经过一次“洁净”，在此之后，我们终会明白，并不是雾气遮挡了意义，意义本身就是那片遮挡了一切的大雾。正如孜能所说：“你们总是问'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听到几个字眼就满足了……” 意思自然是有的，但不必再谈论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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