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蒙古、中国新疆、中国西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1644~1911）

蒙古国各民族历史上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1644~1911）

　　中见立夫始终认为民国之前的蒙古人缺乏「中国」（dumdadu ulus）意识， 以致他认为蒙古语中「中国」一词是在清亡以后才创制出来的。那么，除了姚大力教授引用的 1849 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语辞典》中出现的蒙古语「中国」一词以外，还有哪些时间更早因而也更为有力的反证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五年九月清朝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的正文（也称《布连斯奇界约》），确定清属蒙古地方与俄国的政治边界线的走向。与《尼布楚条约》类似，该条约正式签署时也按照国际公约准备了数种不同的语言文本，即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此后不久又由俄方在参照俄文本的基础上，新准备了两份正文内容一致，仅在序言和结语上有所差别的蒙文译本，目的是供与清朝一方进行换文之用。可惜学界对上述《恰克图条约》的蒙文译本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直到1982年，德国学者魏弥贤（M. Weiers）才发表专文研究了这一蒙文译本，重点澄清了后出的蒙文译本与俄文底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并通过对比研究列出了它和出自清朝官方的满文原本之间存在的细节差异。魏氏的研究还揭示出蒙文译本主要出自俄属布里雅特蒙古人太沙·罗布藏（Taiša Lobsang）之手，反映了其时的清朝和俄国一致非常看重蒙古的政治重要性，因此才在该条约签订以后，又在随后的换文中增补了新的蒙文译本。〔1〕根据魏弥贤的文献学考察，上述《恰克图条约》的蒙文本中恰恰出现了「中国」一词，只不过写作 dumdadu gürün，即表示「国家」的一词没有使用蒙古语中常见的 ulus，而是直接借用了满语中的 gurun 一词。具体用例如：中国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策凌（dumdadu gürün-ü tusalaγči jangjun jasaγ-un törö-yin giyünwang qošoi efu zering）、中国卡伦（dumdadu gürün-ü qaraγul）、中国之蒙古卡伦（dumdadu gürün-ü mongγol qaraγul）、南部归属中国（emüne-kibey-e dumdadu gürün-ü bolγaju）。〔2〕这些用例中，「中国之蒙古卡伦」直接反映出当时的清朝以中国自居，而将与俄国接壤的蒙古地区视作中国内部的一大行政区域，其在满文原本的对应形式则是 dulimbai gurun-i monggo karun。〔3〕故蒙古是中国之一部的表述在同一条约的满蒙文本中均无差异。相应地，清朝最高谈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署衔在条约的满文本中正式记作：中国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dulimbai gurun-i aisilara jiyanggiyūn jasak doro i giyūnwang hošoi efu）。上述在满蒙文本中同样完全一致的署衔意味着，策凌已经相当明晰地具备了清朝与中国相等同的意识。他这种将自己视作中国官员的认同观念，与随后署名的两位满洲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伯四格以及原《异域录》的作者兵部侍郎图理琛当无二致。

　　同样，两个月之后《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的满文本中，负有管辖蒙古北部边界以杜绝越境逃犯和盗窃事项之责的诸喀尔喀亲王，被特地表述成「中国边境地方的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亲王、丹津多尔济亲王」（dulimbai gurun-i jecen-i bade bisire tusiyetuhan wangjaldor jiwang danjindorji）。〔4〕因此，随着规划俄国与清属蒙古疆界的《恰克图条约》的陆续签署与生效，以后需要时时依照该条约正文和补充条款中的有关内容具体处理边界问题，并与俄方官员就相关事项展开交涉的喀尔喀蒙古王公上层，无疑会接触到条约中规定的蒙古属于中国之一部以及自己也身为中国大臣需效忠朝廷等政治观念。对此，至少以笔者目前所见，尚无史料表明在该条约生效以后，这些王公对于「中国意识」持阳奉阴违的抗拒立场。

中国内蒙古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1644~1911）

　　那么上述「中国意识」在喀尔喀蒙古以外的其他蒙古地区影响如何呢？清朝在嘉庆年间组织纂修完成的《理藩院则例》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线索。根据近年来的研究，理藩院是在此前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订本《蒙古律例》的基础上着手纂修《理藩院则例》，于嘉庆二十年（1815）底首先编完汉文本并开始刊刻样本，其对应的满文、蒙文本也在三年后刊刻样本。新修的《理藩院则例》较旧有的《蒙古律例》多出了与蒙古关系十分密切的《俄罗斯事例》和《西藏通例》。〔5〕其中《理藩院则例》卷63《俄罗斯事例》中恰恰就包含了《恰克图条约》关于具体地理划界情况补充条款中的若干内容。这在该书的满蒙文本中均有明确的体现。

　　那么上述「中国意识」在喀尔喀蒙古以外的其他蒙古地区影响如何呢？清朝在嘉庆年间组织纂修完成的《理藩院则例》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线索。根据近年来的研究，理藩院是在此前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订本《蒙古律例》的基础上着手纂修《理藩院则例》，于嘉庆二十年（1815）底首先编完汉文本并开始刊刻样本，其对应的满文、蒙文本也在三年后刊刻样本。新修的《理藩院则例》较旧有的《蒙古律例》多出了与蒙古关系十分密切的《俄罗斯事例》和《西藏通例》。〔5〕其中《理藩院则例》卷63《俄罗斯事例》中恰恰就包含了《恰克图条约》关于具体地理划界情况补充条款中的若干内容。这在该书的满蒙文本中均有明确的体现。因此，源于条约中的与中国有关的术语表述再次出现在满蒙文本的正文中，如「中国的卡伦鄂博」（dulimbai gurun-i karun／dumdadu ulus un obo）、「中国的蒙古卡伦」（dulimbai gurun-i monggo karun／dumdadu ulus un mongγol qaraγul）、「中国的办理俄罗斯事务的大臣们」（dulimbai gurun-i oros 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 ambasa／dumdadu ulus un oros un qereg-ijakiron sidkekü saitut）、「中国的理藩院」（dulimbai gurun-itulergigolobedasarajurgan／dumdadu ulus un γadaγadu monggol un töröji jasaqu yabudal un yamun）、「中国边境的……汗王」（dulimbai gurun-i jecen de……hanwang／dumdadu ulus un kijaγar tur……qanwang）等。〔6〕以上关于「中国」的蒙古语表述dumdaduulus，显然比更早从俄文本《恰克图条约》正文中转译过来的dumdadugürün更加符合蒙古人的语言习惯。

　　需要强调的是，以三种文字共同刊行的《理藩院则例》在随后的道光、光绪等朝还数次增删修订，发放范围也越来越广，颁发的对象逐渐囊括了内外蒙古各部的扎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正副盟长、协理台吉以及游牧理事司员等。〔7〕以此清朝等于中国，因而漠北—漠南蒙古隶属于中国的政治意识，自然在蒙古地区会有进一步的传播。故不仅1849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语辞典》将「中国」（dumdadu ulus）一词正式收录入辞书理所当然，而且1889年刊布的出自蒙古史家用藏语写就的《白莲花传》中也明确写到：虽然蒙古地区（Hor-Sog）在地理上与中国有别，但因为自古以来就处于中国君主的统辖下，因此它也可以视作中国之地的组成部分。〔8〕

　　清朝官方着力在蒙古地区推行「中国意识」的做法，也清晰地体现在乾隆皇帝在1763年为汉、满、蒙、藏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所作序文的蒙文译文中。该序文的汉文部分中有两处与作为地域名称的中国有关，一作「流通震旦」，一作「仍自中国译至藏地」；其对应的蒙文分别为dumdadu ulus-durtuγulqar-a irebei，dumdadu ulus-ača orčiγulju γarγaγad töböd oron-dur。〔9〕上述以dumdadu ulus对译「中国」的做法与明代以来蒙古人常常以kitad(-un)……ulus或nanggiyad(-un)……ulus来对译「中国」的固有做法，形成了鲜明反照，显然此时已经明确培育出中国意识的清朝不再希望蒙古人还以传统的「乞塔惕国」或「南家思国」的观念看待自己业已入主并且在官方场合下也频频自称的中国，故才设法以含义相当于「中央之国」的dumdad uulus来取代蒙古人称呼中国的旧有用语。同样，乾隆四十五年所立的御制四体合璧《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文中，与汉文「震旦」（中国）对应的满蒙文名称也作dulimbai gurun／dumdadu ulus。〔10〕

　　实际上，清朝政府期望在蒙古语中以dumdadu ulus取代kitad(-un)……ulus等的做法，在顺治年间由官方组织翻译完成的《元史》蒙文本中就已出现。《元史》卷1的汉文原文有成吉思汗亲口说的「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等语，其中的「中原」即被刻意翻译成dumdadu ulus。这被认为是清代蒙文文献中出现dumdadu ulus一词的开始，以后这一用语遂在官方文献中得到普遍使用。〔11〕而清朝方面鼓励推广的该名称，应该在与其关系密切的一部分蒙古上层王公贵族中得到了接受和认可，故有些蒙古作者也逐渐开始在著作中使用该词语。较早如达延汗的后裔罗密在1732—1735年间完成的《蒙古家谱》（Mongγol borjigid oboγ-un teüke）中，叙述顺治入关、明清易代的史实时即作「从顺治时期，即与中国联合并在其地统治执政」（-eyeber jasaγči-yin üye-eče dumdadu ulus-un qamtu. törün eyileged）。〔12〕此后，dumdadu ulus　这一名称还在1771年成书的《水晶数珠》（BolorErike）（作者为昭乌达盟巴林右翼旗协理台吉拉西明素克）、1817年成书的《黄金数珠》（AltanErike）（作者为阿巴哈纳尔左翼旗扎萨克贝子衮布旺济勒）等其他蒙古史籍中也屡有出现。〔13〕

　　需要补充的是，直到在最近宣读发表的一篇会议论文中，中见立夫仍然坚持认为，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完全缺乏「中国」概念，也不接受「中国意识」的「西北弦月」地带的人们来说，清朝决非最后的「中华帝国」；相反，当清朝末期开始向「中华帝国」转变时，他们就对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14〕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至少以蒙古地区而论，即使当地的统治上层不便对依据《恰克图条约》而来的《理藩院则例》中的「中国之蒙古」等用语公开向清廷提出异议，那么像罗密这样的王公贵族也会在自己用蒙文撰写的史书中暗地抵制官方鼓励采用的dumdadu ulus一语，而继续沿用明代以来在蒙古语中所流行的kitad(-un)……ulus等旧用法。可是，与中见立夫的判断恰恰相反，从dumdadu ulus一词逐渐被接受来看，至晚从18世纪开始，清朝致力于推动的「中国意识」显然在蒙古地区收到了某种成效，并未引起蒙古人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和不满。

中国新疆、中国西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1644~1911）

　　下面我们再看「中国」一词在其他藩部地区的用法。以清朝在完成新疆统一后对哈萨克汗国所颁发的满文文献来说，在1757年一件反映阿布赉汗向清朝表示愿意内附的满文档案中，清朝皇帝即被清楚地表述为「中国之主」（dulimba-i gurun i ejen）。另外在汉文本《平定准噶尔方略》中，乾隆帝论及哈萨克部前来臣服的内容中的「天朝声教」，其对应的满文则见于当时的《乾隆朝上谕档》中的dulimbai gurun i tacihiyan wen。〔15〕由此可见，汉文的「天朝」即等于满文的dulimbai gurun（中国）。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时从俄属中亚进入新疆的德国吐鲁番考察探险队在迪化滞留时，曾向清朝设在省城的镇迪中俄通商总局申请满汉双语护照，其中注明的考察队所欲前往的地点即分别用满汉双语表述为：dulimbai gurun turfankuca kašgar／中属吐鲁番库车喀什。〔16〕故在清朝完全统一新疆后，满语语境下的「中国」（dulimbai gurun）无疑也随之延及并覆盖了这一区域。清廷还试图寻找机会将这种「中国意识」灌输传入到藏地。仍然是在前述《首楞严经》乾隆序文的藏文译文中，有「五百年后，将于中国译出，然后于藏地流行」的内容，其中的「中国」一词对应的藏文再度被翻译成「中间之国」（yul dbus）而非藏语中指代中国（汉地）的传统名称rgya nag。这种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改译被认为是乾隆皇帝并不愿意他统治下的帝国仅仅被藏人看作是rgya nag，而更希望被当作名副其实的「中间之国」（yul dbus）。为此乾隆还特意在序言中，称上文为他的佛学老师章嘉活佛查阅「梵典」、得自于布敦大师的预言授记，以造成元代的布敦大师即已开始使用yul dbus（中国）一词的假象。〔17〕而以yul dbus对译「中土／中国」的现象，早在明朝永乐年间皇帝致噶玛巴派宗教领袖的诏书中即已出现。〔18〕总之，若以藏地而论，断言在清末之前，清朝皇帝并非以中国（yul dbus）君主的形象对其进行统治的说法，同样是难以成立的。

（本文摘自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参考文献：

　　〔1〕M. Weiers,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Burinsk vom Jahre 1727: Zur mandschurischen und den mongolischen Textfassungen des Sbornik,” in M. Weiers et al., eds.,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SS186-204. 需要说明的是，谈判签署 《恰克图条约》，实际上正是为了划分清朝属辖下的喀尔喀蒙古和当时已大半落入俄国控制下的布里雅特蒙古之间的地理界限，故为该条约另外准备蒙文本显得颇有必要。

　　〔2〕M. Weiers, “Der Russisch Chinesische Vertrag von Burinsk vom Jahre 1727: Zurmandschurischen und den mongolischen Textfassungen des Sbornik,” SS199-203；相关的俄文原本内容参见《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4页；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1－372页。按俄文原本中「中国」对应的原文是 Срединого империя（中部之国）等，参见《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4－5 页。

　　〔3〕该条约的满文原本内容，除了参看前引魏弥贤文外，还可参见野见山温：《キャフタ条约——特に满文条约文を中心とする明文批判的研究——》，《露清外交の研究》，东京：酒井书店，1977年，第 68－69 页。

　　〔4〕野见山温:《キャフタ条约——特に满文条约文を中心とする明文批判的研究——》，《露清外交の研究》，第 74－75 页。

　　〔5〕达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与 〈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6〕野见山温：《キャフタ条约と「理藩院则例」卷 63 「俄罗斯事例」との关系につぃて》，《露清外交の研究》，第 156－170 页。

　　〔7〕达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8〕Dharmatāla, Rosary of White Lotuses: Being the Clear Account of How the Precious Teaching of Bud-dha Appearedand Spread in the Great Hor Country, trans. and anno. P. Klafkowsk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7, p.37.

　　〔9〕柴冰：《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蒙、汉文本对勘及探析》，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45－447页。

　　〔10〕孙鹏浩、石岩刚、哈斯朝鲁：《御制四体合璧〈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章嘉国师、文本及多语体翻译》，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32－533页。相似的情况，还有乾隆晚期在北京黄寺内所立的三体诗体御制碑记中，震旦的满蒙对应名称则作dulimbai gurun／maqacina。参见 W.Bauer, “Zwei Mehrsprachige Gedichtinschriften Kaiser Ch’ing-Lung aus dem 'Gelben Tempel’ zu Peking,” in H. Franke, ed., Studia Sino-Altaica: Festschrift für Erich Haenischzum 80 Geburtsta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1, S27。

　　〔11〕乌兰：《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12〕W.Heissig, Die Familien-und Kirchengeschichts schreibung der Mongolen, Teil Ⅰ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59, S133. 美国学者艾鹜德据此认为罗密此书是蒙古文文献中使 用「dumdadu ulus」一名之始。参见 Ch. Atwood, Young Mongols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 1911-1931, vol.1, Leiden: Brill, 2002, p. 41.

　　〔13〕乌兰：《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

　　〔14〕中见立夫：《乾隆皇帝的「世界」、「地域」和「疆域」认识》，《「民族史视角下的国家、人群与地域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2013年，第 309－313 页。

　　〔15〕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边境へ》，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 年，第165、172页。唯小沼氏认为满文档案中的这类「中国」仅仅表示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并无历史上具有国名用法的「中国」之义。然而揆诸前引满蒙文史料中的类似用例，可知此种认识并不符合史实。

　　〔16〕C. Gumbrecht, “Chinese Passports for the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in D.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112－113.

　　〔17〕沈卫荣：《藏译 〈首楞严经〉对勘导论》，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5－86页。

　　〔18〕海瑟·噶尔美：《早期汉藏艺术》，熊文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42、179页。